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开国至大观年间（960-1110），承平日久。宋徽宗以为“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着手编撰《宣和博古图》，作为指导礼器制造的样本。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开始大规模制造“郊庙禋祀”祭器。当年及稍后制作的仿古礼器，数目浩瀚，时称“新成礼器”。“新成礼器”材质有铜、陶瓷、竹木之分。太庙祭器惯用铜器，而祭祀天地（包括郊坛、明堂大礼）则惯用“陶器”。祭祀天地“以素为贵”，遵循古礼的“尚质贵诚之义”，故而采用陶器。祭祀天地是国之大事，新成礼器中存在大量“陶器”，绝无疑问。而陶器生产，当然需要“置窑烧造”，此即北宋官窑。
靖康亡国，大量礼器、法器为金人所获。建炎三年（1129），宋室仓促渡江，礼器“尽皆散失”。然而国家“不可一日无祭祀”，绍兴元年（1131）、四年的两次明堂大礼所需的陶瓷祭器，即临时命令余姚县烧造，尽管一切皆是草创。绍兴八年（1138）后，天下初定，临安城（今杭州）成了南宋事实“都城”。为粉饰太平，除了明堂礼，郊祀礼、宗庙礼也渐次恢复。朝廷对祭器及陈设器皿的需求激增。既有“北宋官窑”故事在先，舍近求远向别处需索，既无必要，也不利掌控，在临安城内或其附近创设新官窑便提上了日程。
叶寘《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这是关于南宋官窑最明确的记载，近年不断得到考古发现的佐证。郊坛下官窑位于杭州南郊乌龟山，经两度考古发掘，对其厚胎一次釉、薄胎多次釉两类制品已有明确认识。两类制品代表了郊坛下官窑早、晚两期的特征。多次施釉制品是晚期作品，呈“紫口铁足”的外观，胎土呈黑灰或黑褐色，施釉较厚，有粉青、米黄等多种色泽，是南宋官窑典型制品。器型除习见的碗、盘、碟、洗外，更有仿商周秦汉古器式样的器物，显然受了当时帝王及时尚推崇的“仿古复古”风气的影响。一般认为，这些“古典”器物是朝廷使用的祭器或陈设器皿。官窑为朝廷需求而专设，不以商品销售为目的，生产不计工本，所以其产品与民窑既有“精粗之分”，也有“文野之别”。学术界对于修内司官窑长期聚讼纷纭。20世纪末杭州万松岭一带发现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制品多数符合“官窑型器物”的特征，釉色粉青、釉质醇厚、莹润如玉、胎色灰黑，外底留有芝麻钉大小的支钉。近年在老虎洞窑址的整理过程中，更确认了一批南宋遗物，更发现“修内司窑置庚子年……匠师造记”铭文的荡箍（制瓷工具配件）。老虎洞窑址地望邻近南宋宫城，与文献记载庶几相合，在南宋时期烧造青瓷当无疑义。传世另有一批瓷器，面貌接近“紫口铁足”的南宋官窑器，明代以来被称为“哥窑”，同样享有盛名。“哥窑”窑址迄今未见，一般认为，“哥窑”是元代以后浙江境内烧造的仿南宋官窑制品，故有“官哥不分”之说，加之长期的神秘化演绎，哥窑的真实情形，几乎不可究诘。明清笔记及某些方志，认为哥窑为南宋时期的龙泉章生一所出，富于传奇色彩，学者一般不予采信。
元代孔齐《至正直记》“窑器不足珍”条，提供了有一条重要线索，“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高濂《遵生八笺》也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杭州）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意思是，“哥哥窑”或“哥窑”可能均出产于杭州的南宋官窑旧址，只不过“官窑”烧于官家，哥窑烧于私家。南宋官窑和哥窑的许多问题，至今未有确解。但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杭州城区范围，宋代以前并无制瓷传统。而宋元时期，却突兀地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青瓷系统，制品面貌高度统一。显然，这是宋室南迁背景下的产物。宏观地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及元代杭州城内对南宋官窑的仿造行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官窑瓷器以古典文雅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灰黑坚致的胎骨著称，“郁郁乎文哉”的特性是青瓷艺术的典范，这些都建立在釉料配方、素烧工艺、胎料改进的基础上。系列的工艺革新，是宋室南迁后南北方制瓷工艺交流、融合的结果，这是南宋官窑工艺最值得关注之处。南宋官窑温润如玉的乳浊釉青瓷，与越窑传统玻璃质青釉有别，并非浙江本地的传统。北宋晚期，河南汝窑最早出现了呈色“天青”、“粉青”的乳浊釉青瓷，当时的历史背景，大略如《坦斋笔衡》所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既而朝廷又在京师（汴京）设置“北宋官窑”，虽无可靠实物，推测北宋官窑器物也是天青色的乳浊釉。南宋朝廷在临安城“袭故京遗制”建立“南宋官窑”，将这独特的青釉工艺移植到南方，并落地生根。从乌龟山的郊坛下官窑、老虎洞窑址（“修内司官窑”）的发掘情况看，制品基本上是这类“官窑型青釉”。但是，窑炉结构均采用南方传统的龙窑，而非移植北方传统的马蹄形窑。这是南、北方工艺融合的典型反映。南宋官窑郊坛下遗址（图片源自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传承汝窑（包括北宋官窑）的乳浊釉青瓷和支钉烧造等基本工艺。从器物造型和工艺的一致性来看，南宋官窑最初的生产，可能有南渡的北方窑工参与。但是，南宋官窑取材于杭州凤凰山附近，胎土的颜色、质地与汝窑自然有所区别，比如南宋官窑器物典型的“紫口铁足”特征，就为汝窑器所不具备。至于器形的丰富性，较汝窑也有长足发展。“紫口铁足”瓷器，具有薄胎厚釉的特征，许多器物的釉层，甚至比胎骨还要厚几倍。厚釉的形成，需要“多次上釉”的素烧工艺，老虎洞窑址的素烧炉为北方传统的马蹄窑类型，这样看来，该工艺来自北方，只是在南宋官窑得到了充分实践。这种方法，使釉层可以均匀的增厚，从而改良了釉面的质感。假如说越窑青瓷“如冰似玉”，多少还会有一点文学描述的色彩，但是形容南宋官窑青瓷“温润如玉”，则实至名归。“薄胎”器物的烧成，仰仗于胎土的“二元配方”， 即以优质瓷土掺和高铁质的紫金土糅合而成。这同样是越窑不曾有过的工艺，此项改进绝非仅仅是坯料配方的简单改变，更会引起成型、烧成环节的一系列变革。青釉在坚硬、薄削的灰黑胎的衬托下，愈显深沉。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南宋官窑盏托
南宋官窑造型典雅，多取材商周秦汉礼器造型。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赏笺》说，官窑器“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贯耳壶、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并认为这些典雅的器物为“官窑第一妙品”。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细致描述南宋官窑成型工艺的匠心巧思，光看《遵生八笺》开列的光怪陆离的单子，就会有真切感受。
叶寘《坦斋笔衡》曰“本朝（指宋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所谓“芒”，实际上是指定瓷的色调及其过强的玻质感，故“不堪用”。这说明，北宋中晚期开始，朝廷在重大礼制活动中青睐青瓷器，而排斥白瓷器，在陈设器具中也可能同样如此。这是宋人的价值观、审美观——以青为美、以青为贵，即所谓“宋瓷尚青”。宋人缘何“尚青”？朝廷对陶瓷器倚重，必然对其品质有更高要求。汝窑天青釉瓷器（即官窑型青釉）的出现，因了宋朝君臣对“玉质感”的喜好。天青釉与传统玻璃质青釉不同，施釉较厚，具有乳浊感，更有“玉”的质感。玉器在传统礼制中的地位以及为文人阶层喜爱的情形，自不待言。但是，宋代常见玉材并非来自西域的“白玉”，而是本土出产的“珉玉”，即“青玉”。所以，宋人认为“青”是玉的颜色，乳浊釉青瓷最能体现玉的质感。青色瓷器是祭祀天地典礼“尚质贵诚”的理想载体。宋人非但认为“玉色为青翠”，更认定青色为“象天之色”，即上天的颜色。宋人因为爱玉而重玉的质感与色泽，因敬天而崇尚青色，此为“宋瓷尚青”之由。显然，天青釉较白釉更接近“玉”的外观，更加符合祭祀天地“尚质贵诚”的要求。于是，天青釉瓷器成为朝廷的首选，白瓷逐渐被舍弃。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南宋官窑为何如此孜孜追求青釉效果，致使工艺繁复到空前程度。关于修内司官窑器物，《坦斋笔衡》说“澄泥为范，极为精致，油色莹润”，稍显抽象。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据文献记载，南宋官窑曾烧制“尊罍、牺尊、象尊”之类礼器。据老虎洞、乌龟山窑址的发掘情况看，产品中有大量仿商周秦汉古器的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奁式炉和各式花瓶。这些器物多属礼器、陈设器皿、清供雅玩，这在北宋时期或同期民窑中是看不到的，显然是北宋晚期以来在礼制和日常生活领域“刻意复古”的产物。南宋官窑生产专供朝廷祭祀与日用，不是商品性生产，生产成本一切责之有司或民间。所以，官窑有不计工本、力求完美的特征。而民窑的商品生产，须在成本与利润之间权衡。因此，官窑与民窑之间，除了“文野之别”外，也必然存在“官民之别”与“精粗之别”。南宋官窑的鼎式、簋式、鬲式炉，以及投壶、蒜头壶、玉琮、铜觚式样的瓶具，其祖形均为商周秦汉古器。这是朝廷“复古”、“重祭典”背景下的产物，多数本身就是朝廷的陶瓷祭器。即便在今天，古器式样的炉具、花瓶、烛台仍然是各类神祇之前常见的供奉器具。南宋官窑簋式炉（图片源自南宋官窑博物馆）
然而，南宋时期，古典造型的炉具、花瓶既可以是居庙堂之高的祭器，也可以是文人书斋的案头陈设，甚至是一般人家的清供雅玩。在“崇古、复古”的时风之下，造型古典的器物首先在宫廷庙堂中采用，既而向中下层社会普及，深刻影响了世俗日常生活。世俗生活朝“雅致”、“郁郁乎文哉”的方向转变，这一趋势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