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基于对社会边缘人群研究的非理性呐喊者

恶之花福柯

有一天你正走在大街上，不料却遭到仇家恶意报复，被人强行抓进了精神病医院，这时你该怎么办？

第一种情况：事发突然，你惊悚万分，大声哭闹，歇斯底里：我是正常人，我是遭人陷害的，求你们放我出去吧。医生很不耐烦，在你屁股上狠狠地注射了一针。

第二种情况：你感到莫名其妙，强忍住惊慌，理性地和医务人员沟通：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我很正常，是某名牌大学某热门专业的学生，智商测试140，曾获得过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请您放我出去。不料，医生却很不屑：看见旁边那个流口水的老头了吗，他还是著名数学教授呢。然后，你被扎了一针。

第三种情况：你积极配合医务人员，不要引起他们的格外注意。每日吃药时佯装吞咽，后趁医务人员不备将药吐出。细心留意医院的管理漏洞，伺机飞越疯人院。最后找媒体曝光此事。

上面这个故事看似荒唐却引发人们思考：一个理性的人如何证明自己不疯癫？理性和疯癫究竟是什么关系？精神病院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如果它是医院，那病人本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为何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人的自由？

1975年囊括了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五项大奖的著名电影《飞越疯人院》讲述了一个关于疯人院的故事：主人公麦克墨菲为了逃避监狱的强制劳动就自作聪明地装疯卖傻，后来他果真被人送进疯人院。以为获得了自由的麦克墨菲开始整天在疯人院里找乐子，自由放纵的他在疯人院里制造出了一系列出格行动：违反禁令、倡导民主、私自带进女人……麦克墨菲的热情好动、狡猾轻浮与疯人院的机械冰冷、严格科学格格不入，他的到来严重挑战了护士长的绝对权威。一次次的斗法，麦克墨菲的最终结局却是从一个健康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病人——他被彻底摘除了脑白质。

这部充满丰富隐喻的电影反映了一个主题：疯人院，这个被定义为对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进行检查、诊断和治疗的医院，却凭借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复杂的文化心理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它披着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外衣，看似采取了民主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却是护士长的独裁统治。任何不服从护士长的病人都会被强制摘除脑白质。而所谓疯人院里的疯子也没几个是真疯，他们不过是比社会所容纳的正常人多了几分个性而已。电影《飞越疯人院》根据1962年美国作家肯·克西同名小说改编，这部小说放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强烈的反体制、反传统、反主流的叛逆情绪溢于言表。

《飞越疯人院》里对疯癫、权力、惩戒等主题的表达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著作《疯癫与文明》中的思想极为相似。米歇尔·福柯，20世纪法国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思想对哲学、历史学、文艺理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被称为“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可以说，福柯对20世纪时代精神的持久影响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位哲学家，甚至是萨特。就拿福柯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言，影视编剧们尤为青睐福柯的理论，电影《飞越疯人院》《发条橙》，美剧《美国恐怖故事》等影视作品都折射出福柯理论的影子。

尽管每一位哲学家的研究领域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的最高的目的：人类的生存、自由与幸福。围绕这一主题，哲学家们开始了辛苦探索。其中，怪才福柯不走寻常路，他另辟蹊径，从社会边缘群体着手，批判现代人的生存现状，探讨人类的生存和自由。如果说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如古典音乐般隽永甘醇，罗素、萨特的哲学如通俗音乐般平易近人简单通俗，那福柯的哲学就是汪洋恣肆的重金属摇滚乐。

你我身边总会有这样一些人存在，他们可能是某个邻居、某个同学、某个亲朋，他们一般留着长发或者干脆光头，他们扎着耳洞举止怪异离经叛道，不喜与人交谈。他们拒绝社会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那张网，苦苦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张不同寻常的网。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中有的遇见高人点拨终于回归正常娶妻生子；有的拖着破烂不堪的灵魂不甘地苟活；有的因叛逆过度沦为犯罪分子人们谈之变色；还有极少数人最终叛逆地修成正果成为引领一个新潮流的哲学家、艺术家或文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是这叛逆者中成功的一个。从小跟随医生父亲在手术室里目睹了太多的断臂残肢，又见证了法西斯主义的杀人如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流成河，福柯对世界的认识是威胁、恐惧、阴暗、压抑的。他墙头挂着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疯人院》，他喜欢阅读情色作家萨德充满性虐描写的文学作品，行为偏僻个性乖张，福柯的另类性格为他日后另类的研究角度作好了铺垫。果不其然，成年后的福柯在他的作品里以排山倒海之势颠覆传统，反对理性，为读者详细论述了疯癫的历史、性的历史、监狱的历史、禁闭、惩罚等一系列鲜为人研究的话题，成为人们眼中一位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请命”的哲学家。

在我眼里，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是继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一本难得的集哲学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字字珠玑、才华横溢、修辞精致、鞭辟入里、堪称完美的哲学作品。福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疯癫并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就是说，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疯癫，疯癫只能出现在社会中。精神病院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带有明显的规范化、制度化特征。通过精神病院，统治阶级可以对个体实行规训，并实现对个体的监督、驯服和操纵。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里，福柯详细考察了西方社会人们对待疯癫者的三次变化：

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逐渐消失，但是禁锢麻风病人的场所以及人们对待麻风病的陋习却依然保留。这时，疯癫者取代麻风病人成为被人清洗的对象，他们被驱逐出城，四处流浪。为了不让他们返回家乡，就把他们送至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一时期作家伊拉斯谟、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癫者的形象。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总会出现个洞悉一切、把握真理的疯癫者；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疯癫游侠的故事。

到了17、18世纪，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占据主导，本是自然状态的疯癫却遭到理性的彻底排斥，疯癫者被禁闭。在这个时代里，疯癫者与穷人、流浪汉、放荡者、同性恋者等被囚禁在一起，医院早已不是医疗机构而成为一个可以惩罚、审判的权力机构。理性通过禁闭疯癫可以不受干扰地独自发展，获得了对疯癫的绝对统治。从此，疯癫在黑暗的禁闭室里成为了一种非存在物。“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

18世纪到现在是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院的时代。法国人皮纳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创立了实证主义疯人院，过去那种监禁机构被推翻。从此疯癫者的肉体开始被人道地对待，但他们的精神依旧受到理性的禁闭。理性仍旧绝对控制着非理性。

疯癫，福柯总结道，是一个社会事实，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判决，是一群人对另外一群思维方式与之不同的人的孤立，理性一直对疯癫专权。福柯的思想是反理性的，尤其是反笛卡尔主义。在福柯看来，理性主义领路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法成立。“我思”作为一种意识，无法与“主体的我”以及“我存在”等同。很明显，无意识的我、做梦的我或者疯癫的我难道就不存在了？于是，人们为理性唱赞歌，福柯则替非理性鸣不平；人们讴歌人道主义，福柯却撕破人道主义温情脉脉下的虚伪面纱；人们欢呼知识进步，福柯则把知识与权力，惩罚的阴暗面展示给你；福柯说理性是独裁的皇帝，人们一直默默地为理性效忠。尽管理性看起来温文尔雅，但他其实是个暴君，他一直压制、监视、监禁疯癫。福柯大声宣布“人死了”，作为主体的人死了，知识、历史、语言的源头与基础死了，以主体为特征的整个西方文明势必大厦将倾。

如果说笛卡尔为主体至高无上的近代哲学鸣锣开道，那福柯就为这种主体哲学鸣金收兵。

在福柯眼里，理性不仅通过疯人院驯服疯癫，它还变本加厉地通过监狱监视疯癫。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美剧《越狱》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监狱：环形或者类环形建筑，高高的瞭望塔，囚室之间彼此暴露，这种监狱模式正是继承了近代“全景敞视主义”监狱。近代以来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是个环形建筑，中央是瞭望塔，每一间囚室都在环形建筑的横切面上，每间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瞭望塔，一个对着外面的阳光。这样的监狱布局使得每个囚犯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监视之下。监狱的高效率化管理使得这种理性模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被普遍接受，于是乎，有一双眼睛总是无时无刻不盯着你，工人在工厂内被强制安心工作，学生在学校里被强制专心学习，一种惩罚和监视的机制就这样内在化了，社会成为纪律制的秩序社会。

福柯考察了中世纪的疯人院、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古典时期的大禁闭、18世纪的精神病医院，他就像个细心的考古学家一样，把每一个发现和当时的年代、历史环境结合，把事实与思想结合在一起，找出历史的秩序来。福柯给自己的这种思想方法起了个名字“知识考古学”。考古学本是通过对历史上遗留下的遗迹和遗物进行研究考证，重新构建历史的组合连接顺序，福柯借以比喻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用来梳理人类的知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历史的线性发展和同一连续性不感兴趣，他重在考查历史的差异和多样性。晚年的福柯又将“知识考古学”发展为“谱系学”，谱系学的概念来自尼采《道德的谱系》一书，福柯的谱系学批判了过去传统历史和哲学总是陷入对本质、本原寻求的窠臼，拒斥了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哲学基础。传统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们不是喜欢研究那些高贵的年代、抽象的概念、纯粹的理性吗，而我的谱系学就从研究人的肉体、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着手，福柯建立了以“权力——知识——身体”三角关系的谱系学研究方法。

曾有人认为福柯的理论研究纯属多此一举，正常人还研究不过来干吗去研究疯子？其实，说这话的人从来没意识到我们每个正常人身上都藏匿着一个“疯子”，那些行走在路上神色匆匆的人们、那些为养家糊口辛苦打拼的人们、甚至那些与理性的知识与科学一直打交道的人们，他们或冷漠沉默或温和有礼的背后又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真相？就像我们永远觉得周围人都是正常的，那些夸张离奇的想法和人物不过是出现在小说中，我们从未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作家不过是把那些秘而不宣的情绪放大，把每一个人都有的压抑、隐秘、离轨的情绪曝光。现实生活中，有人会一辈子控制好那些非理性的情绪，有人宣泄之后又再次回归理性，有人却压制无果后选择了自我放逐成为“疯子”。其实，如何对待“疯子”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人类自己，功利主义者会认为疯子是人类社会自然淘汰掉的个体，这是正常的社会进化，何必为这些退化的疯子们大费周章地提供养料和医疗场所？历史上，也真的有一群叫纳粹的另外的“疯子”对精神病院的“疯子”们大开杀戒。整个“二战”，纳粹处死了十几万精神病人，在纳粹眼里这些不能从事物质生产和创造，只能给活着的人徒添负担的精神病人是不值得存活的生命，杀死他们可以替社会节约资源。曾写下“人，诗意地栖居”的诗人荷尔德林因为精神失常也惨遭闺蜜黑格尔的抛弃，黑格尔是理性的集大成者，理性与疯癫自然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