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诗的别体，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曲，元曲的简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体裁之一。元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二者都是当时流行的北曲 (散曲分南曲和北曲两种，它们最初的萌芽都是从“词里蜕化出来的) 。1、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③，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象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④，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何罢了。 2、曲牌是曲的调子的名称。如《点绛唇》、《山坡羊》、《挂枝儿》等，名色多至几千个。每一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可据以填写词。
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与词牌名相同的。有的曲牌有调无词，只供演奏。曲调音节，古代都写在牌子上，故称为曲牌。3、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我们谈曲和词的区别，主要是谈散曲。 词和曲都是长短句，都是按歌唱的需要做出的，它们性质相同的，都属于音乐文学，所以它们之间是比较不容易区别的。 1、词中通行的词调大都只分为平、仄，而曲中的南曲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北曲的四声则分为阴平、阳平、上、去，没有入声，入声字己经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 2、曲韵和词韵也是不同的，词韵比曲韵的规定来的严格，曲中的北曲以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依据，分为十九个韵部，凡入声字都派入平、上、去三声之中，这是和词韵最大不同的地方。曲不忌重韵，而词忌重韵，但是在写曲是最好还是不要重韵。 3、词和曲在语言方面各有不同的特色，譬如；曲的语言比较通俗、浅显自然，接近我们平常的生活用语。虽然都是反应社会生活，但是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比较窄，而曲却比较宽广。 4、写曲要根据曲牌的规定来写，这个跟写词很像，写词时也要根据词牌的规定来写；但是写词和写曲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曲可以有衬字，（衬字：曲牌对每句的字数都有规定，但如果作者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在规定的字数之外，增加字数。） 1、配乐不同：词乐属燕乐；曲乐则为胡曲番乐与中原音乐结合而产生的新乐。 2、压韵不同：词韵基于平水韵而稍宽，且严守平仄；曲韵用中原音韵，可平仄通押。 4、格式不同：词的字数是固定的，不能加减；曲可以加衬字，多少不限。词原称曲子词、曲、曲子、曲词，或称杂曲、歌曲、琴趣、长短句、诗余、语业、乐章等，到南宋时称为词。曲是流行于元明时代的一种文学形式，又称词和乐府等。一是词的字句有一定，曲的字数没有一定，有些曲调里甚至可以增句； 涂宗涛先生则认为词曲的分别在于曲的衬字多，词的衬字少，词虽有调同体异现象，但同一词调一般地讲相差并不悬殊，曲却不是这样，同一曲调的字数和句数往往差别较大。除上述区别外，曲为单调，词则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在语言上，曲比词更加口语化。三、曲不忌重韵，而词忌重韵,（重韵就是说韵脚一致、意思雷同），这是和词韵最大不同的地方五、词的句式要散文化，要比诗更直白 这一点体现于李后主、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白石）、吴文英（梦窗）……等所有词人的全部词作中，无一例外。例如，柳永的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眼凝噎’，被关汉卿化为'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曲）。范仲淹的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被王实甫化为'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曲）。关汉卿、王实甫都是故意使用了俗字。今人如果写词，既要做到明白如话，又要避免太俗，以免变得词不像词、曲不像曲。前人曾把作为词与曲分界的代表。此中真义，就靠自己的悟性去领会了。我是这样认为的，词这种有别于其他体裁的文体，它之所以流传至今,其存在性，自然有它的道理。我觉得这与词本身的艺术特点是分不开的。首先，在语言上。词基本上是书面的、典雅的语言，文彩斐然，有人说词里也有用白话的，其实那大都不是白话，只是较为浅近的书面语言。这种语言是需要精炼的。清人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谈到诗与文的区别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他指出了，诗与文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只是提炼的程度不同，制作的方法各别。词亦是这样。与文相比，要更加凝炼、集中，制作也更加精致。张炎说：“词既成，恐前后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画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或贴之于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暇之玉。急於脱藁，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犹且旬锻日炼，况其词乎？”这不仅说明词在语言上要锤炼，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对于创作的某种态度。其次，在音韵上。词总是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万云骏说：“以词而论，起初和音乐是结合的，到了宋代，词和音乐也并未脱离。有人说词这种形式发展到苏轼手里，与音乐脱离了；苏轼冲破了音乐、格律的束缚，于是词就发展了。这是拿唐诗发展的情况来套宋词的发展，是不符合词史的实际的。事实上，苏轼对于音乐是相当重视的，他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就很合音律。清人万树编《词律》，【念奴娇】这个词牌就是以苏轼的'大江东去'为标准的。说苏轼不懂词律，这是缺乏常识的话。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南宋，始终未脱离音乐，但也始终在发展。”所以，词总是流动着音韵美。或激昂奔放，或抑郁婉转。再次，在诗歌的特质上。词具有古典诗歌的特质。这种特质到底在哪里？万云骏认为在于人强烈的主观性。他说：“感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又是渗透一切形象塑造中的重要因素。想象和感情是诗歌的一对孪生姊妹。因此，感情越丰富，想象越活跃，诗的形象越能栩栩如生，感人心脾。如果只讲诗歌的思想内容，不讲感情与想象，那是无法欣赏诗歌和解释诗歌史上的实际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区别，作家的主观的感情与想象的活动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的。”他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后，在个性上。曲和诗词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而诗与词的区别就比较难。这需要抓住词的特点。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话很简要地概括了诗与词的区别，抓住了要害。所谓“词之言长”，就是指词能够抓住一个方面，加以深入、细致的描绘和刻划，揭示人物内心深处曲折微妙的心理活动，多层次地展现复杂微细的心底波澜。万云骏例举了清人刘体仁在《七颂堂词绎》中曾引用杜甫的一首诗说明诗词的区别。他说：“老杜风雨见落花一首，词之神理备具。盖气运所至，老杜亦忍俊不禁耳。观其标题曰'新句'，曰'戏为'其不敢偭背大雅如是。”“他说的杜甫诗，原题为《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这首诗是七古，但在风格上却是纤巧的。之所以说“戏为新句”，因为这种风格，在诗里是不宜有的。这首诗，除不是长短句以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象词，实可区别与一般“大雅”的唐诗。第一，这首诗从内容上讲包含了词的因素，感情的描写十分细致。第二，此诗语言上也是词的语言风格，语言是绮丽的。第三，此诗的表现手法是纤巧的。王嗣奭说：“此诗摹写物情，一一从舟中静看得之，都是虚景巧语，本大家所不屑为者，故曰'戏为新句'。”这首诗除首二句外，全是虚写，虚写多于实写，就是说浪漫主义的因素特别浓厚。而这也是词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些都说明，这诗不是唐诗的一般风格，在内容、意境、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已经很象词了。”由此，相对于诗来讲，词不是“面”的展开，而是“点”的深入，是抓住一点，描之绘之，渲之染之，步步深入，细入微芒。其他种种，前人在诗话、词话、曲话里谈得很多了。 所以，无论今古，词之所以为词，大凡于此。我不否认今天的词已经有很多发展，但若抛弃了其固有的特性，也许就不能说是词了。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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