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咧嗝是一个人的口头禅。 在四十年以前，这个人经常讲话，每次讲话的开头就是：咧嗝…… 在我们大队，咧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我们村最重要的人物是大队书记华元，每次开大会首先是华员讲话。华员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突然想起咧嗝来了。咧嗝舔了舔焦渴的嘴唇，一种深思熟虑的声音慢悠悠地出现社员们的头顶上，仿佛睡醒了的鸽子从飞出了巢穴。 咧嗝……咧嗝……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咧嗝在我们大队至少讲了二十九年的话，他的所有讲话都被社员们遗忘了，大家只记得他的口头禅。他的所有讲话都不是他的，他只发明了一个词：咧嗝。若干以后，社员们的身份已经转换为包产到户的农民了，大家惊讶地发现，咧嗝在村里人心中的地位已经不知不觉超越华员了。与咧嗝一样，华员也在大队讲了二十九年的讲话，华员的每次讲话大家都记得，而且，大家还要按照华员的要求去做，咧嗝的讲话呢，大家只是听一听，乐一乐，立马就忘了。若干年以后，大队变成村了，包产到户的农民每天都在忙自己的活儿，不需要华员讲话了，华员只好退下来，大家很快很快把华员给忘了。反倒是这个时候，大家还会想起咧嗝，想起咧嗝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就是：咧嗝…… 包产到户的最初两年过去了，个体劳动的农民尝到了甜头，温饱问题解决了，偶尔会带着惬意的心情追忆过去的集体生产方式——毕竟那是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活。咧嗝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半百老头，华员则干脆变成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华员的耳朵聋了一只，上牙巴脱光了，完全换了假牙。在路上遇到华员，大家打招呼，华员得费力把听得见的那一只耳朵转过来。等华员转过身来，打招呼的人还必须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久而久之，华员觉得麻烦，大家也觉得不便。于是，华员干脆不说话了，他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早一点儿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 相比之下，咧嗝不是这样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咧嗝知道自己不被大家当一回事，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轻视和疏忽，早已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心态。田边地角，咧嗝戴着草帽，老老实实地锄草看稻田里的水，有人打招呼来了：咧嗝。咧嗝抬起头，先送上一副笑脸，一只手赶紧在衣兜里掏土烟和打火机了。 在大队，咧嗝从来就不是一个让社员们讨厌的角色，他文化水平低，靠扫盲班的帮助，勉强能认得几个字，便因为出身贫农在大队担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几十年来，咧嗝也没占集体什么便宜，他不过就是生了九个子女，生产队结算的时候，年年超支。社员们对咧嗝最大的意见就是公元一九六零年他生了第一个孩子。那一年，全大队总共只生了三个小孩，咧嗝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也怨不得咧嗝，他刚好那一年结婚，合理合法，天经地义。老子说，福兮祸所伏，咧嗝的职务还给他带来了一个横祸。那是七十年代末期，包产到户的前两年，社员们都知道了四个现代化的含义，公社从外面买了一台柴油机引擎的稻谷脱粒机，书记鼓励生产队大胆使用这个农业机械化的新事物。在咧嗝的帮助下，我们生产队率先获得了稻谷脱粒机的使用权。为此，咧嗝的大儿子专程到公社农技站去观摩培训了好几天。 传统的稻谷脱粒方法是使用牛拉石头碾子碾压或者社员把绊桶扛到稻田里用人力脱粒，这些方法就是工作效率极低，拉碾子的牛老爱发脾气，深更半夜的时候，牛累了，犟在稻草堆里，老社员拿着篾条抽打在牛的脊背和屁股上发出响亮的声音。有时候，牛突然怔那么一下子，赶牛的人连声喊“糟啦”“糟啦”，双手去抓稻草也来不及了，牛敞开后腿，尾巴猛地一甩，呼啦啦拉屎拉尿了。这就是牛拉碾子碾谷子的麻烦，有了柴油脱粒机，所有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 半下午，四个大汉从公社抬来了那个神秘的玩意儿。咧嗝的大儿子穿着红色的背心，忙碌到天黑，方才把脱粒机安放好了。咧嗝的老婆提着马灯守在脱粒机旁边，唯恐有人搞破坏。社员们把稻穗收割回来了，在生产队的晒坝上，堆放着垛成了小山丘的稻穗。咧嗝的大儿子身子一闪一闪，他弯下腰，把扳手放进柴油发动机的启动处，疯狂地旋转，柴油机像个感冒咳嗽的老人，兔兔兔兔地响起来，只见宽阔的帆布带驱动之下，脱粒机也跟着发疯地转动，社员们纷纷站起来，晒坝上一片欢呼声。 现代化的一部分终于来到了穷乡僻壤，虽然柴油机散发的刺激味让一部分妇女哇哇呕吐，但大家想象着以后还有柴油拖拉机和机耕道，便纷纷靠近脱粒机，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机器是怎么把谷粒和稻草给分离了的。咧嗝的大儿子给人们示范怎样把稻穗放进机器的漏斗，然后，一阵劈劈啪啪的响声，光溜溜的稻草萎靡不振地跌落在地上。金黄的谷粒像沙丘一样隆起，咧嗝的大儿子偶尔伸出汗毛浓密的长腿一扫，那沙丘便坍塌得一地了。咧嗝的大儿子教会了两个徒弟，他便脱身去洗澡了。咧嗝的老婆拧着马灯，半步也不离开脱粒机。社员们的兴趣渐渐散了，孩子们却聚集起来了。几十双小眼睛盯着脱粒机下面的风轮扇，只见那些叶片快速转动形成了银白色的一个圆轮，像一把滚动的刀子，偶尔一截稻草落在上面，只听得嚓的一声，稻草就断了。金黄色的谷粒又像沙丘一样隆起了，咧嗝的老婆舍不得破坏它的形状，也不允许别人碰那个玩意儿。每当有稻草跌落，咧嗝的老婆一定弯腰去把稻草拈了。 也许是一心二用，也许是马灯光线昏暗，咧嗝的老婆突然发出一声惨叫，那声音惊醒了所有的社员，所有的孩子都意识到了那快速旋转的风轮扇惹祸了。事实如此，咧嗝的老婆有一截手指被那风轮扇叶子搅断了。
现代化的道路如此坎坷，单是一部柴油脱粒机就给社员们留下了巨大的阴影。那个时候，我们生产队没有电灯，没有机耕道，没有拖拉机，连柴油的气味也十分稀罕。现代化之一的机械化是社员们难以适应的，大家不知道机器最厉害的就是速度。对速度的无知，让咧嗝的老婆付出了一根手指头的代价。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员们见了机器之类的事物都脸色陡变，比见了毒蛇猛兽还恐惧。农业生产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时间消耗运动，当农民就是不要把时间当一回事。一粒种子下了地，发芽，生根，开花，结籽，少说也是三个月。在这个时期，社员的劳动行为是有限的，甚至是极为被动的。在我们村里生活的人，首先要拒绝那些与速度相关的事物，比如闪电和流水，比如旷野一只奔跑的野兔，比如阴冷的石头缝隙钻出一条绳子似的毒蛇。这些不是农村生活的必备内容，农村人必须适应单调乏味的劳动，比如连续十天在毒日下锄草，从早到晚的时间在一块地里摘豆子，冒着风雨在四月的水田插秧，顶着晴空在七月龟裂的土地上收割稻穗，突然，一场雷电和暴雨降临，劳动者也不需要速度，只需要忍耐，等天晴了，继续收割。
与我的父辈一样，咧嗝是标准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培养出来的耐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惰性和懒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咧嗝的九个子女倾巢而出，散布在全国各地。这时候，咧嗝觉得自己被这个社会彻底抛弃了。农村的打工仔春节回来呆几天，有时候不回来，象征性地寄点儿钱或东西，咧嗝极度失落地坐在家门口叹息。村里留下来的人渐渐老了，连与他开玩笑的精力都没有了。咧嗝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众多的子女每年给他的纳贡足够他的日常生活了。咧嗝多年不参加农业生产，他对外部的世界有诸多的不解。每逢外面的人回到村里，咧嗝一定攀谈和追问很多他不知道的事物，他守着收音机和电视机获得的那些知识给了他足够的谈话资料和欲望。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大家是害怕咧嗝的。在我们四五岁的时候，我们蹒跚着脚步，躲在茂密的麦穗丛或禾苗地里偷食胡豆和豌豆。在我们皆大欢喜的时刻，冷不防冲来一个凶猛的动物，他拎着我们的衣领，硬生生把我们放在路中间。咧嗝皮笑肉不笑地望着我们，好像是猫抓住了老鼠那种得意的表情。咧嗝一咧嘴，立刻露出白生生的两排牙齿。咧嗝问，小鬼，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还用问吗，大名鼎鼎的咧嗝嘛。我们在肚子里冷笑，咧嗝当然明白。他很不客气地伸手在我们衣服里摸来摸去，我们以为他要挠痒痒，便想笑。咧嗝的手不客气地摸到了我的腹部，还狠狠地摁了几下，把我摁痛了。咧嗝笑道，肚子里有没有蛔虫？咧嗝东摸西摸，我倒是觉得肚子的蛔虫在蠢蠢欲动了。咧嗝绕了几个大圈子，最终把我们衣服里的赃物拿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咧嗝的手掌特别宽大，上面排列着嫩胡豆和嫩豌豆，那是我们辛苦剥出的，还没来得及消化。咧嗝严肃地告诫我们，集体的财产，不能偷。我们唯恐咧嗝把事情告诉了父母，惴惴不安过了好些日子，安然无恙，以为咧嗝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于是，在一个黄昏，在咧嗝必经之路，我们躲在坡上的丛林中，等咧嗝走得比较远的时候，冷不防撒一把沙，却没袭击到咧嗝，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走着。我们便换了一种声音叫道，咧嗝……咧嗝仿佛觉察到了什么，他站住了，想听清楚，我们却不再给他机会——我们换了斑鸠的声音，咕咕咕，咕咕咕……
咧嗝的寿年有些高，他大概活了八十几岁。他的晚年非常孤独，他的老婆在丢失了一截手指头之后的五十年，终于把身体彻底弄丢了。他一个人生活在生产队晒坝的位置，他在那里修了三间砖房子，子女全部在外面打工，里里外外都是空的。
一个夏天的中午，咧嗝在灶门前烧火煮稀饭，估计是火钳掉了，他歪着身子去抓，一下子扑了空，人倒地而亡。大约是一天以后，才被外人发现。
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曾多次私下探讨过咧嗝的口头禅，何以是咧嗝这个词呢？也许，限于文化和知识的匮乏，咧嗝是想表达“这个……”的意思，但直接说出来，太没水平了，于是，他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属于他个人的词语。也有人说，咧嗝是在模仿县里的一位大干部讲话，人家说了个“咧嗝……”，他便搬到村里来大张旗鼓地使用，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追问。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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