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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与中医系列丨读懂黄元御的关键要害在“河图五行”

 嵩风阁 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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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黄元御的关键要害在“河图五行”

王帅    张帆   张鸿磊  王仁鹏
学术指导:孙广仁教授

黄元御乃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医学家,黄氏尊崇四圣之学,堪称“尊经派”代表人物,其崇尚《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经典,并悉心研究,阐发经意,其一生著作颇丰,现存有1 1部医学著作,其中《四圣心源》最为其代表作,是黄元御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黄氏“中气转枢”理论

通过研读黄氏著作,尤其是《四圣心源》,可知其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同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属“中气转枢”理论。概言之即为“左路木火升发、右路金水敛降、中焦土气斡旋”,后世将其总结为“中土斡旋,土枢四象,一气周流”,这一理论也是黄氏自信自己独得圣心而卓然于其他医家之所在。

黄氏“中气转枢”理论,分而言之当有两层意思:一则首重中土,以土为本,中土脾胃乃是气血、脏腑化生之本;二则脾升胃降为升降之枢纽。

2.黄氏中气理论与东垣脾胃学说的比较

黄氏“中气理论”与金元四大家李东垣“脾胃学说”颇为相似,我们甚至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讲,黄氏理论与李东垣脾胃学说可谓一脉或者一源,当然二者也仍有相当的不同之处。

两家学说相似之处

两家学说均认为脾胃是人体之本,两人在脏腑中都首重脾胃中土,如《脾胃论》这样说:“元气之充足,皆有脾胃之气无所伤, 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黄元御则这样说:“肾水温升而化木者,缘己土之左旋也,是以脾为生血之本;心火清降而化金者,缘戊土之右转也,是以胃为化气之源。”由此可见一斑。

二人都将调脾胃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因此在治疗法则上,两人调理脾胃的盛衰放在首要地位,李东垣认为“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 不足,阴气有余,当从六气不足,升降浮沉法,随证用药治之。盖脾胃不足,不同余脏,无定体故也;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 惟益脾胃之药为切。”黄元御指出“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 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

两家学说所异之处

两家都以脾胃为枢,但两家在脾胃为枢的问题上确有颇多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黄氏中气理论,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中的未尽之处。

虽然李东垣与黄元御两人都重视脾胃中气的作用,但在调理升降的问题上,李东垣偏重脾升,对胃降的方面没有过多关注与论述,黄元御则升脾降胃并重。东垣更重视脾升,是因为脾主运化,只要脾气健运,人体气机的升降运转自然如常。因此应当把健运脾气放在首位,也即可以说,《脾胃论》虽言脾胃,但事实上仍脾脏为主,胃腑为从的格局。黄元御则进一步平衡了二者、兼顾了二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脾胃共主”的局面,其主张培补中土脾胃,脾胃不虚,中土才能运转,才能达到“己土左旋,戊土右降”。

因二者升降理论有所不同,故用药的选择上自然也有不同,因于强调脾升,故东垣在健脾的基础上多用风药升阳,黄氏用药则无此特点,用药往往兼顾平衡气机之降。另外,黄氏用药虽不忘其降,但更多的仍是强调崇阳补火及祛湿抑阴,此种用药特点的形成,可能与其自身经历有密切关系。

黄氏中年遭受目疾,被庸医过用苦寒泻下之剂,致使目损失明,且脾阳大亏,中气不足,终生受苦,学医以后又发现很多医生滥用寒凉之药,尊崇“贵阴贱阳”之说,他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因此黄氏从自身经历出发,结合自己对经典的体悟,提出人体是阳易衰而阴易盛的思想,主张崇阳补火。中土五行主主湿,中土脾胃的损伤,必然内生湿邪,而“湿则中气不运,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所以黄氏进一步提出“一切内外感伤杂病,尽缘土湿”,因此治疗用药,莫不处处注意祛湿,如《四圣心源》中所载之方,用茯苓、泽泻的竟多达百分之七八十。其甚至称茯苓为“功标百病,效著千方”,由此可见其对湿邪的瞩目与态度。
3.黄氏中气理论源于《内经》中的河图五行

从以上东垣脾胃论及黄氏中气学说的比较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基本同出一门,应有共同的学术来源,那其来源于何处呢?

后世论及东垣脾胃学说及黄氏“中土斡旋,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论皆言其导源于《内经》,此说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这种说法太过泛泛,根本无益于我们很好地理解两家学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此说未得其要。那么其要何在?我们认为要真正读懂东垣脾胃论以及黄氏“中土斡旋,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理论的要害在于“河图五行”。

《内经》与河图五行

通过之前多篇文章的梳理与论证,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内经》中存在两种五行模式的混用情况,在《内经》中两种五行模式虽不能说是泾渭分明,但还是可以很轻松的梳理清楚的。一种是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生克五行,其较为偏重时位,特点是五行地位均等平行依次流转,另一种就是我们所说“河图五行”。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非常充足的依据的,《内经》之中其实有太多与五行相关的内容,其实无法用五行生克来解释,现试举几例子加以印证以上说法:

如:我们都知道《黄帝内经》中的东、南、西、北、中分别配属了木、火、金、水、土,而五行与四时的配属显然存在两种情况,既有以土配季夏者,又有以土配四季末各十八日者。如果说”土王季夏“的四时五行配法,可以与五行生克说联系在一起,那“土王四季说”却几乎与五行生克说毫无关系。

再比如:《黄帝内经》提到的太少阴阳四象体质的问题以及《内经》中关于五脏的太少阴阳属性的论述、脾胃至阴、为孤脏的论述,其所用到的五行关系模式用五行生克也无法解释。

再比如:《素问·刺禁论》提到的一个五脏关系模式:“如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这也很难以五行生克来解释。

当然《内经》还有很多无法以五行生克说来解释的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之所以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内经》在成书之时,其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尤其是藏象理论时,其是主要就是采用了“河图五行”作为基本框架。

《内经》河图五行主要内容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已基本搞明白《内经》的河图五行的大致面貌,概括来说河图五行有以下这些特点:一,五行与方位的配属关系:中央配属土,木与东配、火与南配、金与西配、水与北配;二,五行与四时的配属关系:中央土为尊,王四季,也就是说其无专门的季节配属,木与春配、火与夏配、金与秋配、水与冬配;三,五行与四象的配属:这里四象可以是太少阴阳,也可以形象的说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具体来说,木居东为少阳配青龙,火居南为太阳配朱雀,金居西为少阴配白虎,水居北为太阴配玄武,中央土在《内经》被认为是“至阴”;四,在河图五行模式下,五行莫贵于土,可以认为土为其他四行生气之本源,也同时是其他四行运行之枢纽,后人总结为“四象五行皆籍土”,这样就形成了土居中斡旋为生气之本源、气机运行之枢纽的态势。

这样外四行围绕中土,金木交互回环,水火上下交济,具体来说,木自左而升发,金自右而收降,二者龙虎出入、升降相因,水自下而上,火自上而下,二者上下交感水火交济。将五行与人体五脏相配属以后,自然形成了脾胃居中斡旋为后天人体生气之本源、气机运行之枢纽,而肝升于左而肺降于右,肾水上济而心火下温的上下交济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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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的文字,《内经》中并无专门论述,但这一理论也并非我们的“发明与创造”,而是基于事实的提炼与总结,关于这部内容我们已有专门的文章进行梳理论治,此不赘言。

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了、理解了以上河图五行模式的内容,那么再来看《素问·刺禁论》所说的:“如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以及《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水火者,阴阳之征兆,金木者,生长之终始也。”是不是就变得不一样了,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说的河图五行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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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中气转枢“理论与”河图五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黄氏中气理论的相关论述:

升则为阳,降则为阴,阴阳异位,两仪分焉。清浊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

枢轴运动,清气左旋,升而化火,浊气右转,降而化水,化火则热,化水则寒。方其半升,未成火也,名之日木。木之气温,升而不已,积温成热,而化火矣。方其半降,未成水也,名之曰金。金之气凉,降而不已,积凉成寒,而化水矣。

水、火、金、木,是名四象。四象即阴阳之升降,阴阳即中气之浮沉。分而名之,则曰四象,合而言之,不过阴阳。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合而言之,不过中气所变化耳。

四象轮旋,一年而周。阳升于岁半之前,阴降于岁半之后。阳之半升则为春,全升则为夏,阴之半降则为秋,全降则为冬。春生夏长,木火之气也,故春温而夏热。秋收冬藏,金水之气也,故秋凉而冬寒。土无专位,寄旺于四季之月,各十八日,而其司令之时,则在六月之间。土合四象,是谓五行也。

……

现在看了以上这些描述,认为黄氏“中土斡旋,土枢四象,一气周流”是基于河图五行而来的,应该是十分可信的。所以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这样说,读懂黄元御的要害关键就在河图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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