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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主张自然放任，无为而治。 作者认为，仁义礼乐之类，是残害人类自然天性的罪魁祸首，原始时代的纯朴无识才是人的本性，应当恢复人的这种本性。 这种观点带有复古倒退的色彩，但也含有反对人为礼教，崇尚自由天性的精神。 （分节导读：此节以伯乐驯马来喻圣人“弃道德用仁义”的危害：一损害了人民的天性，二造成天下的混乱。伯乐自以为善驯马，但对马而言，伯乐的“驯”却是不幸的源头。人民本来悠然自得，圣人出现后，制定出繁琐的规则，伤害了人民纯真的本性。马未被伯乐所治时，发起怒来至多彼此践踏，被伯乐治后，为反抗驾驭便开始使用诡计。人本来“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居”，圣人推行仁义后，便开始以智巧谋求私利，致使天下大乱。） 马的蹄子可以践踏霜雪，皮毛能够抵御风寒，吃草喝水，撂蹶子撒欢，这才是马的真性情。 纵使有高台大殿，对马来说也毫无用处。 到了伯乐出现，说：“我善于调教马。” 于是他给马打烙印，给马剪鬃毛，给马钉铁掌，给马上笼头，再套上络头和绊索，关在槽枥棚厩之间，结果先把马折腾死了十分之二三。 还要饿它们，渴它们，让它们驱驰奔跑，让它们行进整齐，步伐一致。 前面是马嚼子、马铃铛的困扰，后面有马鞭、马策的威胁，这样一来，马已死去大半了。 陶工说：“我会捏制陶土。圆的合于圆规，方的中于矩尺。” 木工也说：“我善于削木头。弯木如钩，直木似绳。” 那些陶土和木头的本性，难道是要符合规矩和钩绳这些工具的标准吗？ 然而，世世代代的人都说：“伯乐善于调教马，陶工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头”，这也是治理天下者所犯的过错呀。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 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不变的本能和天性，他们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儿偏私，这就叫做任其自然。 所以在道德昌盛的上古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 在那个时代，山间没有开凿大大小小的道路，湖泊河流之上也没有舟船和桥梁。 人与万物合群而生，住处相互连接，没有分界，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顺性滋长。 因此，人可以牵引禽兽到处漫游，也可爬到树上窥视鸟鹊之巢。 在那至德之世，人与禽兽住在一起，人群与万物浑然不分，哪里知道什么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 人与无知之物一样，他的本性就不会离失。 人同无欲之物一样，即为他的自然素质。 自然素质不变即保持了人的本性。 等到世上出了圣人，勉为其难地去倡导所谓仁，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义，于是天下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 放纵无度地追求逸乐的曲章，繁杂琐碎地制定礼仪和法度，于是天下开始分离了。 所以，天然的木料不被剖开，谁能作成牺尊之类酒器！ 白玉不被毁坏，谁能作成珪璋之类玉器！ 大道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呢！ 自然本性不离失，哪里用得着礼乐呢！ 五色不相混相间，谁能制出美丽的图案花纹！ 五声不打乱重组，谁能制出与六律相应的乐曲！ 毁坏天然木料用以造成器具，是工匠的罪过。 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这样一来，马就懂得斜视御者不肯前行，屈曲头颈抵抗马轭的限制，抵撞车子篷幔，狡猾地吐掉口勒，偷偷脱掉缰绳。 所以马的机智而形成与人对抗的动作，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啊！ 上古赫胥氏的时代，百姓安居却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 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来匡正天下百姓的形象，用仁义作标榜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智力，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而不可制止。 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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