“无论是在范围还是程度上，他（居鲁士）的成就远高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后者在公元前四世纪二十年代摧毁（阿契美尼德）帝国，但却未能提供任何稳定的替代（治理）方案。” —— 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 · 弗里曼（Charles P. Freeman, b. 1947）
In scope and extent his achievements [Cyrus] ranked far above that of the Macedonian king, Alexander, who was to demolish the [Achaemenid] empire in the 320s but fail to provide any stable alternative.
居鲁士大帝半身像 Bust of Cyrus the Great，17世纪，汉堡历史博物馆（Museum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西方历史上无可争议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然而在一些当代西方历史学家的眼中，他尚无法与居鲁士相提并论。大英博物馆古代波斯纪录片，以馆藏居鲁士圆筒（Cyrus Cylinder）为核心详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崛起、帝国统治的特点、与圣经和犹太人的关系以及阿姆河宝藏
历史人物的功过或许历史学家最有研究发言权，但居鲁士不仅活在历史的荣耀中，也活在当代。他被今天的伊朗人尊为“国父”。“大帝”是杀伐天下，“国父”是宽厚担当。两个头衔奠定了这位历史人物与众不同的基调。更令人觉得意外的是居鲁士的陵墓。一个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大国的皇帝，死后魂归一座孤独地矗立在无边旷野中的建筑，极致简洁，清新隽永。
居鲁士墓（Tomb of Cyrus the Great），公元前6世纪，伊朗法尔斯省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 Fars Province, Iran）
19世纪的英国旅行家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 1787-1821）称居鲁士的墓拥有“最正确的品味，是一座完美的希腊式墓”（of the correctest taste, a perfect Grecian sepulchral monument）；美国印欧语言学家杰克森（A. V. Williams Jackson, 1862-1937）觉得它“线条高贵，比例对称”（the nobility of its lines (and) the symmetry of its proportions）；前印度总督英国政治家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则写道“（它的）墙壁在暗淡的风景中闪闪发光，像一个白色的斑块）”（(its) walls which gleam like a white patch on a somber landscape）。
居鲁士墓由两种不同的元素组成：一个由6层台阶组成的高基座（plinth）和一个带有陡峭山墙屋顶的墓室（steep-pitched gable room）。整个建筑最初高达近 11 米，由巨大的方石砌筑而成（ashlar masonry），几乎没有装饰，营造出线条简洁与体积坚固相结合的整体效果。矩形基座由两个视觉上不同的部分组成；下面三个台阶每一层的高度大约为一米，而上面三个台阶每一层的高度约略大于半米。墓室的四个石层，以及山墙的三个石层，都与这种模式相呼应。由阶梯式底座上升到陡峭的尖屋顶形成的结构强大的向上垂直推力，通过这种重复的渐变石层序列得到加强。
墓室幸存的装饰性建筑细节仅限于门口（doorway）、檐口（cornice）和西北山墙（pediment）。门框由在门楣（lintel）末端外展的双饰带（fasciae）组成。八字形门楣以及其上方的双曲面反向造型（底部凹上凸），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具体追溯到被波斯征服的吕底亚爱奥尼亚（Lydo-Ionian）建筑传统。坟墓上唯一可能未用于定义结构组件的装饰元素是一个大的凸起的圆盘（disc）或圆花饰（rosette），它被雕刻在门口正上方的山墙中央。一般认为这也是来自西方的装饰元素。可惜这些细部目前也已漶漫。
与这些可能源自西方传统的细节相比，居鲁士墓整体的设计是独特的。带山墙屋顶的墓室结构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部，但那些墓室都是在地下。阶梯式的基座则让人想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伊朗最古老文明埃兰（Elam）的庙塔（ziggurat），比如恰高·占比尔（Chogha Zanbil），但这也只是概念形式，具体实施建造显然不同。
伊朗第一座世界遗产：恰高·占比尔（Chogha Zanbil）复原图建筑史学家可以从细节去追溯居鲁士墓设计的灵感来源，从而论证波斯帝国的多文化性；于普通观者而言，惊奇的大约是其光洁的外表与简约的造型。它还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基础隔震结构（base-isolated structure），使其能屹立两千五百年不倒，由内至外散发着一种坚实、从容的气质。
尤金 · 弗兰丁（Eugène Flandin , 1809-1889），19世纪法国东方学家、画家、考古学家、政治家，《帕萨尔加德居鲁士之墓》Ruines de Passargade, Tombeau dit de Cyrus，1840
伊斯兰教兴起后，许多被定为“异教”的建筑都难逃被毁的命运。居鲁士墓很长时间被当地人叫做“马德雷·苏莱曼之墓”（Tomb of Madre Suleiman），意为“所罗门之母墓”（所罗门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苏莱曼）或“哈里发苏莱曼之墓”（Sulayman ibn Abd al-Malik, c. 675-717），直到十九世纪早期，才被英国作家、外交官莫里尔（James Justinian Morier, 1782-1849）根据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 of Nicomedia, c. 86-160）的著述确认为居鲁士之墓。居鲁士墓早已没有任何铭文，这也是造成它长期被误读的原因之一。据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时也曾经造访过居鲁士墓，上有铭文，一种解读为：“路人，我是居鲁士。我给了波斯人一个帝国。我是亚洲的国王。因此不要怨恨我这座纪念碑。”（Passer-by, I am Cyrus, who gave the Persians an empire, and was king of Asia. Grudge me not therefore this monument.）居鲁士墓在名字上的历史错位也许是波斯人不得已而为之，最终却保护了伊朗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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