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籍为何大部分都不用标点？谁用谁low？

不少学者认为古人忽视标点的做法，

严重影响了标点符号体系形成的发展，

以至近代需要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

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古代，

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

《吕氏春秋》曾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一则有趣的对话。

鲁哀公问孔子：“乐正夔，一足，信乎？”

乐正是官名，夔相传是为舜掌管音乐的官员。孔子听到这个问题，哭笑不得，说了一番话，大概意思是：

夔是人，怎么会只有一只脚呢？当年重黎举荐夔，舜将其任命为乐正，夔做得十分出色，后来重黎想多找一些这样的人，舜说“若夔者一而足矣”。所以这句话是说有夔一人就足够了，而不是夔有一足。

像这种因断句而闹出的笑话或者争议，不仅正史有很多记载，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故事。比如某书法家为慈禧题扇抄诗漏掉一字，后机智断句，将诗变为词而化险为夷。

正史野史之所以有许多这类记载，是因为古代的书籍，大部分是不加标点的，因此不同的人在阅读书籍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断句，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孔子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迄今便因断句不同，有着二十余种训释。

那么古代的书籍为何不用标点，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吗？

从商周到明清：标点符号一直在成长，未曾有缺席

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文字的辅助符号，标点自古有之。早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有用分行以及线号（竖线、横线等）来分隔、停顿词句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殷周时期衍生了钩识号“亅”、双短横号“=”和单短横号“-”，这一时期的铭文对此多有体现。

并且这些符号的使用方式，有一定的共识。在不同的铭文中，它们有着相似的作用。钩识号在铭文中，一般用于不同意义的文字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分隔章节的作用；双短横号、单短横号则是表示重文之意，例如“金灿灿”可以写成“金灿=”或者“金灿-”。

另外双短横号还可以表示合文，所谓合文，即将两个或以上的词汇，用一个汉字书写单位表示。例如“子孙”本是两字，有时会写成“孙=”，加了这个双短横号，则说明这个“孙”是合文，代表“子孙”之意。

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作用单一、种类缺乏的标点符号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此后又出现了几种点状符号以及方状符号。学者管锡华考据，先秦文献共见到八种标点符号，至于两汉时期，又发展出了十三种新的标点符号。对此，许慎《说文解字》也有部分记载，如：丶，所有绝止而识之也。

魏晋时期，标点符号的发展，基本是延续了秦汉时期的成果，至隋唐五代，标点符号又进入了一个发展期。据学者李正宇考据，敦煌遗书从西凉到北宋写本中使用的标点符号达17种之多，并且标点的使用方式，在原有基础上，作了延伸。所以，部分学者认为魏晋至唐五代是标点符号发展的保守期，不免失于笼统。

至于宋朝，标点符号逐渐成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奠定了旧式标点符号的体例，明、元、清则在此基础上稍有创新。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涌现了三十多种新的标点符号，极大程度满足了各类文章体裁、语言性质的需求。

并且这段时期些书籍刻本都使用了标点符号，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

监蜀诸本，皆无句读，唯建本始仿馆阁校书或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

所谓“蜀本”、“建本”是指当时两种雕版印刷技艺，“馆阁校书”则是官方编录校勘加了标点符号的书籍。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很多书籍刻本都加了标点符号，如宋代吕祖谦《古文关键》、元代程端礼《春秋义本》以及明代《永乐大典》等，清代用标点符号的书籍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许多诸如《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等有关标点符号理论的书籍。

明抄本佛经

所以，中国古代不仅有有标点符号，而且有着深厚的底蕴、悠久的历史以及丰富的种类。古代标点符号发展虽缓慢，然而在数千年的文化孕育中，它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也具备了一定的实用性，可为何大多数古籍都是不加标点的呢？

标点符号这么多，古人为何不爱用？

1. 古代标点符号存在一定的缺陷

胡适在研究古代汉语标点符号时意识到：

国中古籍率无圈点，即有之矣，其所有符号，又不完备；或有圈而无点，有句而无读。其圈点又不依文法构造，但截长为短，以便口齿而已。

胡适这番论述，道出了古代标点符号的几种不足之处，例如不具有完备性。

一篇文章，有祈使、惊叹、疑问、陈述等语气；有并列、分举、止绝等结构。先秦时期，只有极少数的几种符号，无法完备地用于文章所需要的断句辅助，这一限制，很大程度阻碍了古人著书作文添加标点的传统形成。

对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使用时的随意性。古人在使用标点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范，往往一圈到底，或是一点到底，其圈点，也不依据语法，有时觉得句子长了，便随手用个符号将其隔为短句，仅是为了方便自己阅读理解而已。

例如古代常用的圆点号，有的文中用于分隔并列词语，相当于顿号；有的文中用在了句末，相当于句号；有的用在章节之前，则相当于章节号；还可以放在两字中间，作为“对调号”，意思就是将两字的前后顺序掉换，还有作为冒号之类的用法，难以详尽。同时，又有顿点号、圆点号等符号同时作为句号使用的情况。

所以，作用繁杂、错乱、不成体系的标点符号，无法周遍性地使用在书籍文章当中。

2. 培养读书人“离经辨志”的能力，加深对典籍的理解

正是因为标点最初的发展不甚成熟，所当时流传的经典著作，都没有加标点符号。为了使读书人在阅读这些典籍时，能够正确理解，在蒙学期间，老师们便会锻炼学生断句的能力。《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先秦时期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庠、序、学皆是指学校。比较富裕的人家，有私塾；乡党则设立庠，“术”是“遂”字之误，古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里有序；国都设有大学。每年入学，隔年考核，学习一年则考核离经辨志。

对于离经辨志，郑玄注云：“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也”。孔颖达的疏再进一步说明，“离经”就是离析经典书籍的道理，将其章句断绝。书籍不加标点，并大范围进行断句考核，其用心良苦，可见先秦十分重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于经典的理解。

若加上标点符号，那么先贤经典，则被赋予了个人的理解，后来者在学习阅读的时候，难免会受到影响。赵缺《彼岸诗话》有言：“诗不可译，译之，则为译者之诗矣”。

他认为，诗歌解析翻译后，那么这首诗也变成了译者的诗，因为这是译者的理解，读者品读之时，则受到局限。加了标点的经典，犹如被翻译好的诗歌，两者之间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先秦学者在教授学生、抄录书籍的时候，都不会加上标点。

这种思想和传统，也一直成为主流的治学方式，被延续下来。至于汉朝，断句标点发展为“章句”之学，章句即离章辨句，和先秦时期的句读是相似的学问。虽然章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书人理解内容，但很多学者认为，如此不能使人真正理解书籍含义，《汉书·夏侯胜传》：

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给子史经集等典籍加标点，在夏侯胜这些学者看来，无疑是破坏治学的“大道”，所以，即便当时有“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王逸《楚辞章句》）”之类的看法，标点符号依旧没能普遍的推广应用。

有圈点的古籍

3.文化圈的崇古思想与部分文人的自我标榜

两汉之后，崇古的文化氛围，同样延续了这一特点。魏晋、隋唐动辄言春秋、两汉；宋元明清又言魏晋、盛唐。后世文人治学著作，在思想内容及形式上，多以古人为标准。读书、作文不添加标点的传统，也代代延续下来。

并且，很多士人认为，看加标点的书籍、写文章加标点是一种“陋习”。姚鼐最初刻印《古文辞类纂》的时候，曾经添加了标点，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却全部去掉，他认为这样会将此书拉低一个档次（曾有圈点，晚年则尽去之，以为邻近俗学）。

所以，尽管宋元明清标点符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标点符号的使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多是体现在小说、评传、佛经、韵书等文学作品中，不会出现在子史经集之中，而使用标点的书籍，也多是坊间刻本。

其实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

韩愈《师说》言“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断句标点的句读之学，都是蒙学教育的知识技能，就像现在幼儿园、小学的拼音一样。这段时期老师会教授拼音，以便学生学习汉字，待到升至更高层次的中学、大学，大家基本不会去阅读“注音版”的书籍，自己写文章也不会标注拼音。

句读标点亦是如此，古代因为科举的原因，文学成就几乎就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资本，无论学识高低如何，也尽量会彰显自己的博学，对于蒙学的句读，当然是敬而远之。若是读书人阅读加了标点的书籍，会被他人鄙薄；而写文章加标点，不定会被认为是鄙视他人。

方东树曾提及过这种文化风气：“凡刻书以不加圈点评识为大雅”。当看到有些学者阅读加了标点评识的书籍时，清代学者王安定惊异地说道：“其后则学士文人竟执此法以读古人书”。由此可管窥古代士人对于标点的忽视。

在古代，读书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所文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形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少部分的士人不需要，而大部分的农、商阶层又用不上，所以标点符号也自然无法具有普适性。

4.古代汉语文学的特性

最后就是古汉语文学的特性，使得文章本身具有断句的标识，例如诗词歌赋，能够从音律、押韵入手来断句；文章的语法词性，也能作为一种判断依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

除“乎”字下绝句、一读至“不”字绝句。

意思是说文章一般在“乎”字后面断句，还有在“不”字后面断句，这些判断方式虽然有待商榷，但由此可见古代汉语的虚词、助词等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标点的作用，因此，标点作为辅助阅读的符号，并非他们必不可少的“刚需”产品，自然也没有市场。

综上可知：

在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先秦、两汉时期，标点符号并未发展成熟，无法普及推广至书籍文章中，甚至在宋朝之前，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处于一个比较随意的状态。

宋朝之后，标点符号的发展虽已趋于成熟，也有不少学者对标点符号的运用作出了完善的理论，但由于文化圈的“崇古”思想、治学传统的延续、部分文人自我标榜，以及古代汉语本身的特性，导致古代标点符号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广泛地运用在书籍文章中。

古代标点符号的意义与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古人忽视标点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标点符号体系形成的发展，以至近代需要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古代，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

没有标点，意味着读书人需要具备综合文化素养，句读的背后，是庞大的知识体系。首先明词意、通文理，这是最基本；其次需要通晓子史经集，以辨别典故、人名、各种文化常识；天文地理亦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这在各种文章均有涉及；其他还有语法、音韵等方面更需要熟练掌握。

正因为如此，古代虽然没有像现在一般分门别科的进行教育，但依旧能够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使得当时的水利、经济、军事、天文等领域，都能从士人阶层选拔出合适的人员管理把控。

另外，古代汉语标点符号，为后世新式标点的形成，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形式基础和理论基础，因此中西文化融合之际，语言文字领域的学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借鉴西方标点，提炼出一套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且被广泛接受的标点符号体系，这些均是古代汉语标点符号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意义。

来源 | 风月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