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曾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表面看，二者区别不大，其实质完全不同。郭嵩焘是从世界看中国，所以不会过于自负。曾纪泽是从中国看世界，犹门缝中看人，常把自己看得过于高大。郭嵩焘（1818年—1891年），男，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
1878年，60岁的郭嵩焘写下这首《戏书小象（像）》，通篇戏谑，末句略带不愤——总有一天，人们会记住郭嵩焘。第二年，郭嵩焘便落入人生低谷，遭副手刘锡鸿举报，辞去驻英法公使之职。回乡时，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相阻，经陆路至省城，举子们烧毁他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并扬言要毁其故宅。好友刘坤一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郭鬼子”“名教罪人”“汉奸”……晚年郭嵩焘谤满天下。义和团运动时，刑部郎中左绍佐向慈禧建言：“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此时郭嵩焘已去世9年。晚清70年，士大夫中能真正清醒看世界的，郭嵩焘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其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被英人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在郭嵩焘的笔下，流淌着河水般澄澈的理性。他内心骄傲，却坦诚如赤子；他充满勇气，敢说出真相；他如此坦荡，主动拥抱世界大潮。超越时代者，必负“独醒之累”。伤害不只来自朝堂，也来自民间。慈禧太后承诺保护郭嵩焘的名声，却未如愿。那些诋毁者、施暴者、口嗨者、激愤者又何知，自己正亲手预约明天的苦难。其一，郭嵩焘是传统读书人，却无偏见，诸如“洋人膝盖不能打弯”、“西方崇物质，东方崇精神”“为何不雇人打网球”等等，为传统人格走向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典范。人类的美德是相通的，只要足够真诚、勇敢，传统未必是现代转型的枷锁。其二，郭嵩焘事功不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可百余年后，曾左李的事功何在？谋事者多，谋道者寡，可一个民族要走出悲剧性的宿命，需要谋道者。其三，从郭嵩焘，到梁启超，到严复，到胡适，到储安平，这是一条本土的、走向现代化的思想之路，前贤已逝，后来者该如何继承他们的意志？该怎样珍重这份“小传统”，使其发扬广大？近日，岳麓书社推出新版《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较旧版增加1/3，更全面地钩沉了郭嵩焘这位“失败的英雄”的悲剧人生。事实是，我们仍生活在郭嵩焘的延长线上，他的困境、他的思考、他的梦想、他的气度，在今天仍有启蒙价值。 孟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代表作品有《中国历史狂士》《有我无我之境》《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等。
孟泽：确实，在相当时期，郭嵩焘被清廷视为负面人物。与曾国藩、左宗棠相比，他至今也没什么名气，差不多30年前，我读研究生时，从“走向世界丛书”中第一次读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特别是看了钟叔河先生的绪论，吃了一惊：湖南竟然还出过这么一个人。《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孟泽，岳麓书社2021年11月出版。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新办《湖湘论坛》节目，请我去讲座，编导问我想讲谁，我脱口而出：郭嵩焘。编导都是我的学生辈，老师说什么，他们不好反对，从表情看，显然也是觉得：郭嵩焘有什么可讲的？讲完后，去拍外景。郭嵩焘、左宗棠都是湘阴人，郭嵩焘的祖父是当地首富，即“富甲湘阴”，当地旅游局的人说，郭家尚存8处旧居，指了其中一处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无法确定是不是，结果什么外景也没拍到。问当地人，是否知道郭嵩焘，还有人知道，说：好大的一个官吧？相比之下，左宗棠故居就保护得相当好。我当时说，50年后，郭嵩焘的影响力将高于左宗棠。这些年来，情况有改观，湘阴有了郭嵩焘纪念馆、郭嵩焘广场，但只说他是“中国外交先驱”。晚清名臣左宗棠，郭嵩焘曾向咸丰皇帝推荐他：“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晚年二人却成陌路。燕京书评：晚清70年，面对西方文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表现得异常封闭、保守和狭隘，为何郭嵩焘却异乎寻常的开明？一方面，郭嵩焘家几代人都在城市中居住，即“积世城居”，视野较开阔。他的祖辈都是商人，除土地经营外，还从事借贷，所以郭嵩焘从小就懂“钱能生钱”的道理，一生都高看商人一眼，甚至给商人写过传。在他内心中，士人与商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郭嵩焘主张私营，反对官营，认为后者效率太低。另一方面，郭嵩焘多次亲历清廷与西方的冲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是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学政是从清中叶起，派驻各省的官员，负责按期考核当地童生及生员，不问官阶大小，在任时与督抚平行，特殊情况下可参与地方军政大事，是三司（另二司是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之一。郭嵩焘可能没亲临战场，但他看到了前线状况，体会到近代军事的强大，不将西方人视为天外来客。郭嵩焘后来和老乡聊天时，突然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西洋人来了，应首先了解他们的目的，找到应对之策，把外交办成兵戎相见，绝非正途。1856年，为帮湘军筹款，郭嵩焘去了上海，当时租界设立才10多年（1845年11月2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土地章程》），郭嵩焘却见西洋人建筑“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为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在街上，郭嵩焘遇到两名洋小孩，“极秀美”。郭嵩焘注意到，西洋人不仅重视器物文明，也重视精神文明。他曾见法国两名洋行“头目”，几天后路遇，对方与他寒暄、握手，郭嵩焘写道：“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陆所不如也。”郭嵩焘科举成功后，入值南书房，得咸丰皇帝信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咸丰派郭嵩焘去天津，为僧格林沁帮办防务，承诺他与僧王“平行”，而非幕僚。总之，几件大事都让郭嵩焘赶上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并不多。孟泽：是的。当时英法使团要求到北京互换《天津条约》，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洋人进京。僧格林沁一介武夫，主张战争解决，郭嵩焘深知清军绝非对手，二人意见激烈冲突，在僧格林沁弹劾下，郭嵩焘被迫返京。回京后，咸丰皇帝表面上降了郭嵩焘二级，但仍在南书房行走，没想到，郭嵩焘坚决请病假回籍，连曾国藩都感到不理解。 僧格林沁后来对自己的莽撞有所反省，郭嵩焘称“杀（僧王）不足以蔽辜矣”。郭嵩焘回原籍后，不到一个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逃到承德，郭嵩焘战前的预言全部成真。出乎郭嵩焘预料，咸丰在热河病死，慈禧太后联络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一党被彻底清理。肃顺与湖南系士人交好，幸亏郭嵩焘辞职回乡，否则难脱干系。在日记中，郭嵩焘感慨道，他能预测洋人如何，可自己人会做什么，他却想不到。燕京书评：当时不少人也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为什么只有郭嵩焘能看到其精神文明的一面？孟泽：这与郭嵩焘的性格有关，他生于富家，虽父辈家道中落，但经历的人间困苦较少，仕途也比较顺利，一上来就身居要职。一辈子三起三落，每次都是主动辞官——如果做不了事，他绝不尸位素餐、虚耗禄米。在郭嵩焘的性格中，有当时士大夫少有的明朗、坦诚的品质，他的修饰性少，更符合当时西方人的口味。郭嵩焘认死理，常与别人看法相反，大家都反对他，他反而会更坚持自己的意见。郭嵩焘的两个弟弟也常提醒他，在外做官，切勿乱说话。曾国藩曾说：“湘阴三郭，论学则一二三，论才则三二一。”意思是郭嵩焘学问在三兄弟中最好，才华却最差，因为郭嵩焘“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郭嵩焘求实，与当时士大夫有“一虚一实，一诚一伪”之别。郭嵩焘有什么观感，就直接说出来，不会说套话，很少看别人脸色行事，体现出“大户子弟”的做派。从朝廷的角度看，郭嵩焘是失败者；从以成败论英雄的湖湘文化角度看，郭嵩焘的性格不足以成大事；但从现代人的角度看，郭嵩焘却是一个专业主义者。这从郭嵩焘对严复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双方年龄差距很大，严复比郭嵩焘小30多岁；地位差距也很大，郭嵩焘是公使，严复只是留学生。在当时，留学生地位很低，考不上功名、走投无路的人才留学，可郭嵩焘认为严复懂洋务，是个内行，仅仅出于专业上的认可，便推重严复。郭嵩焘去世后，严复曾写挽联“平生蒙国士知之，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严复曾接触过曾纪泽、李鸿章、袁世凯等，却始终未获重用，自认郭嵩焘是平生唯一知己。郭嵩焘和严复之间的交好，不仅是某种气质骨血的亲近，更是世界观以及思想的相通带来的深情。燕京书评：郭嵩焘本是传统学者，为何能跳出传统的枷锁？孟泽：这确实很罕见。郭嵩焘深通传统文化，却没把它变成包袱。面对不同文明，他的反应与普通士大夫不一样，这可能与他相对理性有关。他一方面有传统教养，另一方面又有开放的心灵。郭嵩焘在四部（指经史子集）皆有著述，但有原创性，而不是人云亦云，他的思想有爆炸力，这从他的诗文就能看出来，有火花，但不是很完美，并非四平八稳。郭嵩焘的文章不像曾国藩那样用心修改，但文字量要大得多。郭嵩焘是一个真正有赤子之心的人，观察别人时，总是先看优点。他晚年自我反省，平生从没害过人。燕京书评：郭嵩焘把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列入“洋务四凶”，还一度想把林则徐也列进去，为什么？孟泽：郭嵩焘只说林则徐在处理洋务时“贻误事机，甚于琦善”，但他认为林则徐人格高尚，所以不忍列入，此外没展开议论。从《绥边徵实》中，可见端倪。这本书是郭嵩焘在1841年写成，已散失（1928年，蒋廷黻、何廉先生曾准备收购手稿，因被郭氏后人分割于各处，未能成功，此后未见记录），在《复方子听》的信中，郭嵩焘提及该书主旨，即：“所著《绥边徵实》，以砭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而数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乱之实迹，遂无知者。”在郭嵩焘看来，汉唐强大，在于审时度势，并不是一味示强，实力不济时，也会示弱。可“南宋诸贤，蔽于复仇之一言，而不揣国势，不审敌情，苟以徇一时之议论为能持正”。直到王船山，都是一味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士风恶化，言战者必喝彩不断，言和者必骂声载道。随着舆论环境恶化，士大夫丧失了处理边务的智慧。郭嵩焘写《绥边徵实》，就是为了总结历代处理边务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思路看，郭嵩焘认为林则徐办外交，结果引发了战争，有严重失误。
《郭嵩焘全集》，全15册 ， 作者郭嵩焘，梁小进主编，岳麓书社2018年1月出版。 扫码可去中图网购买 燕京书评：为什么北宋以后，士大夫们集体走入大话误国的误区？其一是华夷之辨。唐人韩愈最早将夷狄等同于禽兽，到了宋代，在北方游牧人群南下冲击的忧患下，士大夫阶层更焦虑，误把华夷之辨当成爱国主义。华夷关系成了文明与反文明的关系，这种想法非常狭隘，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其二是义利之辨。反对个人私欲，可人怎么可能没有私欲呢？市场经济就是有效释放人的私欲，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推动社会才能进步一方面，他不将西洋文明视为动物性的、敌对的，甚至认为它已超越了当时的东方文明，他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另一方面，他不觉得商业是腐蚀性的，认为其中包含创造性。他认为：“民有利则归之于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 费烦而用常有余。”郭嵩焘的这些观念不仅超越了当时，甚至能与“五四精神”打通。燕京书评：这中间包含了一个真理观的差别，理学认为真理是发自内心的，须神秘体验才能获得；而郭嵩焘认为真理是经验性的，从实践中来。孟泽：是的。宋明理学关注主体意志，忽视工具意义，晚清士大夫反复强调靠人心，而非枪炮，器物是次要的。曾国藩便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甚至反对配备洋枪。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不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西方文明，所以出离地武断、简单。郭嵩焘则强调实事求是。比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他懂英语，到英国接替郭嵩焘当公使时，却说：“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认为西洋的机械化是古代中国的翻版。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解，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短板——有道德勇气，缺乏知识勇气。由此形成了缺乏真相的文化。真相即真理，敢于面对真相、呈现真相，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这一点，郭嵩焘就做到了。燕京书评：郭嵩焘勇于求真，但在日记中，郭嵩焘两次记录他梦见了康熙皇帝，希望康熙力挽危局，可见他还是忠于清帝的。孟泽：确实，郭嵩焘既有现代人的求真一面，也有传统人的担当一面。郭嵩焘认同的是君父一体的国家，这与他的思想、理论又有很大冲突，所以议论时事时，他时常痛哭。燕京书评：严复性格高傲，郭嵩焘从不怪罪，曾纪泽却处处贬低、压抑严复，由此就能看出二者人格的高下。孟泽：学者陆建德说，曾纪泽出使英国后，“他基本上不出使馆，整理书籍、写字画画，依然是中国士大夫的作息方式，没有融入，有些消极”。曾纪泽没有表现那个时代精英学人对西方文明的、应有的热情。他性情冷淡，影响了他的认知。郭嵩焘在日记中指责说，你曾纪泽明明去过西方，为什么还要煽动中法战争呢？无非就是为了博“时誉”。曾纪泽是达官子弟，他的最大优势是善于和清政府打交道。郭嵩焘叹息说，办外交，和西洋人打交道不难，与清政府打交道才难。所以郭嵩焘讽刺说：曾纪泽这个本事，自己一辈子都学不会。不过，郭嵩焘与曾国藩是拜把子兄弟，他与曾纪泽维持了面子上的友谊。郭嵩焘写日记和曾国藩写日记不同。曾国藩是有意识写，准备给别人看。郭嵩焘写给自己，所以日记中有很多吐槽。我讲郭嵩焘时，有观众留言，说郭嵩焘的性格有问题，太自恋，他谁也看不上，见谁怼谁。其实，读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在私下场合，曾国藩也喜欢说别人坏话，完全不是圣人的样子。在日记中，郭嵩焘虽然怼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基本认识没有弯曲。比如他和骆秉章关系不好，但他说，老骆在湖南主政10年有功，他一走，湖南的各种问题就出现了。再如郭嵩焘后来与左宗棠交恶，却依然称左宗棠是国之干臣，如果左的见识、宽容度更好，对国家会更有帮助。左宗棠去世时，郭嵩焘感到“既伤且憾”。燕京书评：曾纪泽懂英语，郭嵩焘不懂英语，为何郭嵩焘反而比曾纪泽开明？孟泽：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曾说，多从世界看中国，少从中国看世界。表面看，二者区别不大，其实质完全不同。郭嵩焘是从世界看中国，所以不会过于自负。曾纪泽是从中国看世界，犹门缝中看人，常把自己看得过于高大。郭嵩焘是湘阴人，如果你去过湘阴，就知道那里水路发达，通江达海。湘阴地势开阔，让人内心豁然开朗。任何一个时代，聪明人都不会只有一个，但就像皇帝的新装，率先揭破谎言的是个小孩，他未必更聪明，而是顾虑更少。在当时，郭嵩焘恰好就是那个小孩，所以他与时代精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燕京书评：郭嵩焘在写信给李鸿章时，写下“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很难让人想到，这么现代的话会出自一位封建士大夫之口。孟泽：郭嵩焘是从本末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他曾写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到英国后，看到英国禁止贩卖黑奴，要求埃及也抚恤黑奴后裔，郭嵩焘受到很大震撼，他说：“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易几也；其勃然以兴，又何疑惑哉。”郭嵩焘从追求富强，转向反对片面追求富强，所以他对李鸿章买船买炮办公司式的洋务不以为然，认为只追求了细枝末节，忽略了根本，即“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郭嵩焘曾私下对友人说，他发现英国重视平等，而清朝还是四民社会，缺乏平等观念。这说明，在文字之外，他的言论可能更“出格”。郭嵩焘的见识远超同时代，也许这不是他的主导性的想法，但能看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郭嵩焘抄录过一句话：人人有自立之权，人人有自爱之意。意思是享受权利，才能追求上进。这话不是郭嵩焘说的，但他却抄下来了。燕京书评：郭嵩焘晚年失势，与副手刘锡鸿有很大关系，刘锡鸿颇通洋务，郭嵩焘曾称赞他“于洋务颇有见地”，为何他会反戈一击？孟泽：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下，传统士大夫文化人格分裂的问题被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即“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刘锡鸿为官多年，得知郭嵩焘已成“此京师同指目为汉奸之人”，生怕站错队，牵连自己，所以迅速变脸。可刘锡鸿也出使英国，他无法否认亲眼看到的事实，他的《英轺私记》的很多细节、观感，与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相近，只是主动删去敏感处，加上一些忠诚于清朝的议论而已。当时清政府要求驻外使节写日记，上交清廷保管。郭嵩焘下笔颇勤，其中“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等，引起大清士林震怒，最终被毁版，永禁流通。郭嵩焘也因此被视为“卖国贼”。郭嵩焘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看别人眼色。郭嵩焘没怎么在基层干过，刘锡鸿就不同了，他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曾经很压抑，当了多年小职员，所以他太会看人脸色说话。刘锡鸿是一个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人，他有两副面孔，这种人最擅长把持朝局和舆论。燕京书评：张佩纶这样的明白人，为什么也弹劾郭嵩焘呢？孟泽：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作家张爱玲的爷爷。他很有才华，早年仕途顺利，从中举到当高官这条路，他24岁就走完了，成了当时清流的领袖，所以年少轻狂、口无遮拦。别人弹劾郭嵩焘，他也跟着凑热闹，当然，这和清朝的制度缺陷也有关。张佩纶后来被外派到福建，正赶上马尾海战，才知道很多事看着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晚清洋务名臣张佩纶，对北洋水师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马尾海战后，再未得清廷重用。
燕京书评：郭嵩焘与曾国藩是拜把兄弟，二人晚年互相指摘，这是为什么？孟泽：1862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郭嵩焘随李鸿章去当苏松粮储道。自此一别，二人后半生再没见过面。虽互相批评，但并没影响二人的友谊，他们的关系堪称典范。还在岳麓书院时，郭嵩焘、曾国藩、刘蓉便已结为兄弟，共同约定，不论将来谁当上高官，都不互相保举，谁也不欠谁。三人想法不太一样，彼此说话很随便，但一直是朋友。这种值得称道的、道义相许的关系，是晚清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士大夫的精神支撑，清朝可能早就结束了。郭嵩焘对曾国藩办洋务有看法，但他承认，曾国藩做事光明正大，他也赞同天津教案时的处理办法，可当时湖南人认为曾国藩是“卖国贼”，甚至将他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匾都砸了。二人都反对“借民拒外”，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煽动百姓仇视外国人，左宗棠、刘坤一最爱干这种事。曾国藩步入晚年后，郭嵩焘认为他太消沉，认为他应利用影响力，登高一呼。郭嵩焘始终有任事的理想，只是他没这个权力，所以写信给李鸿章说，我可以大声叫、大声喊，帮你造舆论，为你争取空间。郭嵩焘和左宗棠不同，左宗棠自我中心，不太考虑别人感受，郭嵩焘则深知别人需要什么，甘愿做过河卒子。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郭嵩焘这样有献身精神、忠诚的人，实在太少了，真值得一写。孟泽：当年我说，50年后，郭嵩焘的历史地位比左宗棠高，后来左宗棠的一位后人跟我说，听了我的讲座，他也同意这一点。左宗棠有才华，能做事，但他出身卑微，早年当过上门女婿，科举屡战屡败，内心比较自卑，成功后，他变得极端自傲，处处要别人说自己好。我这么说，“左粉”可能会不高兴。左宗棠可以应付大场面，却不能一人独处，放在今天，可能是一个杠精式人物。曾国藩初期不喜欢左宗棠，郭嵩焘写信劝他说，有这么一个杠精，不也很可爱吗？郭嵩焘曾说：“文正（曾国藩）、文襄（左宗棠）一时元勋，发端亦由彼人。”曾国藩练兵，是郭嵩焘最早建议；左宗棠发迹，是郭嵩焘最早推荐。左宗棠受重用，郭嵩焘帮了大忙，“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话是潘祖荫说的，但肇始者是郭嵩焘。后来左宗棠在福建带兵剿灭太平天国残部，到了郭嵩焘主政的广东后，左宗棠认为自己效命的是皇帝，不是郭嵩焘，就带兵北上了。郭嵩焘只好上奏，要求调左宗棠入广东作战，这让正阔步向前的左宗棠大为恼火，觉得郭嵩焘揭破了他献媚于上的心理。从那以后，二人关系彻底破裂。后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顺路回乡，特意到长沙看望郭嵩焘，郭不愿见，左执意不走，二人僵持甚久，最后还是见了一面。可左宗棠离别时，郭嵩焘只送了礼物，让弟弟往陪，不论友人怎么劝说，自己都不肯去。燕京书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有事功，郭嵩焘却一事无成，可今天看，反而是郭嵩焘的价值更大一些，在谋功与谋道之间，哪个更重要？孟泽：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历来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认为谋道的人是空谈。可从近代史看，新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如果方向没走对，越求事功，结果就越具灾难性。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应先求正确方向，再谈事功，否则事功越大，结果反而更危险。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每当追求专业化、重视开放时，郭嵩焘、严复的知名度就会上升；如果转向意识形态、转向封闭时，郭嵩焘、严复的知名度就会下降。主编：张弘 运营：木月 美术编辑：小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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