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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天地对于万物无所谓人间的爱与憎、亲与疏、仁与不仁。 万物按春夏秋冬自然而然、于雨露霜雪自生自灭。 天地犹如一只嘘吸不已的大风箱，虚静而使万物按自身规律产生与发展。 由自然说到社会，老子认为圣人君子也应持有这种虚静中正之道，不必对人对事多作肯定或否定，这样才能相安无事。 本章被西汉河上公题为“虚用”，即老子将天道“无为”喻用到人道“无为”。 老子认为，天地是一个自然的客观实在，只具物理性，不具思想性(亲疏、爱憎、仁与不仁)。 这就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 对此三国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西汉严遵《老子指归》也说：“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顺宁。阴阳交通，和气流行，泊然无为，万物生焉。” 因为天地无所偏私、无所偏倚，所以天地万物并生并存，大树小草各得其所，故北宋苏辙认为，“天地不仁”实际上是“天地大仁”(《老子解》)。 然而就是这种“天地不仁”观点，在当时并非为大家认同，相反人们喜欢的是将天地自然中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一切，均看成具有像人那样的意志、思想和目的。 这种将人自身的意愿投射到天地自然万物中的做法(将自然拟人化)，直接导致古代的天之仁爱、喜怒哀乐的说法，如《墨子·天志》说：“天之爱民之厚有矣，霣(陨)降霜雪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 又如《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所说：“天无喜气，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何以清而秋就杀？天无乐气，何以疏阳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何以激阴而冬闭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 大概是有了这些，所以也就有了以后的谶纬灾异说，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种喜欢将自然拟人化(天之仁爱)的做法，实际上是社会亲(疏)爱(憎)之仁的反映。 在这里，与其说人喜欢将“仁”赋予天地自然，不如说人喜欢施“仁”于人类社会。 孔子的仁爱学说经久不衰就说明这点。 然而有“亲”必有“疏”，有“爱”必有“憎”，即使是“仁者”，也不可能施仁授爱于普天之下。 对此王弼在此章中注说：“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 这样一来，相比天地不仁(无所偏私无所偏倚)来说，大树小草各得其所这样的情景就会消失，“造立施化”于“小草”，那么“大树”也得砍也得伐，“造立施化”于“夏虫”，那么“夏虫”也必定能语“冬冰”，所以社会一旦施“仁”、授“爱”，必然是“物失其真”。 同样，如鲁哀公“有恩有为”于“儒衣”，这举国上下必定“皆着儒衣”，这犹如“断鹤续凫”一样，使多样性之“物不具存”，也不“备载”。 所以由天地自然、无所偏倚，使万物并生并存而提出社会也得这样：圣人无所偏私，才能相安无事。 与人之喜欢将自然拟人化相辅相成的是，人同样喜欢将人拟物化，如《世说新语·赏誉》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山涛如璞玉浑金，和峤森森如千丈松，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 这种人之物化成什么的赏誉实际上是流行的人物品藻(评)。 如同社会施仁必有亲疏爱憎一样，这人物的品评也必有优劣善恶之规定。 在这里同样须明白的是，对天地作“仁与不仁”的赋予，这天地实际上是不会作出必然的反应和报复的，而一旦对人物作优劣善恶之品评却会必然带来反应，乃至后果的。 如同一阶层品评人物之优劣善恶就会引起反目、不和与争斗，而下层人物品评上层人物之优劣善恶，则又可能引起像东汉末年那样的党锢之祸，反之上层人物品评下层人物之优劣好坏，则又可能误导方向、毁人一生。 鉴于此，老子说道：“多言数穷”，也即河上公注说的：“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 又鉴于天地无为(不仁)，万物自然，老子又说道：“不如守中”，即无所偏倚，对事物不作明确的肯定或否定，守中正虚静之道。 这种守中正虚静之道，犹如魏晋名士司马徽对事对物对人不作具体品评皆言“佳”一样，于下层人物来说，可以与人平安相处，免却祸害，于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可无为而治，无“尚举”之负面，社会也就能相安无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无所偏倚的守中之道，老子还用橐籥(风箱)比喻说：这橐(壳、囊)，为函以周罩于外(如天地)。这籥(管)，为辖以鼓扇于内。而这“籥”只有保持一嘘一吸平衡(守中)运动，才能化生不竭，万物才得以并生并存，生灭自然。如置“籥”偏倚于一处，停当于一时，这嘘吸平衡就会终止，化生穷竭则万物不能并生并存。 由此喻用到“人道”，人也必须心思至虚至中、不偏倚于一处一时，这样就能应对自如，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这就是老子的“橐籥”(风箱)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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