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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鹿、李黎//致电蜃景的岛屿是可能的

2021-11-19  司敬雪书院

     “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

李 黎:几乎所有的年轻写作者都会有一个意识:让自己和别人不同,和同代人不同。或许有着程度的区别以及完成度乃至认知的区别,但这个意识几乎每个人都有,而且不仅当下,回顾现当代文学史都是如此,苏童、孙甘露、鲁羊、叶弥、路内等等都特别明显,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他们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写作显得与别人不同,而是让自己显得与别人不同而写作,不容自己的面目混淆于更多的人之中。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和举措?

栗 鹿: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似乎不会有任何作者会把这个问题大声说出来,但每个人肯定都想过如何让自己更特别,不被埋没于时代砂砾中。但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是新的,什么样的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没有人能触及无限,我们是受限的。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我”是很大的。在《杀死一个图书管理员》这个文本中,写作者即是神的化身,创造便是一切的目的和答案。在创作的过程中,神可以为所欲为,编织混乱,而不受任何限制。即便TA笔下的人物以及认识到自己虚妄的命运,也无法打破混乱文本宇宙的桎梏。这就是我初期的写作,取材于梦境和想象,却因自大而面目模糊。那个神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

今年看了《新世纪福音战士》,获得一些启发。当主人公真嗣问绫波丽为什么驾驶EVA时,凌波的回答是:因为羁绊。她特别指出,那不是和某一个人的羁绊,而是和大家的羁绊。最近这句话时常在我脑中闪现。我发现那个青春时代的所谓文学梦已经发生嬗变。创作本身就是创造,但创造并不是其目的。如果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我还会写作吗?不会。当自我被虚无淹没,天堂之于我等同于地狱。当他者消失,写作的魔法同时熄灭。我承受不了孤独,也承受不了永恒。

“我”的面貌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多少个他者,就有多少个“我”的形象。这不意味着“我”的分裂,恰恰相反,这时的“我”产生了复数形式。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更多个自己,当他们的目光反射到我身上,才有可能继续写下去。当我意识到创作是受限的这一点时,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一次次回望中,历史不断被当下的我重新编织。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关心他者。这也是我长篇的主题:一颗彗星在镇子的上空爆炸,把孩子们带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就像奥尔罕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说的,走出自我的樊篱,通过写小说以及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创造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版本。

李 黎:作为一个写作年龄比你长一些的作者,我最近非常怀念写作最初那三五年的那种状态,非常兴奋、精力充沛、无知无畏,对写作之外的事情几乎没有考虑(最多就是期待发表,有点钱吃喝及买书),写的过程特别愉悦和忘我——当然,毕竟青春年少而非厚积薄发,写的东西几乎全部作废,但也毫不在意。与此相对应的,是那种成熟的乃至功利的写作,对写作的效果、对发表出版提名排序等等诸多事物都有所考虑、有所设计,甚至在文本里也在考虑“效果”“高级感”等等,而非趣味和本性。你觉得你目前处在哪一个阶段?希望自己今后以什么样的状态写作?

栗 鹿: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学妹张晚禾推荐给《青年作家》的,后来有四五年什么都没写。对于我来说,把写作这件事确定下来花去了将近七年时间。直到结婚、生子以后,我时常有“过去的自己已经离世”这样的想法。一切都要重塑,包括心灵和肉体,否则活不下去。那时我想到的竟然只有文学,那是新的生命中唯一可以把握的语言,是我在新世界中的生命形式。它对我太重要了,以至于任何影响创作本身的想法都会被我扼杀掉。

我能把握的只有写作本身,然后才有发表、出版和评奖的机会,我不可能先考虑后者再去安排前者。所以我的写作状态就是对自己真诚,我无意做时代的总结者,但我相信,真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定是清晰的。但也要明白,创作者极有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既然选择了写作,就是选择了与孤独为伴,与痛苦相处。我不知道这值不值得。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回响并不是一个作者最大的悲哀,虚伪才是。

李 黎:有个问题不得不问你,就是你是一个资深的天文爱好者,有着比较好的设备,可以拍摄到诸多的行星高清图片。长时间观察天空,并且某种程度沉浸在天体物理的语境中,时空尺度会被急剧放大,渺小乃至虚无的感受应该是必然。在浩渺星空和尘世俗物之间你怎么平衡?写作是后者,还是平衡两者的方式之一?

栗 鹿:这个我要澄清一下,我不算资深天文爱好者。我的天文知识也绝对比不上写完《钦天监》的西西老师。我只能算非常普通的天文爱好者,会玩点器材和软件,能给中小学生科普一些基本的天文知识。对宇宙的好奇心,是一种天性。孩童无法一开始就辨认出现实,他们会把现实、梦境和想象混为一谈。我外婆家在崇明的乡下,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去玩。一到夏夜就会有很多邻居来夜聊,搬一张大方桌,切好西瓜,开始讲各种奇闻异事,我很喜欢躺在大方桌上听他们说话。有一次睡着了,醒来邻居都回去了,一下子很安静,只看到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能清晰看到银河像一座拱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分不清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差点从桌子上滚下去。这很像写作初期的混沌,像雾一样模糊不清,孱弱的自我摇摇欲坠。

那时候还没上小学,刚刚对宇宙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隐约知道宇宙是无限的,就觉得好神奇。后来我妈斥巨资为我购入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有一册专门是讲天文的,我记得里面讲了什么是行星什么是恒星,还有一些宇宙间天体的大小对比。当时我一拍腿,立志成为天文学家,还在书的最后一页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希望我的小小愿望终有一天会实现。虽然现在希望破灭,但我觉得这是写在基因里的,按照进化论,我们都曾经居住在大海里。第一条爬上陆地的肺鱼就有这个基因,好奇心和探索欲。人类和星空的关系也是这样。

说来,真正下定决心开始观星,源自于一个有点好笑的想法。我想确认星星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毕竟在夜空中,它们只是一个亮点而已,不通过真正的观测和探索,我无法说服自己它们就在那里。于是我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对准星空,夜夜观测,比河边的钓鱼佬还勤奋。通过天文望远镜,我经历了无数次星际旅行,看到过月球上深深浅浅的陨击、火星的铁锈沙尘、木星的巨型风暴,也看到过仙女星系,它远在银河系之外。

我们头顶的星空,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一切包含其中,但当局外人莫尔索抬头望向美丽的星空时,它是沉默的。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爱与死相加,都不会激起它的任何回响。宇宙关心孩子的幸福吗?这是我在长篇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但答案不会在目力所及处显现,人类的存在不过一瞬,我们无法在星空中找到答案,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在这一瞬中,仅够我们回应自己的声音。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灰心,反而获得了勇气。观星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事。

李 黎:你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崇明岛,这一点让人非常羡慕。这个状态既不同于在城市里土生土长并且被裹挟进文化潮流的作者,也不同于那种孤独地生活在某个村庄或者小镇的大器晚成的作者,可以若即若离和场景转化,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何况,海岛自有一种气息,你命名为“雾岛”,确实给人一种遥远神秘的感觉。大概在什么时候你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文学特质?随着近年来给城市、地区作传风潮的兴起,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崇明传》之类的作品?

栗 鹿:我无意写一部《崇明传》,我爸爸在崇明地方志办公室工作,那是他的工作。现在,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松江,每月回崇明一次。正因为和故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楚它的形状。小时候觉得住在岛上很无聊,经常停航,人就被隔离了。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常用到“雾”这个意象,对我来说,岛屿就意味着隔离,很无聊的。后来当了记者,逐渐接触到一个更多元的崇明。原来岛屿比我想象得要广袤、深邃得多。除了我们,岛上还有许多花鸟鱼虫,其中也包括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比如白头鹤,黑脸琵鹭,东方白鹳,扬子鳄,江豚。当我对崇明的认识越来越深,雾中也开始出现具体的事物,让写作有了依托,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努力将新的认知和过去的回忆结合在一起。我逐渐明白,这就是我的主题和宝藏。如何将宝藏在写作中呈现,对我来说才是最难的部分。

我想写的岛屿,顺理成章地融入一群孩子的成长秘辛中,通过人物命运的伸展而显现。

李 黎:《致电蜃景岛》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完成以来,它遇到了很多第一部长篇都遭遇过的挫折和肯定。在首届凤凰文学奖的评选现场,第一轮投票时每位评委都给这部作品投票了,除了体现出评委对年轻作者的大力支持,应该还有一种独特性打动了大家,这种独特性包括小说的地理背景和时间设定,小说的整体写法以及文字本身,包括小说的视角,例如“这个世界不关心孩子的想法,后来他们才知道,大人们之所爱说别人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写作有一定年头的作者,这部小说是不是也承担着梳理家族史和成长史这一冲动的作用?它目前的样子,与你最初的构想有没有什么不同?

栗 鹿:这个小说是在写完《所有罕见的鸟》之后开始构思的,最先确定的是雾岛这个意象。然后确定的是,要写童年,要写自然和星空。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几乎没有过多设计。另一件确定的事是,这个岛屿绝对不是崇明本身,而是崇明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化身。它拥有现实的肌理,但本质是虚构。后来我去花鸟岛采风,一无所获,写出十万字文本也被弃用。后来我才发现,崇明有花鸟路,岱山路,嵊山路,许多道路都以舟山群岛命名,和我的写作似乎形成奇妙的镜像映射关系。另一件神奇的事情是,我在网上搜索花鸟岛的信息,赫然发现它竟然以前就叫做“雾岛”。至此,我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妖异,好像有人铺开一张地图,上面画满了“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我是受到了召唤,还是发出了邀请,不得而知。

当时读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长久干旱以后》,深觉契合,于是小说题目也取材于此。“致电蜃景的岛屿是可能的,听见灰白的嗓音是可能的。”忽然,所有的材料都在脑中涌现,一切都排列好了。我想写的岛屿,顺理成章地融入一群孩子的成长秘辛中,通过人物命运的伸展而显现。关于这个“神秘信号”本身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验,一切从虚无中涌现,拥有名字,拥有深刻的内心感受。在回望中我与童年产生一种奇妙的重逢感。这个小说就是回应。

李 黎: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应该是你截至2019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中确实有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概括说就是以特别个人的、甚至是罕见的视角介入现实生活的内容,全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古灵精怪”的气质,想象力和世界观在其中的作用远超故事等要素,特别容易引发更年轻作者的羡慕和模仿。但现实里你其实非常的阳光和单纯,这其中有一致性,就是所谓的“内向世代”,也有特别大的反差。时间过去近三年,你自己怎么看待这部小说集和背后的写作?

栗 鹿:写小说要花很多脑力的,我的智力不足以圆滑地应对创作以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保持“阳光和单纯”只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处事方式,是偷懒行为。在另一个语境中,也可以被理解为任性、盲目,或莽撞。

第一本集子的创作是在梦的带领下完成的,部分篇目直接取材于梦境,写出了一些我当时关心的问题。它们如实记录了我在写作初期的一些思考和实验,怀有游戏的心态。其中的大部分篇目拥有梦的质地,视角多是孩童的扭曲和变形。所以小说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新作者急于向世人展示的形象,带一点自鸣得意,看吧,我多有趣啊。

小说出版后,我没有再回看了,那种感觉类似于面对小时候的日记,会脸红。它确实是一部不那么成熟的作品,就像张定浩老师说的,我的人物通常都不处在向前的行动中,而是处在停滞乃至回顾中,或者说,他们即便奋力赴约,也是为与不安的过去重逢,并盼望某种和解,在讲述此生遗憾的总和之后。但这不代表我否定它们,不喜欢它们,相反我很珍惜这段创作过程,没有它们我便无法通向未来。回想之下,很多篇目再也写不出来那种不断向上的宁静的热情。在经历了某些转折之后,写作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坠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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