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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撰写此书的观念，金履祥在《通鉴前编序》中称：“朱子曰：'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纪，以具事之始末。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大事，则又采合而别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滕》诸篇，或更数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 金履祥引用朱子的观点，认为《尚书》和《春秋》虽是经，但同时也是史，而金履祥以此观点来区分了《春秋》和《尚书》在撰写体例上的不同。然而对于上古时的记载，各种史书有很多不正确之处，所以金履祥在序中又称：“《竹书纪年》载三代以来事迹，然诡诞不经，今亦不可尽见。《史记·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岁，以上则无记焉。历世浸远，其事往往杂见于他书，靡适折衷。邵子《皇极经世》独纪尧以来，起甲辰，为编年历。胡氏《皇王大纪》亦纪甲辰以下之年。广汉张氏因《经世》之年，颇附以事。顿胡过于详，而张失之简。” 金履祥对上古时的记载作了一番梳理，而后说明他撰写《通鉴前编》的重要性：“今本之以史、子传纪，附之以经，翼之以诸家之论，且考其系年之故，解其辞事，辨其疑误，如东莱吕氏《大事纪》而不敢尽仿其例，起帝尧元载，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资治通鉴》，名曰《通鉴前编》。昔司马公编辑《通鉴》，先为《长编》。盖《长编》不嫌于详，而《通鉴》则取其要也。后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删之以为《通鉴前纪》亦区区之所望也。” 看来金履祥所撰上古史就是要将《资治通鉴》之前的一段历史说清楚，就观念而言，他与刘恕所想相同，只是他觉得刘恕所引之文不本于经典，而金履祥要用经典来记载和解释历史。柳贯所作《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亦载有此事：“司马文正之作《资治通鉴》，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书孙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既谬于圣人，不足传信。而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之所定，固野而杂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鲁，圣人笔削亦何由而见？况左氏所妃，或阙或诬，凡若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繫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于《资治通鉴》，勒篇一书，名曰《通鉴前编》，凡十有八卷，《举要》二卷。” 金履祥写完此书后将其传授给弟子许谦，并且他对该书有如下阐述：“既成，以授门人许镰，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圆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迄无编年之书，则是编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题其编，有曰：'荀悦《汉纪》《申鉴》之书，志在献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续经之作，疾病而闻江都之变，泫然流涕曰：'生民厥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啓尧舜之运，而吾不兴焉，则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典知之。”（柳贯《行状》） 对于金履祥的这部《通鉴前编》，张煦侯所著《通鉴学》将其列在了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而《通鉴前编》属于后继，张煦侯在本书中引用了《元史·本传》中的那段话后，写出了如下按语： 仁山陋道原之好奇而采事多滥，奋起改纂，诚属有为而作，而观所系年代，乃用邵氏术数家推定之历，大非史家矜慎求真之意。以视道原于共和以前因众说不同，不敢穿凿，统称《疑年》，孰为得失，殆夫人而可决矣。且以圣人笔削者为真，则置重笔削，务存褒贬，不免援经入史。史尚客观，岂其然乎？仁山既本《春秋》笔削之意以修史，其弟子金华许谦，遂著《治忽几微》一书，起太皡氏，而绝笔于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之一语。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故附于续经书孔子卒之义。其规仿经传而迂谬可笑如是，仁山之教也。故踵纂《通鉴》而大失温公之意者，自金履祥始。 张煦侯首先分析了金履祥的撰写方式，其诟病于金履祥不敢疑经，这种援经入史的撰写方式显然难使该书客观。他的弟子许谦也曾仿照《通鉴前编》体例写过一部《治忽几微》，此书的毛病亦如其师的作品。所以张煦侯感叹说，在金履祥之后有多人撰写续《资治通鉴》的相关著述，但既然是续作就应当本着司马光的撰写观念，然续书与本书观念不同，这不符合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本意。张煦侯在文中又批评道：“即以史料言之，刘恕诚好奇矣，而金氏此书，于周昭王二十二年书释氏生，好奇亦不减于恕。《四库提要》揭举此条，真可谓以矛刺盾，仁山其何辞乎？其《举要》三卷，后序谓'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有此作。” 张煦侯认为刘恕所撰《通鉴外纪》确实有金履祥所说的毛病，那就是过多的引用野史的资料，然而金履祥在指责刘恕此毛病的同时，他的《通鉴前编》也有着同样的毛病在。 张煦侯的观点应是本自四库馆臣，《四库提要》中称：“27盖履祥撰述之意，在于引经据典，以矫刘恕《外纪》之好奇。惟履祥师事王柏，柏勇于改经，履祥亦好持新说。如释'桑土既蚕’，引后所谓桑间为证；释'封十有二山浚川’，谓营州当云其山碣石，其川辽水；以《笃公刘》《七月》二篇为豳公当时之诗，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为豳诗，《笃公刘》即为豳雅；皆不免于臆断。以《春秋》书尹氏卒为即与隐公同归于鲁之郑大夫尹氏，尤为附会。至于引《周书》记异，于周昭王二十二年书释氏生。则其征引群籍，去取失当，亦未必遽在恕书上也．” 虽然有这样的批评，然四库馆臣也同时肯定了《通鉴前编》一书的价值；“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读者矣。”而后四库馆臣又谈到了该书的《举要》三卷，以及后来此书被人改名的问题：“履祥自撰《后序》，谓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别为《举要》三卷。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同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后来浙江重刻之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已非其旧。又《通鉴纲目》刊本，或以此书为冠，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亦后来所改名。今仍从原本，与《纲目》别著于录，以存其真焉。” 对于这一点，张煦侯在文中引用了《续文献通考》对《通鉴前编》的评语：“原本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其后浙江重刻之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又或以此书冠于《通鉴纲目》之首，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乃后来所改名，并非其旧。” 这段话说的是后世在刊刻《通鉴前编》时将其改名为《通鉴纲目前编》，而张煦侯对此写下如下按语：“今之汇刻《通鉴纲目》者，皆以金氏之书，冠于紫阳正编之前，而以《纲目前编》为题矣。其事起于明季之陈仁锡，其条例亦稍变更，与纲目合。康熙中官刻全书，更以御批加其首焉。明渭南南轩亦曾就是书加以改纂，为《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四库》存目有之，称其杂采类书，冗琐糅杂，盖又在金书之下矣。” 对于改名之事，叶德辉也认为这种改法不对，他的《郋园读书志》中收录有其所藏元天历元年门人许谦所刻《通鉴前编》一书，叶在该书的跋语中首先引用了金履祥在后序中的所言：“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别为《举要》三卷。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而后叶德辉说：“后来浙江重刻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已非原书体例。又，俗本或题《通鉴纲目前编》，殊不知全书并非专仿《纲目》，安得以《纲目》之名加之？” 金履祥撰写此书的目的乃是延伸《资治通鉴》之前的历史，如果将其改名为《通鉴纲目前编》，则有悖金履祥撰写此书的本意。对于金履祥所撰此书的优点和缺点，叶德辉在跋语中有如下表述： 履祥在宋末诸儒中，不为语录空谈之学，所著书，皆根柢经史诸子，亦非专尚义理者务为揣测之词。惟其学出于王鲁斋之门，此书所采《书经》，其训释往往求异先儒，好为高论。案之履祥所撰《尚书表注》，大抵互相发明。或谓其作《表注》时与作此书，悉本胡宏《皇王大纪》。参考著书岁月，其说似非无根。《四库全书提要》讥其“勇于改经，不免臆断”，洵定论也。 正如叶德辉所言，金履祥在撰写史书时喜欢表达自己的观念，比如他在《通鉴前编》卷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大抵天地之间，山陵土石，自有消长。顾其消长之数甚大，而人之年寿有限，则不及见共消长，遂以为古今有定形尔。山与主石且有消长，，而况水乎？普沈存中奉使河北，过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之壳及石子，横豆石壁如带，谓必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以愚观之，此即背之河滨也。……夫以昔之河滨而今在山虚石壁之间，即河日边，山日长，石日凝，盖可知也。 金履祥在各地游览时，他发现太行山上有些悬崖上有海底的贝壳，由此而让他悟出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同时这段话也可旁证于他给朝廷所上平戎策为什么有很多准确的记载，因为他在出游时善于观察。同时也可看出金履祥在撰写史书时喜欢发大段的议论。 对于金履祥的学术特点，楼惠敏、沈刚健在《理学大师金履祥对兰溪古村落的影响》一文中总结道：“金履祥在理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疑经精神和经史兼通。疑经精神：受其师王柏影响，金履祥有着浓厚的疑经精神。他对传统的四书五经乃至朱熹的注解提出了不少疑难，如《论孟集注考证》等书，便是怀疑朱子《四书集注》而撰，又怀疑孔安国之《尚书序》为东汉人之伪作。经史兼通：首先他融会四书，为朱熹《四书集注》著作注疏。自汉唐以降，为四书注疏的经学家不计其数。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在金履祥之前少有人以传统的注疏方式为之疏义。” 关于金履祥的遗迹，楼惠敏、沈刚健所撰之文中写道：“金履祥一族原祖居浙江三衢桐山峡口，后金氏一支由金展率领徙家迁到兰溪的桐山。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金履祥生于故里兰溪县纯孝乡循义里桐山（今兰溪市黄店镇桐山后金村）。”而我在网上查得后金村仍然有金履祥曾经讲学之处仁山书院，于是我将这里列为了寻访目标。  后金村中的老房子 2018年9月4日，《北京青年报》青睐读书会组织了一场浙江寻访之旅，在该报副刊主编陈国华和王勉老师的安排下，该读书会的20名成员与我共同到浙江多地寻访。这一天我们乘大巴车来到了后金村，在本村内我们找到了仁山书院，参观完毕后，队员们又走入后金村去拍照。因为本村处在一片坡地上，这些老房子高低错落有致，看上去很有画面感。  金遇良先生 然而，村内有几处高大建筑却上着锁，于是有的队员在路边打听谁能开门，而旁边过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走上前掏出钥匙默默地打开了一处院门，而后示意大家进入。在这里他向大家简约地讲解着此房的用途以及相应的历史。之后他又带众人参观了本村的老戏台，而他每到一处都能开门，这令众队员们惊奇不已，于是好奇地围着这位先生刨根问底。此人称他叫金遇良，已经年逾七旬。众队员们纷纷感叹，他看上去也就五十多岁。金遇良说他年轻时在本村做会计，一做就是三十多年，故村中有些公产都是他拿着钥匙。金先生极有耐心地向大家讲解着村中的往事，虽然他的方言让大家只能听懂一部分，然众队员纷纷感慨，今日运气好，正如这位老先生的名字：我们遇到了善良之人。  老戏台  敞阔 然而我却突然想到金履祥也姓金，那金遇良会不会是金履祥的后人呢？于是上前问之，果真得到了确切的答案。此前我在网上查得金履祥墓仍然存在，但所有的资料中都未说明金履祥墓的具体方位。我马上向金遇良请教，他立即告诉了我墓在哪里，但他同时说前往金履祥墓的道路没有名称。陈国华闻言立即向金遇良提出可否请他带路，我们一同去祭拜金履祥。  走入小径 金遇良答应下来，而后他带着众人在村中穿行，来到了大巴车旁，之后乘车向村外驶去。约驶出村两公里左右，金遇良让司机转向一条小窄路，方师傅看了一眼说，这么大的车根本开不进去。我们只好在此下车，步行跟金遇良走入一条小路。  水泥路的尽头 这是一条水泥路，虽然不宽但还算平坦。金遇良告诉大家，这一处山地早已分给了村民，而他的地不在这一带。这条水泥路长约五百米是一条断头路，在路的尽头长满了荒草，金遇良带路踏荒草而入，原来脚下的小路被草遮挡了。前行二十米看到了用石块铺就的小径，而小径的尽头就是金履祥墓所在。  文保牌  乾隆年间所刻之碑  另一块古碑 眼前所见有一块一百平方米大小的平地，平地的侧旁有文保牌，此地的右侧就是金履祥墓，此墓与山体融为一体。能够看出有整修后的痕迹，金遇良在这里简要地介绍着金履祥的生平，而他同时纠正我在讲述金履祥师承上的差异。我们走到墓前给金履祥鞠了一躬，金遇良的脸上显现欣慰之色。  墓前的平地  金履祥墓 拍照完毕后，原路返回车前。为了描述这一带的状况，我向金遇良请教这一带山的名称，他很认真地要给我画示意图。借纸小姐立即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他，老先生在上面画出草图，一一地标明每座山的名称，其认真的态度让众人大为感慨。标注完毕后，众人请金遇良上车要把他送回车内，然他却坚持不肯，他说我们前往兰溪之路一直往前走即可，送他回村的话会耽误时间，他坚持要自己走回去。 众队员 金遇良画示意图 金遇良的坚持只能让大家与之道别，而我们的车启动时，他依然站在路边挥手而后注视着我们的车离去。众队员们在车上纷纷感慨当地民风之纯朴，看来金履祥的理学观念依然在当地不绝如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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