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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 李 黎：几乎所有的年轻写作者都会有一个意识：让自己和别人不同，和同代人不同。或许有着程度的区别以及完成度乃至认知的区别，但这个意识几乎每个人都有，而且不仅当下，回顾现当代文学史都是如此，苏童、孙甘露、鲁羊、叶弥、路内等等都特别明显，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他们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写作显得与别人不同，而是让自己显得与别人不同而写作，不容自己的面目混淆于更多的人之中。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和举措？ 栗 鹿：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似乎不会有任何作者会把这个问题大声说出来，但每个人肯定都想过如何让自己更特别，不被埋没于时代砂砾中。但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是新的，什么样的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没有人能触及无限，我们是受限的。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我”是很大的。在《杀死一个图书管理员》这个文本中，写作者即是神的化身，创造便是一切的目的和答案。在创作的过程中，神可以为所欲为，编织混乱，而不受任何限制。即便TA笔下的人物以及认识到自己虚妄的命运，也无法打破混乱文本宇宙的桎梏。这就是我初期的写作，取材于梦境和想象，却因自大而面目模糊。那个神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 今年看了《新世纪福音战士》，获得一些启发。当主人公真嗣问绫波丽为什么驾驶EVA时，凌波的回答是：因为羁绊。她特别指出，那不是和某一个人的羁绊，而是和大家的羁绊。最近这句话时常在我脑中闪现。我发现那个青春时代的所谓文学梦已经发生嬗变。创作本身就是创造，但创造并不是其目的。如果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我还会写作吗？不会。当自我被虚无淹没，天堂之于我等同于地狱。当他者消失，写作的魔法同时熄灭。我承受不了孤独，也承受不了永恒。 “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这不意味着“我”的分裂，恰恰相反，这时的“我”产生了复数形式。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更多个自己，当他们的目光反射到我身上，才有可能继续写下去。当我意识到创作是受限的这一点时，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一次次回望中，历史不断被当下的我重新编织。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关心他者。这也是我长篇的主题：一颗彗星在镇子的上空爆炸，把孩子们带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就像奥尔罕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说的，走出自我的樊篱，通过写小说以及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创造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版本。 李 黎：作为一个写作年龄比你长一些的作者，我最近非常怀念写作最初那三五年的那种状态，非常兴奋、精力充沛、无知无畏，对写作之外的事情几乎没有考虑（最多就是期待发表，有点钱吃喝及买书），写的过程特别愉悦和忘我——当然，毕竟青春年少而非厚积薄发，写的东西几乎全部作废，但也毫不在意。与此相对应的，是那种成熟的乃至功利的写作，对写作的效果、对发表出版提名排序等等诸多事物都有所考虑、有所设计，甚至在文本里也在考虑“效果”“高级感”等等，而非趣味和本性。你觉得你目前处在哪一个阶段？希望自己今后以什么样的状态写作？ 栗 鹿：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学妹张晚禾推荐给《青年作家》的，后来有四五年什么都没写。对于我来说，把写作这件事确定下来花去了将近七年时间。直到结婚、生子以后，我时常有“过去的自己已经离世”这样的想法。一切都要重塑，包括心灵和肉体，否则活不下去。那时我想到的竟然只有文学，那是新的生命中唯一可以把握的语言，是我在新世界中的生命形式。它对我太重要了，以至于任何影响创作本身的想法都会被我扼杀掉。 我能把握的只有写作本身，然后才有发表、出版和评奖的机会，我不可能先考虑后者再去安排前者。所以我的写作状态就是对自己真诚，我无意做时代的总结者，但我相信，真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定是清晰的。但也要明白，创作者极有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既然选择了写作，就是选择了与孤独为伴，与痛苦相处。我不知道这值不值得。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回响并不是一个作者最大的悲哀，虚伪才是。 李 黎：有个问题不得不问你，就是你是一个资深的天文爱好者，有着比较好的设备，可以拍摄到诸多的行星高清图片。长时间观察天空，并且某种程度沉浸在天体物理的语境中，时空尺度会被急剧放大，渺小乃至虚无的感受应该是必然。在浩渺星空和尘世俗物之间你怎么平衡？写作是后者，还是平衡两者的方式之一？ 栗 鹿：这个我要澄清一下，我不算资深天文爱好者。我的天文知识也绝对比不上写完《钦天监》的西西老师。我只能算非常普通的天文爱好者，会玩点器材和软件，能给中小学生科普一些基本的天文知识。对宇宙的好奇心，是一种天性。孩童无法一开始就辨认出现实，他们会把现实、梦境和想象混为一谈。我外婆家在崇明的乡下，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去玩。一到夏夜就会有很多邻居来夜聊，搬一张大方桌，切好西瓜，开始讲各种奇闻异事，我很喜欢躺在大方桌上听他们说话。有一次睡着了，醒来邻居都回去了，一下子很安静，只看到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能清晰看到银河像一座拱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分不清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差点从桌子上滚下去。这很像写作初期的混沌，像雾一样模糊不清，孱弱的自我摇摇欲坠。 那时候还没上小学，刚刚对宇宙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隐约知道宇宙是无限的，就觉得好神奇。后来我妈斥巨资为我购入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有一册专门是讲天文的，我记得里面讲了什么是行星什么是恒星，还有一些宇宙间天体的大小对比。当时我一拍腿，立志成为天文学家，还在书的最后一页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希望我的小小愿望终有一天会实现。虽然现在希望破灭，但我觉得这是写在基因里的，按照进化论，我们都曾经居住在大海里。第一条爬上陆地的肺鱼就有这个基因，好奇心和探索欲。人类和星空的关系也是这样。 说来，真正下定决心开始观星，源自于一个有点好笑的想法。我想确认星星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毕竟在夜空中，它们只是一个亮点而已，不通过真正的观测和探索，我无法说服自己它们就在那里。于是我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对准星空，夜夜观测，比河边的钓鱼佬还勤奋。通过天文望远镜，我经历了无数次星际旅行，看到过月球上深深浅浅的陨击、火星的铁锈沙尘、木星的巨型风暴，也看到过仙女星系，它远在银河系之外。 我们头顶的星空，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一切包含其中，但当局外人莫尔索抬头望向美丽的星空时，它是沉默的。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爱与死相加，都不会激起它的任何回响。宇宙关心孩子的幸福吗？这是我在长篇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但答案不会在目力所及处显现，人类的存在不过一瞬，我们无法在星空中找到答案，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在这一瞬中，仅够我们回应自己的声音。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灰心，反而获得了勇气。观星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事。 李 黎：你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崇明岛，这一点让人非常羡慕。这个状态既不同于在城市里土生土长并且被裹挟进文化潮流的作者，也不同于那种孤独地生活在某个村庄或者小镇的大器晚成的作者，可以若即若离和场景转化，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何况，海岛自有一种气息，你命名为“雾岛”，确实给人一种遥远神秘的感觉。大概在什么时候你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文学特质？随着近年来给城市、地区作传风潮的兴起，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崇明传》之类的作品？ 栗 鹿：我无意写一部《崇明传》，我爸爸在崇明地方志办公室工作，那是他的工作。现在，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松江，每月回崇明一次。正因为和故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楚它的形状。小时候觉得住在岛上很无聊，经常停航，人就被隔离了。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常用到“雾”这个意象，对我来说，岛屿就意味着隔离，很无聊的。后来当了记者，逐渐接触到一个更多元的崇明。原来岛屿比我想象得要广袤、深邃得多。除了我们，岛上还有许多花鸟鱼虫，其中也包括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比如白头鹤，黑脸琵鹭，东方白鹳，扬子鳄，江豚。当我对崇明的认识越来越深，雾中也开始出现具体的事物，让写作有了依托，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努力将新的认知和过去的回忆结合在一起。我逐渐明白，这就是我的主题和宝藏。如何将宝藏在写作中呈现，对我来说才是最难的部分。 我想写的岛屿，顺理成章地融入一群孩子的成长秘辛中，通过人物命运的伸展而显现。 李 黎：《致电蜃景岛》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完成以来，它遇到了很多第一部长篇都遭遇过的挫折和肯定。在首届凤凰文学奖的评选现场，第一轮投票时每位评委都给这部作品投票了，除了体现出评委对年轻作者的大力支持，应该还有一种独特性打动了大家，这种独特性包括小说的地理背景和时间设定，小说的整体写法以及文字本身，包括小说的视角，例如“这个世界不关心孩子的想法，后来他们才知道，大人们之所爱说别人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写作有一定年头的作者，这部小说是不是也承担着梳理家族史和成长史这一冲动的作用？它目前的样子，与你最初的构想有没有什么不同？ 栗 鹿：这个小说是在写完《所有罕见的鸟》之后开始构思的，最先确定的是雾岛这个意象。然后确定的是，要写童年，要写自然和星空。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几乎没有过多设计。另一件确定的事是，这个岛屿绝对不是崇明本身，而是崇明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化身。它拥有现实的肌理，但本质是虚构。后来我去花鸟岛采风，一无所获，写出十万字文本也被弃用。后来我才发现，崇明有花鸟路，岱山路，嵊山路，许多道路都以舟山群岛命名，和我的写作似乎形成奇妙的镜像映射关系。另一件神奇的事情是，我在网上搜索花鸟岛的信息，赫然发现它竟然以前就叫做“雾岛”。至此，我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妖异，好像有人铺开一张地图，上面画满了“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我是受到了召唤，还是发出了邀请，不得而知。 当时读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长久干旱以后》，深觉契合，于是小说题目也取材于此。“致电蜃景的岛屿是可能的，听见灰白的嗓音是可能的。”忽然，所有的材料都在脑中涌现，一切都排列好了。我想写的岛屿，顺理成章地融入一群孩子的成长秘辛中，通过人物命运的伸展而显现。关于这个“神秘信号”本身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验，一切从虚无中涌现，拥有名字，拥有深刻的内心感受。在回望中我与童年产生一种奇妙的重逢感。这个小说就是回应。 李 黎：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应该是你截至2019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中确实有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概括说就是以特别个人的、甚至是罕见的视角介入现实生活的内容，全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古灵精怪”的气质，想象力和世界观在其中的作用远超故事等要素，特别容易引发更年轻作者的羡慕和模仿。但现实里你其实非常的阳光和单纯，这其中有一致性，就是所谓的“内向世代”，也有特别大的反差。时间过去近三年，你自己怎么看待这部小说集和背后的写作？ 栗 鹿：写小说要花很多脑力的，我的智力不足以圆滑地应对创作以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保持“阳光和单纯”只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处事方式，是偷懒行为。在另一个语境中，也可以被理解为任性、盲目，或莽撞。 第一本集子的创作是在梦的带领下完成的，部分篇目直接取材于梦境，写出了一些我当时关心的问题。它们如实记录了我在写作初期的一些思考和实验，怀有游戏的心态。其中的大部分篇目拥有梦的质地，视角多是孩童的扭曲和变形。所以小说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新作者急于向世人展示的形象，带一点自鸣得意，看吧，我多有趣啊。 小说出版后，我没有再回看了，那种感觉类似于面对小时候的日记，会脸红。它确实是一部不那么成熟的作品，就像张定浩老师说的，我的人物通常都不处在向前的行动中，而是处在停滞乃至回顾中，或者说，他们即便奋力赴约，也是为与不安的过去重逢，并盼望某种和解，在讲述此生遗憾的总和之后。但这不代表我否定它们，不喜欢它们，相反我很珍惜这段创作过程，没有它们我便无法通向未来。回想之下，很多篇目再也写不出来那种不断向上的宁静的热情。在经历了某些转折之后，写作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坠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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