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

walix 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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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德国，苍白的母亲》（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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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本周目录

2021.11.12- 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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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原创IP连载《猫星》

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公元1889年9月26日—公元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Baden）弗赖堡附近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的天主教家庭，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

《林中路》是海德格尔的后期代表作品之一。它在当代学术界享誉甚高，业已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如其中的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原为海德格尔在1935年至1936年间所做的几次演讲，当时即激起了听众的狂热的兴趣——此事后被德国当代解释学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描写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书中斯诸篇也各有特色，均为厚重之作。若要了解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林中路》是不可不读的。

本文选自《林中路》；[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出版

世界图像的时代

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反过来，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分沉思，必定可以让人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沉思乃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值得追问的东西。

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照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不过，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之内了。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而且，艺术因此就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

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而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文化本质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现代的第五个现象是弃神。“弃神”这个表述的意思并不是彻底地把神消除掉，并不是粗暴的无神论。弃神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图像被基督教化了，因为世界根据被设定为无限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基督教把它的教义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从而使之符合于现代。弃神乃是对于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基督教对这种无决断状态的引发起了最大的作用。可是，弃神并没有消除宗教虔信，而毋宁说，惟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才转化为宗教的体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则诸神也就逃遁了。由此而产生的空虚被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了。

何种存在者理解和何种真理解释为上面这些现象奠立了基础呢？

我们把问题限制在第一个现象即科学上。

现代科学的本质何在？

何种关于存在者和真理的观点为现代科学的本质建立了基础？如若我们成功地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我们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本质。

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其意思与中世纪的doctrina［学说］和scientia［科学］是有区别的，但也是与古希腊的ἐπιστήμη［知识］大相径庭的。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这是因为，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法。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理论是正确的，而亚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力求向上运动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古希腊人关于物体、位置以及两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乃基于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因而是以一种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对自然过程的观看和究问方式为条件的。没有人会断言，莎士比亚的诗比埃斯库罗斯的诗更进步。更不可能说，现代关于存在者的观点比古希腊的更正确。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其本质乃是研究（Forschung）。研究的本质又何在呢？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Vorgehen）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在这里，“程式”不单单指方法和程序；因为任何程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藉以活动的敞开区域。而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过程。由于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譬如在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种基本轮廓（Grundriß）被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过程也就完成了。筹划（Entwurf）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以何种方式维系于被开启的区域。这种维系（Bindung）乃是研究的严格性（Strenge）。凭借对基本轮廓的筹划和对严格性的规定，程式就在存在领域之内为自己确保了对象区域。通过一番对最早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现代科学（亦即数学的物理学）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意思搞清楚了。就现代原子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而言，我们在这里惟一关心的本质因素也是适合于原子物理学的。

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因为，在一种优先的意义上，它应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数学。不过，它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数学地运行，只是因为，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本身就已经是数学的。对希腊人来说，τὰ μαθήματα意味着那种人们在观察存在者和与事物打交道时预先知道的东西，即：物体的物体因素，植物的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性和人类的人类特性。除了我们这里所指出的，数字也属于那种已经知道的东西，亦即数学因素（das Mathematische）。当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三个苹果，我们认识到这些苹果是三个。但数字三，三这种性质（Dreiheit），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这就是说：数字是某种数学因素。只是因为数字是似乎最为纠缠不清的、总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从而是数学中最为熟悉的东西，所以，数学因素很快就被保留下来了，作为数字因素的名称。但绝不是说，数学因素的本质是由数字因素来规定的。一般而言，物理学乃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特殊而论，物理学乃是关于运动中的物体的知识。因为物体直接地和普遍地——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在所有自然因素中。如果说现在物理学明确地构成为一种数学的物理学，那么这就意味着：通过物理学并且为了物理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了某种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构成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对某种东西的筹划，这种东西后来必定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即：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在这种被假定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中，还包含着下述规定性：运动即位置变化。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每一种力都取决于——或者说：仅仅是——它在运动中，也即在时间单元内的位置变化量中产生的东西。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任何事件都必然被看透了。惟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之内，自然事件才作为自然事件而变得显明可见。这种自然之筹划包含着它的可靠性，而这是由于，物理学的研究就它每一个追问步骤而言，从一开始就维系于这种筹划了。这种维系，即研究的严格性，总是合乎筹划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性。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Exaktheit）。一切事件都必须在这里——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然事件能够进入表象的话——预先被规定为时间—空间上的运动量。这种规定是在借助于数字和计算的度量中进行的。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空间—时间上的运动量，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毫无疑问，甚至对历史学科学的对象区域的筹划和保证，也不仅仅具有另一种方式，而是在实施时比贯彻精确科学的严格性要困难得多。

通过筹划，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就成了研究。但是，筹划和严格性惟有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是的东西。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如果被筹划的区域将成为对象性的，那就需要我们在其纵横交织的整个多样性中去遭遇它，与之照面。因此，程式必须为照面者的多变性备下自由的眼光。惟有在变化过程的始终不同性的视界内，才能显示出特殊性亦即事实的全部丰富性。但事实必须成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故程式必须在其变化中把变化之物表象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依然让运动成其为一种运动。事实的恒定因素以及事实之变化本身的持续性就是“法则”（Regel）。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变化的持续因素就是“规律”（Gesetz）。惟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的。自然领域中的事实研究本身乃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明。借以把一个对象区域表象出来的方法，具有基于清晰之物的澄清的特性，亦即说明（Erklärung）的特性。这种说明始终是两方面的。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说明在探究（Untersuchung）中实行。这种探究在自然科学中按各各不同的探究领域和探究目的，通过实验来进行。但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惟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物理学，所以惟有它才可能是实验的。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学说（doctrina）和古希腊的ἐπιστήμη［知识］都不是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在那里就没有出现实验。诚然，亚里士多德最早就理解了，ἐμπειρία即experientia［经验］意味着：在不同的条件下观察事物本身、事物的特性及其变化，因而是关于事物在法则中的表现方式的知识。但以这种知识为目标的观察，即experimentum［实验］，始终与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内涵，与研究实验，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使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是用数字和尺度来工作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使这种观察是借助于某些装置和器具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因为在那时普遍地缺失实验的决定性因素。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以控制的。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并且制约着对条件的先行表象。这种表象——实验即始于这种表象并且借助于这种表象——绝不是任意的虚构。因此，牛顿说：hypotheses non fingo，即，奠基工作并不是任意杜撰的。奠基工作乃根据自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且从中得以勾勒。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因此，才学卓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决不可能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始终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因为在那时，基督教把真理的真正地盘投入信仰中了，投入对典籍话语和教会学说的确信中了。最高的知识和学说乃是神学，是对神性的启示话语的阐释，而这种启示话语被记录在典籍中，并且由教会宣布出来。认识在这里并非研究，而是对权威性话语和宣布这种话语的权威的正确理解。因此，在中世纪的知识习得中，对不同权威的话语和学说意见的探讨具有优先地位。componere scripta et sermones［文字与言语的比较］，argumentum ex verbo［根据词语的判断］，是决定性的；这同时也是当时所采纳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必然成为经院哲学的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如果说罗吉尔·培根要求实验，而且他确实也要求实验，那么，他所指的并不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argumentum ex re［根据事物的判断］来代替argumentum ex verbo［根据词语的判断］，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ἐμπειρία［经验］，来代替对学说的探讨。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历史学精神科学的史料批判与自然研究中的实验相当。“史料批判”这个名称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把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但它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但历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素，即历史学说明据以清算历史的惟一性和多样性的那个东西，总是已经一度在那里的东西，是可比较的东西。在对所有一切东西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历史学说明只能达到这一步，这乃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独一无二的东西、离奇的东西、单纯的东西，简言之，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物，而是把它说明为例外。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只要说明（Erklärung）意味着：回溯到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只要历史学始终是研究，亦即一种说明，那么，就不存在另一种历史学说明。因为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说明和可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按照历史学本身接近于新闻学的程度，这种史料批判的尺度也相应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