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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语： 10年前我曾经发起一个拍摄项目，叫 “十年快拍一条路”，让有兴趣参与的人选择一条自己熟悉的路，进行长达十年时间的记录。当时有30多位摄影师报名，一开始他们个个雄心勃勃，认真拍摄自己所选择的路。但是十年过去了，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一位，他就是来自丽水的摄影师谭秋民。当时我说过：哪位要是坚持十年拍一条路，到那时我就给他做一个展览。本次七条小巷在地艺术项目展放在刘祠堂背，而谭秋民所选择的路恰好是七条小巷之一的刘祠堂背，并且刘祠堂背今年也迎来了城市的有机更新，面临改建，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房屋已经腾空，居民已经撤离。为刘祠堂背做一个告别展很有意义。谭秋民的刘祠堂背摄影项目不是简单的纪录，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影像创作，作品完成度高。这是一份关于中国城市街巷长期纪实项目的样本。 傅拥军 2021年11月
01 长卷 （生活啊……） 
《长卷》系列是从十年刘祠堂背拍摄的三万多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记载小巷历史变迁的生活画卷，充溢着小巷街邻四巷烟火况味。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刘祠堂背所在的片区仍是丽水市的中心区域。城市化推进，丽水新城区迅速扩张，高楼建筑以神奇的速度从四面八方拔地而起，老的生活街区在拆与不拆的纠结中迅速没落，刘祠堂背成为踽踽独行的守望者。 
掉落的灯笼，上墙的老人
2020年9月，丽水市文旅公司公布了整体收购刘祠堂背的计划，要把刘祠堂背打造成文旅融合的老街区。从此，小巷居民逐步搬离。十年的拍摄，我和小巷居民结下了深厚友情。在这里，我吃过他们的饭、听过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外在的记录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回忆曾经的欢歌笑语，喜怒哀乐，我在伤感中拍下了88户人家人去楼空的场景，这也是我同这条老街做最后的道别。
这是我对刘祠堂背婚姻状况调查过程中收获的一个个结婚故事：因为台海关系的紧张，张雪华和丈夫结婚一年就分离，两岸遥望一晃数十年；已经离婚的黄增其夫妇为了两个女儿中考，重新生活在一起，离婚不离家；管彩林夫妇的组合遭遇女方家庭反对，但是棍棒并没有打散这对夫妻，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守护在一起的决心。他们的结婚故事，是人生酸甜苦辣的一个个鲜活样本。 2010年胡真友儿子的婚礼，是10年来我在刘祠堂背碰到的唯一一次婚礼，我完整地拍摄下这次传统的丽水婚礼。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家庭团聚的重要节点，是我田野调查的重要拍摄时间点。我从居民“过年”的传统饮食、家庭成员组成、祭祖和文化娱乐等方面切入，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资料。10年间，我有六个除夕是在刘祠堂背度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大量的图片中可以梳理出家庭与时代、生活环境与精神生活、老人在维系家庭方面的地位以及家庭祭祀的传承等社会课题。
过年小吃系列
过年样本系列
租住此地的人，会朝故乡的方向叩拜先人 我从2012年开始对丽水刘祠堂背做影像记录，祭祖活动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仅有150米长，不足百户人家的刘祠堂背，有25户人家，保留着完整的祭祖传统。每逢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半）、冬至和除夕，这些家庭就会采购上好食品，精心烹饪备好酒、茶甚至香烟等；安放供桌，摆好香炉，有的还把祖先像、牌位等供于家中上厅。由家长或家庭推举的人员主祭，通过接祖----供祖----祭祖---送祖四个步骤，完成祭祖仪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一代对祭祖观念逐渐淡薄。今年除夕，刘祠堂背就有5个家庭或因老人去世、或因老人年迈体弱，子女不愿意“承接”而彻底放弃了祭祖仪式。
（2012年）
这是一个十年之约。2012年，我刚刚开始“十年一条路”项目，在刘祠堂背遇到这对表兄妹，我为他们摁下第一张照片，他们幼稚地问我：“叔叔，你以后都能给我们拍照吗？”，我说：“我每年给你们拍一张吧！”，“那我们拉钩，说话算数哦”，从此，我就按照约定，每年给他们拍一张照片。如今，我从“叔叔”变成了“外公”，他们也读小学六年级了，我们的约定还在继续。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葬礼》不仅是探究小巷原住民面对死亡的人生重大话题，也是本地传统殡葬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这里居住的老人，她们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按照自己身前的信仰，完成人生最后的一幕。为此，我选择刘祠堂背43号吴凤英、74号郑金环两位老人的葬礼作为详细记录的样本。她们生前的信仰不同，葬礼“程序”也截然不同，是研究小巷居民乃至丽水百姓传统文化的重要史料之一。 而吴凤英老人的去世，还让我原本计划的十年拍一户全家福的子项目戛然而止。我和老人家约好，每年为他们拍摄全家福。因为2015年老人去世，家中矛盾纠纷暴露，大家庭再也无法重聚，令人唏嘘。这也折射出老人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2015年末老人突然去世，这成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摄影 小巷居民吴兆龙
《逝者》是我拍摄10年间刘祠堂背陆续离世的居民。杨有天、刘细㜭、陈翠莲、陈龙生、赖柄新、张雪华、麻增毫、邹人凤、张春花、何槛诚和戴玉翠夫妇…… 十年间，刘祠堂背先后有23位小巷居民去世，他们生前都是我的拍摄对象，也是我的朋友。无论是无疾而终，还是意外逝去，都值得尊重和纪念。 在布展的时候，为了消解展厅弥漫的悲伤气息，我们将整个房间贴满了10年前至今的丽水本地的《处州晚报》。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发现，在其中一张老人的照片中，她的房间，就贴满了报纸。而报纸本身也成了展览的一部分，代表了在他们消逝的十年间，周边一直变化着的世界。
2020年在刘祠堂背拍摄，居民同我聊的最多的话题是搬迁。尽管这里居住配套设施很差，但是原住民非常留恋这里街坊邻里的生活况味；租客们则反映在市中心再也租不到这么低廉的房子。因此，小巷居民，每每说到这个话题，总是充满着无奈与不舍。很多居民都让我在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子前拍照留念。说实话，拍这些照片，我心情也很复杂，有时也控制不住情绪，最后，我拿着遥控器或快门线，在我无数次走过的小巷，同他们一起，向刘祠堂背做最后的告别。 十年的田野调查，我拍摄了大量的动态影像资料。动态影像在情感表达、人物叙事等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这里选取《居民口述史》、《小巷碎片》、《家庭祭祀》、《夫妻矛盾》和《葬礼》五个小片段来播放。 七条小巷在地艺术项目工作坊期间，每一位学员被要求对一位小巷居民进行口述史采访，包括视频拍摄和文字记录。这些作品被集纳成《口述·七条小巷》系列。这里的口述对象也包括持续十年拍摄七条小巷刘祠堂背的摄影师谭秋民。借这次刘祠堂背展览，摄影师谭秋民和我们坦诚十年拍摄心路。口述人：谭秋民，丽水摄影师，祖籍山东，拍摄刘祠堂背十年。我是丽水摄影师谭秋民，在银行工作，2009年开始拍照。我祖籍山东乳山，在丽水长大。我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部队渡过长江，留在了浙江。我是丽水生丽水长，在这里读书，参加工作。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丽水本地人。我在银行工作，你看我头发也白了，实际上是快要退休了。当时摄影出发点很简单，要退休了，找一项业余爱好作为缓冲期。跟绝大部分人一样，节假日去创作，追光逐影，拍大好河山。 十年前我身边拍人文的，一桌都凑不齐。2011年丽水摄影节，傅拥军老师来丽水，搞了一个“快拍24小时”，我也投稿，一张入选。后来我就成为了快拍小友。傅老师给我们丽水摄影师一个任务，拍丽水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 我当时搞摄影，就是照片的冲击力、光影、构图，脑子里都是这个东西，但傅老师一下子把我们引到拍这个旧机场。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图片故事，摄影开始转轨。我原来拍沙龙片是变焦的，16跟35mm镜头。傅老师看了我拍丽水旧机场的照片，给我第一条建议：不要这么广。他是一句话，我琢磨了半天。我请教我们丽水当地的著名摄影师，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拍一个东西不能太贪心。我当时确实想把所有东西都拍进去。我也不知道，这个广角是会畸变的。这是它致命的毛病。后来我就摒弃变焦用定焦。 现在我知道，相机实际上就是一支笔或者另外一只眼。我是银行出来的，学的是金融，从事金融这么多年，对经济比较了解，同人的沟通比较擅长。我会用金融去分析城市的变化，还有各类社会矛盾，从中很好找到答案。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民工潮，包括所有矛盾，在我眼里看到另外一幅画卷。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变，是绝无仅有的历史。这个巨变对我们中国摄影师或者中国摄影人来说，是一个好时代，恰恰被我们赶上了。就拿城市建设来说，三年前拍跟现在拍，完全面目全非，当然还有些内在的变化就更多了，社会层面的各种矛盾交织，我都可以从经济学去找到答案。 我的影像并不好，这次傅拥军老师让我把祠堂背照片整理下，其实我有点不愿意，我发现以前照片拍得太差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我从学步，跌倒，爬起来，走过很多困惑迷茫，才逐步走到今天。这个学习的过程，怎么做项目，怎么做图片故事，怎么做口述史，什么叫田野调查，都是在做项目过程当中边做边学才水到渠成的。十年前开始拍这条路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今天的结果。如果说还可以重来，我想会完全不一样了。刘祠堂背位于丽水市老城区的南面，东起大众街三坊口，西至中山街，全长约150米，是一条铺着石板的狭小古街道。街道两头低中间高，呈弧形，丽水人习惯叫“背”。中间最高处还有一条坡度更大的小巷，同主街成直角（T字形），她的尽头（约40米）就是刘伯温祠堂，刘祠堂背因此得名。史书记载，古代这个地方有一座三皇庙。明代在三皇庙废址造了刘伯温祠堂。刘伯温即刘基（1311—1375），青田人，明代开国元勋。这样人们才将这条路改称为刘祠堂背。刘祠堂背区域实际是一个小山包，原来基本是荒地，刘伯温祠堂建立后，后裔陆续来此建房定居，说是为了守护刘伯温祠堂。我做调查的时候，年长的老人说，刘伯温祠堂曾遭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还引发大火，祠堂严重破坏。上世纪70年代前，刘祠堂背还是丽水城区一条主要街道。我的童年是在仓前与大水门之间的大毛弄里度过的。当时水运是丽水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水门埠头是丽水最大的物资中转站。货物到岸后，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手拉车。大水门有专门的手拉车队。每天有无数手拉车要过刘祠堂背高坡，进来坡度很大且路段较长。装满货物的手拉车到刘祠堂脚都要停下来，四五个拉车工人互相帮着使劲推才能把车推上岭背。下坡时则靠车后一支硬木着地当刹车。由于惯性大，难控制，曾发生过连人带车飞进坡下的灯笼店和面食摊的事，所以这段高坡，不但拉车人十分害怕，就是步行走路也不安全。尤其是下雪结冰日子，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我的记忆里，手拉车队里有同伴的父亲，有时我们会跟着装满货物的车往城里走，因为卸完货后，我们可以坐空车回来，那个兴奋劲不亚于第一次坐汽车、飞机。而当时去城里必过刘祠堂背，走这段路大人总是嘱咐我们要抓紧扶手。一是路面不平，颠簸厉害；二是有时下坡人少，大人会故意双脚离地，让手拉车惯性下滑，我们会大叫，既刺激又害怕。所以，脑海里一直记得，刘祠堂背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坡。大水门往仓前再过刘祠堂背到三坊口一带，非常繁华热闹。东面有新华书店、启明石印局、伦章文具店、飞花阁笔庄和棉布、南货商店。岭背西侧多卖竹篾器、铁器和缸钵陶器，打铁叮当声此起彼落。遇到集市，更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春节前夕，还有糖市：民谣有：“过了廿三行(市日)，刘祠堂背买沙糖。”我们这一代童年最奢侈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当时，丽水唯一的电影院就在刘祠堂背东头。去看电影我总是很高兴，然而走到刘祠堂背就会嚷嚷着：走不动了！大人就会用“爬过刘祠堂背就可以看电影了”来激励我们，或者在刘祠堂背的杂货店买糖给我吃。所以过了刘祠堂背就可看电影，成了我童年又一个美好的记忆。“处州府城路不平，白天走路跌死人”，就是指刘祠堂背。为改变这一状况，1964年人民政府决定将这一段险路改道。拆迁民房，让大众街从三坊口向前延伸，建造了一条新街，结束了街上拉车、走路艰难的历史。从此后，刘祠堂背就成为冷弄。2012年7月，“快拍快拍”网发起“十年拍一条路”的计划，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她。重走这条路，我看到一副衰败的景象：行人稀少、老店关闭，住在这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外来务工者。2020年9月，丽水市政府发布了刘祠堂背改造计划，大部分房屋将被国有公司收购，通过改造这里将成为新的旅游街区。三四年前我做过统计，刘祠堂背大概97户，让我拍的大概百分之八十。拍这条小巷，第一次按快门是2012年7月21日，第一张照片我都还记得。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当时对拍一条街的认识只是扫街，我对扫街的认识是拍这街上有趣的，讲究构图、光影。居民对我也不了解，有距离感、有隔阂。拍了三个月，实在拍不下去了。道理很简单，居民觉得你已经拍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拍够了吧，讨厌我了。我再对他们拍，他们就躲着不让你拍了。我这三个月也走烦了，就这么几户人家，就这么几个镜头。拍三个月就困惑了，傅老师还说拍十年。后来我才意识到，让我这个初学者去拍十年，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不要急，不管今天拍好拍不好，明天再去拍。今年拍不了，明年再去拍，就让我心先定下来。这三个月怎么过渡？有一次来杭州和傅老师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外国摄影师说的话，要拍好一座城市，首先要拍好一条街，要拍好一条街，要先拍好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条街，再到一个城市，从点到线再到面。还给我推荐了一组香港摄影师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也看了很多国内外摄影师作品，去找资料。促使我最终转变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从大马路走入家庭。原来拍一条街，是可以走到家里面去拍的。深入以后，我就发现天地完全打开了。各个家庭都不同，每个时间点也不同，到了家庭需要交流，这个都是我的特长。所以从此以后，街拍的理念和想法彻底改变，发生质的变化，厚实起来了。怎么走进去？不是随便好走的。我在银行工作，就利用我的资源，平时跟客户打交道，擅长。我在小巷找到我的一个同学，跟他讲我要拍这条路。当时很简单，给他们拍一个合影，洗出照片送给他，然后我让他动员了七户邻居，他出面给我做工作。但是去找七户以外的人，他们就疑惑，你干什么，要不要收我钱。我反复跟他们解释不要钱，我只是做个纪念，做好事，这样从七户逐步延伸，后来每家每户都进去。这个过程就是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过程。到后期刘祠堂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我可以破门而入，不打招呼，他们该干嘛干嘛。我都跟他们说好了，我拍照片，你就当我不存在，基本上大家都做到。我觉得拍人文纪实摄影，情感交流是第一位。让他们放下心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记录他们。按快门感觉很简单，大量的工作在前期的沟通上。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就有很多故事。有一户人家是个小包工头，有段时间我发现他老婆怎么不在，问他，他就跟我诉苦了。说他老婆认为他有外遇，我又找到他老婆。大概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会猜疑，当然我也不敢肯定老公是不是真的就没有。那么作为男人，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只能调解做工作。调解不是我强项，我就找到片区片警，在刘祠堂背开了几次会。当时不知道拍视频，早知道该把它拍下来。首先把这个男的大批一通，然后给他建言献策，要好好说，买些礼品，主动上门让女方下台阶。包括他的隔壁邻居和要好的，专门帮他开了家庭会议。我也成为他们信赖的一员，这让我感受很深。再比如讲家庭祭祀，我不是真正的丽水人，很多风土人情原来不知道。到了刘祠堂背，才知道这个家庭祭祀不是烧烧香拜拜，它是有一套流程有讲究的。我就用图片故事的方式把它拍下来。这个项目周期十年，第一次我不懂没拍到，那就第二次再去拍。一开始拍项目，这个矿我不知道里面是铜矿还是金矿，随着深入，跟他们聊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线索，在拍摄过程当中知道了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小专题，甚至一个故事，把它完成。十年一条路是一个大项目，后来我把它再细化。比如讲结婚故事，我就从结婚这个切口，了解很多人的半生。按照我这个年龄不像女同志，不会落泪，我在做这些田野调查的时候，很多次真的热泪盈眶。将心比心，他已经完全信任你了，所以会把自己的内心向你倾诉，所以我给他拍大量照片，他也愿意。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当年他们结婚就是两条香烟，摆了一桌水果糖。当时有人说，你这个什么肖像权、隐私权，我说保证没人来告我。书编了以后他们看，两个当时收入只有多少，老婆嫌他什么，父亲家里穷，我照样都如数写上去，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异议，这个都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让我非常感动。除了结婚之外的，他们也会跟我谈很多人生经历和感悟，比如讲曾经差点被抓，怎么躲过，还去偷自行车。当我准备开始搜集老照片的时候，让我意外的是，我采访的百分之七十多的人结婚照找不到，甚至就没有拍过结婚照，这个我没想到的。我收集到一张结婚照片，大概在一九二几年到三几年的照片，残缺的，他不给我，让我扫描。另外一张解放初期的结婚照片，很珍贵，他也只给我扫描，不愿意给我。完整的照片就是中医邱日东医生那家。他是租的，原住民姓麻，他改造房子的时候，阁楼房敞开了，我就进去找，找到一个木箱，里面很多老照片。当时我思想矛盾了一下，把它拿走还是怎么样。我太喜欢它了，很激动，都是他父母或者亲戚朋友，很完整的，尽管是散落的。但我看出年代，这个照片太好了。我一个人上去的，下面在施工。我印象很深，钻石的机器很吵。现在很后悔，我应该把它暂时拿走半天，扫描好再还回去。这条老街我一张老照片都没收到，这是让我很意外。现在我自己父母也去世了，原来讲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对他好一点，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握住父亲说十分钟，八分钟，哪怕五分钟都没有，说难听话还嫌父亲烦，母亲烦，实际上父亲母亲当时希望我们回家吃饭，我们都好像都很忙，等他去世了，等我都跟这些小巷居民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因为一个家里，一个老人去了，很多家实际上就散了，就没有核心了。老人在的话，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聚拢来，所以我原来跟踪那个家庭，他家庭成员大概有四十多人，在浙江省范围内，有两个节日他们基本上尽量赶回来，一个是除夕，一个是清明节。让我非常感动的，后来去每家每户，都会跟我打招呼，都会留我吃饭，好吃的东西也会给我。有一个老奶奶，永康嫁过来的。她做的永康饼很好吃。知道我喜欢，她做饼的时候特意叫女儿打电话给我。无论那天我吃得多饱，也要赶过去吃。这个已经超越了拍摄者跟被摄者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对这条老街感情很深，有时候不拍照片，我也会去坐坐。这十年项目做下来，我第一大收获是：不要急，慢慢来。不可否认，它给我打下基础，促成了现在我对摄影的理解，对摄影的思考，也在做一些新尝试。不是说传统纪实摄影不行，我不能第五个饼吃饱了就忘了前面两个饼。这十年给我打下一个基石，也让我产生了一些转变。把奖看轻，是我第一个转变。第二步是展览，一个成熟的摄影师要有一个完整的展览。那我现在我认为，一个摄影师最终的目标，应该是画册。现在我一年要花将近一万块钱买画册，拍什么专题，需要见什么样的照片，有些卖家都会精准推送。这条老街的项目我暂时画一个句号，但这里面有一户，那两个小孩子现在也搬离了，我计划每年在这条老巷原来的位置一直跟踪下去，我希望能够拍下去。如果还有这个缘分的话，我一直就拍下去。有时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时间，到了第七年第八年第十年，它的意义就不言而喻的。没有技巧，需要的是沟通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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