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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对于农民工读哲学这样的事，朗西埃和布迪厄之间发生过巨大的争议。布迪厄说，农民工自己读自己的哲学好了，别去管职业哲学家们和文化主导者们怎么看他们的读，本来就是平等的读，农民工尽管理直气壮地去读好啦。 朗西埃说，布迪厄给农民工争取到的这一平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是用平等的幌子使农民工继续留在不平等里，农民工不应被这个说法骗。写《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记者，表面是在给农民工争这个也能搞哲学的机会，但朗西埃说，这一机会本身也是给这个叫陈直的农民工掘了另一个坑。在自述中，陈直兄自己也主动在往这个坑里钻。这不由得让人看了后心里非常、非常地悲凉。 这是因为，农民工在读哲学前就被悍然剥夺了同一条起跑线：他们必须早点睡，因为明天早上还得去上班，所以就难以获得在深夜酒吧徘徊时才能具身的那一份波德莱尔式的优美的忧郁，所以，哪怕搞哲学了，也总显得是有农民工味儿的。在柏拉图的雅典甚至在其理想国里就已如此，因为总得有人去烤面包啊，时间不等人哦，要不大家就吃不上早饭了。百业之中，只有鞋匠有散功夫到处跑来跑去，可以来写几句哲学或诗，还正因此而被其他工匠看不起呢，柏拉图对话里也只留给了农民工哲学家或诗人这样的位置：偶有闲暇的鞋匠这样的农民工哲学家。所以，这一种秩序事先就规定了农民工是不可以来高谈哲学的，他总是没空，没空，所以搞不了、搞不好哲学，也是活该，谁叫他没时间的呢？没时间，就得不到平等。 所以，像布迪厄那样，或像《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作者和编辑那样，说你们农民工一定要自信，你们搞自己的哲学去好了，也就太没心没肺。 在《无产阶级之夜》、《哲学家及其穷人》两书里，朗西埃开始让农民工哲学家地板工Gauny上场了。朗西埃追踪了这个十九世纪的经常替农民工发声的农民工哲学家与农民工朋友之间的通信和在农民工们自己办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来整理出他的立场。在留下的文字里，我们看到，Gauny并不觉得他没有时间像大学里的哲学教授那样翘着二郎腿、喝着机磨咖啡来研究哲学有什么可惜的，反而是心疼哲学被那样的非农民工来研究是肯定会被搞坏的。为什么他有这种自信呢? 朗西埃这样描述Gauny对于有钱阶级和主导阶级一定会来搞坏无产阶级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世界这一点的担忧： 在与工友的通讯中，民工哲学家Gauny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农民工哪里会不知道他们正在受剥削和压迫，需哲学家跑来告诉他们，他们也并不缺乏反抗和起义的理由。他们因此早就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缺的，需要我们（Gauny认为的他们农民工中间的那些有机知识分子）传送给他们的，只是这样一个信念：他们不是生来就要来中介给人剥削的。我们可能需要暗示给他们另外一个世界，使他们知道，用起义，才能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和物质至上，才能跳到那另外一个世界之中。这世界其实不值得他们呆，因为，他们会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新世界和新历史，他们其实是某一种史诗里的人物，那史诗也需他们自己去讲出。 您瞧，Gauny已敏锐地看出，农民工没有出路，是因为他们自己太在乎眼前利益，他们要是开始动手，则随时可给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他们能够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的，绝不需要任何哲学外卖！ 那么，农民工哲学家到底需不需要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们的帮助呢?Gauny认为不需要。他甚至还根本看不上。 朗西埃在这里动用了青年马克思的激进的共产主义立场，对无产阶级是未来历史的主人，是当前世界中的最进步意识，是他们创造出新世界也同时创造出了其中的哲学，创造活动中也同时带着对哲学的创造这一点，相信得坚定不移。由此推理，我们可以说，大学里的哲学教授非但帮救不了农民工哲学爱好者，而且还是不配来帮或救后者的。海德格尔也不配来帮或救他们的。海德格尔可能也是农民工的坑。 而且更因为，大学里的职业哲学家们自己也是可悲地被关在一种劳动分工的铁笼（韦伯说的）里的，也在为三斗米而折腰，也到了吃相很难看的地步，自己也先被无产阶级化了，是可悲的消费动物，他们凭什么能救人家农民工?就凭他们玩的那点儿哲学吗？须知，海德格尔能躲在山上装清高，也是因为在拿着山下的大学发给他的工资啊。农民工则必须各种折腾和将就着地来make do，因这样，他们还真非得是个哲学家或艺术家或诗人，才能获得有尊严，而他们大多数也仍然活出了这一份尊严。后一点才是值得我们惊叹的啊！ 佩德罗·科斯塔 于是，在后期的《电影的分叉》里，朗西埃在佩德罗·科斯塔的民工电影《出埃及记》中进一步看到，主人公非洲农民工文图拉站在自己与伙伴们亲手建好的美术馆前，对里面的毕加索和波洛克彻底无感，却走神地站在这些伟大的名作之间，顶天立地地与他的伙伴们讨论着他们当前的“怎么办?”，讨论着他们的起义之事，像《圣经》、像荷马史诗里的伟大人物那样地惊天动地。这使手里拿着摄影机的著名电影导演科斯塔无地自容，恨不得钻到地下，只好自己也偷偷溜到农民工身后，恨不能快点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所以，新闻记者的有色眼镜突出了这位农民工哲学家。我们观众的起哄也不但没心没肺，还证明了我们自以为有文化者的愚蠢。 总是这样的永恒的令人悲伤的问题一次次摆到了我们面前：
但农民工与农民工哲学家或农民工艺术家手里，总只有脚手架。哲学和艺术对他们也都是然并卵。反而是，哲学和哲学家，艺术和艺术家，也要仰仗这一脚手架，才能make do。 所以，海德格尔说不定反而是陈直兄的更大的一个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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