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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美,日常之光

 亦凡亦俗 2021-11-19

张莉


《人生有所思》是专门面向青少年的散文集,收录了从鲁迅、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萧红到汪曾祺、孙犁、铁凝、史铁生、李敬泽、毕飞宇、刘亮程、周晓枫、李修文、李娟等人的优秀散文作品,其中多篇已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或补充阅读教材里。之所以有这个编纂计划,原因在于我对某年高考满分作文的关注——与其参与讨论“是不是应该得满分”,不如去建设好散文的认知标准,因为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学审美眼光。


这一选本的特点在于众声喧哗,丰富多样,所收录的散文风趣、鲜活,生动,语言典雅洗练,有利于培养青年一代的语感。希望青少年朋友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认识到,好散文绝非千篇一律、千人一腔;好散文有它的温度和丰富,好散文有它的锐利和锋芒。非常期待的是,更多的读者从这本书里认识到,好散文原来是这样的,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中学时代提到散文,我们通常会说到记叙文、抒情文以及议论文,这是最为基础和简单的分类。而无论是记叙、抒情还是议论,说到底也都与“我”有关,散文所写的是“我”之所见,“我”之所感和“我”之所想。判断一篇散文是否优秀,在于写作者能否真正地将“我”之所见、“我”之所感、“我”之所想变成“我们”之所见、“我们”之所感和“我们”之所想——换言之,好散文的魅力在于能引起我们长久的共鸣。


为阅读方便,我将这些散文分为三部分:“有物”“有情”“有思”。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三个题目都强调“有”。“有”与“无”相对——无论我们写的是一个人、一件事还是一个道理,它都要从“有”出发,这个“有”,有时可以是物,有时可以是人,有时可以是一个场景,总之“有”是“实在”而非“虚空”。


谁能忘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这是鲁迅《朝花夕拾》中的一篇,也是现代散文的名篇,直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背里面的经典段落:“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壁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每个句子里都有动物或植物,那都是我们寻常所见之物,而正是对它们细致的观察和描摹,才构成了百草园的生趣。《济南的冬天》中,老舍将那种温暖用拟人方式表达:“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小摇篮”的比喻对应的是济南的地理位置,既写出济南冬天的特点,也写了这里的冬天何以不结冰缘由。


声音是多么难以表达,阿来选择了非常具象的方式。一大早,“声音响起来了”:老马的声音、镇长的声音、旧皮鞋的声音、羊叫的声音、许多门开启的声音。更多的声音传过来,越来越杂乱,男女的调笑声、收音机的音乐声、家畜们的鸣叫声、鱼贩的声音、菜贩的声音等等。随着这些声音的进来,我们知道作家因为生病在一个镇子里滞留了三天,三天来,作家通过这些声音熟悉了草原上的小镇,而此后每次路过相似镇子,那些聲音就会响起来,声音成为他的深刻记忆。


李敬泽《壶碎》关于宜兴壶的曲折流转。被买走的壶见证了人的风光、人的寥落,虽然藏壶者心有不平,但一切之于造壶者都是浮云。在顾景舟大师那里,壶只是壶本身,他平静的脸庞让人心中涌起万千感慨。毕飞宇的《蚕豆》里,带着热气的蚕豆温暖着一个少年的心,所有的情感都落实在了那家常之物上,而那炒蚕豆的奶奶又是多么让人怀念。周晓枫的《雨后》书写的是普泛意义上的雨后风景,雨点燃了作家的触觉、思考、情感和她对世界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了许多个大雨过后的“风景”。


那些习焉不察的日常之物在作家笔下变得神采奕奕。人生中的瞬间、那些人生片段,仿佛记忆墙壁上的钉子……借由作家的悬挂,便永远悬挂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了——物怎么可能只是物呢,代表着我们的所见、所想、所念,红豆不只是红豆,明月不只是明月,炊烟也不只是炊烟……它们是它们自身但又不只是它们自身,借由作家们的书写,它们还变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们生活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使我们的生活迅捷、便利,但有时候也可能会侵蚀我们的感受力。今天的我们多么迷恋线上交流——我们宁可在手机里和人谈情说爱,也想不起给身边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


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身边事物的细微感受力正在被手机绑架。是的,在一个机器、智能机器人和大数据占重要地位的时代里,人显得如此笨拙。可是,人之所以是人,是在于他/她有思考、有情感,就在于他/她脆弱、痛楚、羞怯而非无坚不摧——今天,无论是不是写作者,保持对外在世界的敏感性与疼痛感都很有必要,人之所以为人,就要感受属于人的那些笨拙、羞怯、不安以及痛苦。


“有情”部分中,我选择了朱自清的《背影》。这是写于1925年的作品,儿子以前总是嫌父亲不够聪明,但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的愚蠢。作品朴素、平实,洗尽铅华。朱自清使“背影”成了汉语里最迷人也最牵肠挂肚的意象。《好时光悄悄溜走》写于九十年代,迟子建写的也是父亲。与朱自清不同,迟子建怀念父亲的文字里,写了庭院、花草、菜地、山上郁郁葱葱的植物和鲜活可爱的动物,当然,也有正值壮年的父亲和母亲。孩子长大了,但父亲逝去了,“我望着雨中的母亲,忽然觉得时光是如此可怕,时光把父亲带到了一个永远无法再回来的地方,时光将母亲孤零零地抛到了岸边。那一刻我就想,生活永远不会圆满的。但是,曾拥有过圆满,有过,不就足够了吗?”迟子建将记忆中永远健壮和富有温情的父母刻在了文字里。


汪曾祺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的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写下沈从文生活的点滴:他爱用的词是“耐烦”,他不大用稿纸写作,他喜欢搜集器物,尤其是那些被人丢弃的器物,比如“漆盒”。他穿衣服不讲究,喜欢吃“慈姑”和“猪头肉”……汪曾祺谈天般记下沈从文的日常生活,形象而鲜活,他也写到沈从文的丧事,“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笔触节制而细微,结尾尤其令人难忘:“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王安忆的《比邻而居》写的是邻居。她对邻居生活的理解来自味道——葱油味花椒大料,草药气息,鸡汤羊肉汤韭菜辣香,咖啡味道以及艾草的熏烟……作家从味道感知邻人的日常,那不只是他们的生活味道,也是我们的。李修文的《长安陌上无穷树》里则写了两个萍水相逢之人的别离,生离与死别都在医院病房的方寸空间里,那位背不出诗句的白血病孩子,那位离大限之期不远的老师,在不断诵读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千年以来的人与人之间贴心贴肉的情谊。


这是有情之人写下的有情之文。写下身边人生活和身边人的日常性,写下人本身的朴素和自然,也写下人本身的有趣和烟火气。因为来自本心,因为来自体悟,更因为真情实意,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长久引发人共情。


如果这个人让你念念难忘,为什么不写下来呢;如果你对此人此事此物完全无感,完全不动情,为什么要写呢?只有对他人有深情的人,才会真切记下所交往的点滴。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下某个人、某件事时,也在交付给读者他的情感。真正的好散文是一种神奇的连接,它最终使我们和亲人,使我们和萍水相逢的人,形成坚固的情感共同体。



这是大数据时代。如果我们在电脑里搜索过“牙齿”,那么一连数天,我们的电脑便会自动送来无数关于牙齿和牙齿美容的广告。大数据在想方设法让我们活得舒服,无须我们挑选和思考。无论是否愿意,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被精准投喂的目标人群。在大学课堂里,我常跟年轻一代讨论的问题是,都说“爽文”最受欢迎,那么“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吗,被“爽”到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终极追求吗?而如果“爽”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我们也不想成为被精准投喂的人群,我们又该怎样挣脱?


选择用鲁迅的《<呐喊>自序》做“有思”部分第一篇,当然首先是因为鲁迅是新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家,同时也因为这篇《<呐喊>自序》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那位出入于当铺和药店的少年,渴望的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日本课堂的幻灯片里,他看到围观的人群,认识到文学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的思考痛切、清醒,让人多次想到今年年初热映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正是从一百年前开始,一个民族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呐喊”。


茅盾的《月亮》写于1934年中秋后,对于人们以为月亮所带来的柔情,作为革命者的作家却另有思考:“也许我们中国古代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确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镀金的学说》中,萧红写的是伯伯,在她童年时,“他说起话有洪亮的声音,并且他什么时候讲话总關于正理,至少那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千真万对的。”但是,越成长,越怀疑伯伯的话,因为一讲到“我”上学的事,“伯父微笑了:'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伯父逐渐变成“严凉的石块”,甚至对于与他谈过恋爱的女人也很无情……什么是“镀金的学说”,作品里没有明确说,但却是可以被感知的,“镀金的学说”是陈旧思想,也是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


《三八节有感》是丁玲的著名散文,关于女性如何独立生活、如何自我完善。首先,她不把女人当作“永远引领我们上升的伟大女性”,而把女人当作人:“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因此,女人首先要自强:“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无论茅盾、萧红还是丁玲,他们都写下的是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是写给十八岁妹妹的信,他对读书、做人深有见地:“夜读《西游记》,悟出'取经唯诚,伏怪以力,不觉怀多感激,临风而叹息。”作家对于读书的理解多么令人感喟:“任何一个大家,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你要在读他的作品时,就将他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则是关于地坛的思考。母亲在地坛里悄悄跟随患病瘫痪的儿子,渴望他慢慢振作起来,后来母亲病逝了。——《我与地坛》里写着一个人对于生命的领悟,关于活着和死去,关于相见和别离。最终,推着轮椅的儿子在园子里成长,这园子既小又大,他逐渐领受这个世界的诸多秘密:“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作家们的思考锐利而有锋芒,令人深受启发。当然,无论有怎样令人顿悟的看法,都来自作家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和重要理解。也就是说,这里的“所思”,都来自生活本身。一切都依凭的是“我”的独立思考。一切由“我”而起,“我”是容器,“我”是感知,“我”是视角,“我”是方法,只有如此,才能做到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合众嚣,独具我见”。



之所以把《人生有所思》里的散文分为三部分,目的在于阅读和讨论的方便,但分类只是权宜。在每一部作品里,其实我们都会看到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挚,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好的散文都会内在地将“有物”“有情”“有思”结合在一起。而作家们的语言,虽然风格各异,却也都摆脱了旧有的陈词滥调,平实、质朴、鲜活、动人。


是的,要摆脱陈词滥调。白话文运动强调“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是希冀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真实的喜怒悲欢,而反对将感受封闭在同一个语言风格的套子里、模式里。以往的作文辅导班里,常常要求同学们去背诵作文模板、背诵好词好句,认为那是写作文的捷径,那显然是一种误导,那些模板是在套用别人的词语、别人的经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所谓修辞立其诚,指的是写作者要表达对世界最诚挚的认知而不能借用矫揉造作的滤镜。


忽然想到敦煌莫高窟。窟里的许多塑像和壁画美不胜收,那些历经岁月的佛像和壁画,栩栩如生。尤其记得第159窟,那是中唐时的作品,菩萨的面像上有种美好的圣洁感。即使年代久远,依然能感受到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也想到背后的画师们。想到他们画下这些佛像的虔诚与真挚,而那一笔一画,不是来自空蹈的想象而是来自对生活中普通人情感、喜怒哀乐的观察、体察和表现,正是一切从日常而来,才有了那两尊穿越时光的、卓有生命力的活像。


艺术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最迷人的写作从不来自“远方”和“高处”,而只来自“切近”和“体悟”。真正优秀的散文既能写出切近日常生活的质感,也能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幽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迷人的散文之美在于写出我们的日常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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