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暴力：黑格尔的神话（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主要是批判20世纪以来，对黑格尔的庸常解读，并且认为：主奴的殊死斗争并非双方关系的结束，乃是开始。

文章出自哲学杂志《Radical Philosophy》，原文标题为'Counter-violence, a 'Hegelian’ myth'，作者是Matthieu Renault，由何啸风先生翻译。

原文链接：https://www./article/counter-violence-a-hegelian-myth

序

“毫无疑问，黑格尔了解现实的奴隶，了解他们的革命斗争。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最具政治性的文字表述中，黑格尔把海地发生的轰动事件，作为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论证的关键。加勒比海奴隶反对主人的这场实际和成功的革命，是相互承认的辩证逻辑成为世界历史主旋律的时刻，是自由的普遍实现的故事。”

 

这一段话，出自巴克-莫斯2000年的文章《黑格尔与海地》。她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如为：德国观念论的主要人物之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于海地独立三年后的1807年）中提出主奴辩证法时，灵感来自海地革命——圣多明各奴隶与白人主人的生死斗争。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学序列试图把（对某物的）意识变为自我意识的过程，解读为与另一个意识碰撞、对抗、冲突的过程。两个意识之间寻求承认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采取生死斗争的形式。可是，巴克-莫斯认为，虽然黑格尔“把当下的历史现实融入文本之中”，但是，他隐瞒了这一文本来自废奴主义的加勒比人民。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和阴影下，黑格尔把种植园奴隶自我解放的现实融入文本中，从而在哲学上更好地扬弃这一现实的颠覆后果，更好地压制它。

作为证据，巴克-莫斯指出，1804年秋-1805年底，黑格尔密切关注《密涅瓦》杂志上报道的圣多明各岛的事件：“这些文字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这个法国殖民地（在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下）的独立斗争，而且讲述了此前十年发生的事件。” 海地革命的事实证明，“我们不能自上而下把自由施舍给奴隶。奴隶的自我解放，需要经历一场生死斗争”。正因为想到海地的奴隶们遭受的生死斗争，所以黑格尔写道：“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因此，巴克-莫斯得出结论：

 

“既然主奴辩证法本身具备这种解读的潜质（facility），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人们一直忽视“黑格尔与海地”这一话题？黑格尔学者不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甚至在200年间从未提出这一问题。”

 

我们暂且不论黑格尔学者是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皮埃尔-富兰克林·塔瓦雷斯在1992年发表了《黑格尔与海地，黑格尔对圣多明各的沉默》——但是，我们依然要指出，早在1975年，在“奴隶制三部曲”的第2卷《革命时期的奴隶制问题》的附录中，大卫·布里昂·戴维斯就描绘了一场拿破仑和卢维杜尔的“部分虚构的”生死斗争，从而展开了主奴辩证法和海地革命的对话。虽然这场“关键斗争”以杜桑的投降和处决告终，但是，海地革命证明了黑格尔所传达的“讯息”：“人的真正解放，无论是肉体解放还是精神解放，都依靠那些遭受和克服了奴役的人们。”黑格尔与海地的比较，10年后又一次出现。拉埃内克·于尔本指出：“虽然《精神现象学》忽视了卢维杜尔……历史似乎证明，黑格尔是对的。”黑格尔所说的西方意识在拿破仑国家-帝国的实现（completion），在另一个舞台上得到重演、摹仿、加速——海底国家的建立，德萨林加冕为皇帝。

近来，黛博拉·詹森重提德萨林这一人物，进一步推进巴克-莫斯的论点。詹森强调，《密涅瓦》杂志不光以第三人称叙述了圣多明各的事件。它同时刊登了德萨林的文字和演讲，包括他的战地日记节选、以及他签署的《独立宣言》。德萨林接受皇帝称号时说：

 

“公民们，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证明你们赋予我奥古斯都的头衔是争取的，那么，这无疑是挽救我们帝国的决心，巩固我们壮举的意志。在那些最抵制自由的国家面前，我们的形象不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群珍惜独立自主的人，一群不祈求外国帮助我们打倒偶像的人。”

 

在詹森看来，德萨林的言论，预示着黑格尔的自由的主旋律。这种自由不能被施舍，而必须通过激烈斗争来夺取。在黑格尔那里，不光有“一点儿海地”，而且有“更多德萨林”。因此，我们必须聆听“德萨林的言论中原黑格尔的共鸣（proto-Hegelian resonance）”。这样一来，詹森描绘了一个作为德萨林传声筒的黑格尔（a Hegel who had ventriloquised Dessalines）：《精神现象学》字里行间所隐含的东西——欧洲现代性痛苦诞生的故事，黑格尔所谓的“发现之旅”（Entdeckungsreise）——不过是，这个故事的阴暗面，不过是豁出生命赢得解放的黑人奴隶的声音。

巴克-莫斯的文章发表后，既受到赞扬，也受到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类。一类人认为，“从现代形而上学的灰烬中复活普世历史计划的做法，与西方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众所周知，非欧洲人民的历史，向来处于欧洲思想的枷锁之下。另一类人认为，“主人与奴隶”在经验-历史上的推论，才是问题所在。也就是说，他们质疑的是，我们能不能得出这一推论？例如，安德鲁·科尔认为，黑格尔用的Knecht一词，更接近19世纪初封建制德国的农奴，而不是种植园奴隶。种植园奴隶，黑格尔用Sklave来指代。

出人意料的是，巴克-莫斯的读者，包括批评者在内，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实际上不是奴隶反对主人的生死斗争。按照黑格尔的叙述，生死斗争是塑造主人与奴隶这两个人物形象的起始斗争（founding struggle）。平等（至少是对等）是起点，而不平等（支配）是结局。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如果说黑格尔的奴隶已经走上了解放之路，这也是在主人灌输的死亡恐惧之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奴隶的解放在根本上是不完全的，而且主奴辩证法很快让位于斯多葛主义（第4章第2节）、怀疑主义、苦恼意识。在这些段落中，生死斗争根本没有打破奴隶制。因为黑格尔把主奴关系视为一种超历史的具体的共相（concrete universal），所以，多亏了一种强行解读（interpretative forcing），巴克-莫斯才把黑格尔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段落解释为主奴关系的废除。

当然，巴克-莫斯隐含地承认了这一点。她说：

 

“在实现自我意识的地方，黑格尔突然变得模棱两可、支支吾吾。尽管如此，鉴于《精神现象学》背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这里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当屈服于奴隶制的人们愿意承担死亡的风险，而不继续屈服的时刻，他们就展现了他们的人性。”

 

巴克-莫斯认为，黑格尔害怕这个推论的哲学-政治后果，所以拒绝“迈出革命行动的第二步”，拒绝第二轮生死斗争（the second struggle to the death）——争取解放的斗争。早在欧洲的无产阶级之前，“黑格尔就知道，圣多明各的奴隶替他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推论是不是合理，但是，它最终把说明含义的重任交给了不在场，交给了沉默。我们这些读者要填补这个空白，这个空白对各种不同解读是开放的。

出自文章Counter-violence, a 'Hegelian’ myth封面

无论巴克-莫斯的文章多么新奇，它完全没有作者所说的那种“潜质”。与此相反，它只是给出了各种可能性条件。下文将会说明，这篇文章是20世纪漫长的思想和政治史的果实。这段历史的特点是颠覆或切断了生死斗争的现象学场景。这样一来，生死斗争不仅是产生主奴关系的事物，而且是我们为了消除主奴关系所必须经历的事物。由此一来，解放暴力（emancipatory violence）的观念应运而生，而且这一最终暴力为起始暴力敲响了丧钟。换句话说，被压迫者的暴力，注定要成为一种反暴力（counter-violence）。接下来，我们将梳理反暴力的历史（至少是其中几个关键节点），从而追溯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反暴力的范式。

 

将来完成式

 

时间来到1969年。安吉拉·戴维斯受聘在加州大学教哲学。没过多久，她因为牵涉共产党被解雇，而且被控与索莱达兄弟事件有关。在逃亡数周之后，她被逮捕，最终无罪释放。1969年秋天，她在第一学期课程中，探讨了“黑人文学最常出现的哲学主题”。她探讨的第一个主题是欧洲哲学的经典主题——自由。从一开始，戴维斯就指出，这种探讨必然要重新思考自由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然要反对西方历史上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启蒙运动时期奴隶制的存在是最好的证据。在第一堂课上，戴维斯以《道格拉斯自传》为对象。这本自传出版于1845年，随着人们对19世纪奴隶叙事的再度发现，它从1960年代一来引发了一连串黑人研究领域内外的批判文献。

虽然戴维斯在第二堂课上才明确提到《精神现象学》，但是，哪怕不是黑格尔学者，也能看出她的解读——关注奴隶（自我）意识的变革，揭示主奴关系的逐步颠覆——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烙印。在戴维斯看来，关键不是把黑格尔的主题运用到特定的案例上——比如“黑人”——而是用黑格尔的主题来检验道格拉斯活生生的经验。在道格拉斯的叙事中，戴维斯发现，“自由的首要条件是公开的反抗行动——肉体反抗，暴力反抗”。她所说的暴力，不光是拒绝肉体的奴役，更重要的是拒绝“主奴的定义”——拒绝奴隶主编造的关于奴隶的形象。这样一来，道格拉斯所经历的“从奴役到自由的旅程”，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这一点，从戴维斯所说的《道格拉斯自传》中“最关键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场景是，顽固的道格拉斯被交给“驯奴者”科维先生。科维的任务是，摧毁道格拉斯身上任何反抗的痕迹，摧毁道格拉斯的良知和欲望，从而让他回归正途。道格拉斯忍受科维的暴力，直到这一天，在崩溃边缘，道格拉斯即将再次被鞭打。他决定奋起反抗：

 

“但是，这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下定决心要反抗。我紧紧抓住科维先生的喉咙，顺势站了起来。他抓住我，我也抓住他。我的反抗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他似乎大吃了一惊，像片树叶一样浑身颤抖。这让我信心知足，我紧紧抓住他，抓到他都出了血。很快，科维先生大声叫休斯来帮忙……我们扭打了两个小时，科维终于松了手。他一边急促地喘着气，一边说要不是我反抗，他才不会打我这么多次。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打到我……在接下来的半年，哪怕在生气时，科维也没碰过我一根指头……和科维先生打的那场架是我努力生活的转折点。对自由的些许渴望行将熄灭，此刻又被重新点燃，我自己的男子汉气魄也被唤醒。它让我想起久违的自信，让我再次下定决心去获取自由。”

 

一开始，戴维斯关注的是这场搏斗对主人的影响。戴维斯强调，科维很强壮，完全在肉搏中打败当时才16岁的道格拉斯。可是，相反，他没能搞定奴隶突如其来的反抗。就在这一刻，科维意识到，不光他的生计依赖于奴隶，而且他的主人身份也依赖于奴隶。在这场搏斗中，科维发现“他不再被承认为主人，奴隶不再承认自己是奴隶”。我们可以说，这种奴隶对主人的承认关系的打破，对科维来说意味着，这场搏斗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戴维斯在第二堂课结尾说，下一堂课她将从奴隶角度讨论主奴斗争。可惜，戴维斯的“关于自由的课程”，只发表了这两堂课。不过，毫无疑问，戴维斯认为这个主奴斗争的场景是道格拉斯解放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她认为奴隶的反暴力，奴隶对主人的“以牙还牙”是反抗奴隶制的最高形式。出于某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戴维斯所解读的主奴辩证法，脱离了黑格尔所阐释的奴隶劳动的性质（异化的、陶冶性的、部分解放性的）。戴维斯提出了“奴隶追求解放的生死斗争”这一母题，而这一母题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存在。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戴维斯未完成的工作，由保罗·吉尔罗伊来补上。同戴维斯一样，吉尔罗伊十分重视道格拉斯和科维的斗争，他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特别关注道格拉斯的一段话： 

“胜利所带来的成就感足以补偿任何可能的后果，哪怕是死亡。只有被血淋淋的奴隶制压迫过的人才能理解我深深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我从未体验过——从奴隶制的坟墓中华丽地复活，然后通往自由的天堂。我长期饱受打压的精神振作起来，不再懦弱，取而代之的是勇敢的反抗之心。我下定决心，不论我的身体还要当多久的奴隶，我的内心被奴役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我一下子明白，那个期望能成功鞭打我的白人，有天也会成功地将我杀掉。”

 

在黑格尔对于主奴关系的叙述中，在起始斗争中，奴隶不敢豁出生命，屈服对死的恐惧，宁愿要活着而不要意识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奴隶“自愿”服从对方，承认对方是主人。吉尔罗伊说 ：“道格拉斯的版本截然不同。对道格拉斯来说，他宁愿死，而不愿延续种植园奴隶制的非人待遇”。比起，活在奴隶制中（生存），道格拉斯宁愿死。由此一来，用吉尔罗伊的话说，道格拉斯的叙事是一种“替代版本”，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替补（supplement），甚至是转码”。奴隶与死亡关系的彻底反转、主人与死亡关系的彻底反转（科维之所以输掉，主要是因为他怕死），标志着（压迫者角度下的）“黑格尔的权力元叙事”转化为（被压迫者角度下的）“解放元叙事”。连带着，奴役的暴力也转化为解放的暴力。

自戴维斯和吉尔罗伊的开创性解读以来，无数人把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章节与《道格拉斯自传》结合起来分析。其中一些分析，质疑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合理性。包括吉尔罗伊在内，许多人的解读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们居然认为道格拉斯会把自己同黑格尔联系起来（要么赞同黑格尔，要么反对黑格尔）。我们暂且不论，《精神现象学》在19世纪中叶比起 《逻辑学》完全微不足道，而且，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特别重视“主人与奴隶”这一章。即便如此，在撰写自传第一版时，道格拉斯无疑没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他后来认识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奥蒂莉·阿辛，了解了德国文化。1871年，阿辛给年近八十的“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写了一封信，对他的巨著《基督教的本质》赞不绝口，说它让道格拉斯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彻底颠覆”，可能转变为无神论者。八年后，阿辛又鼓励道格拉斯在新版自传中讲述“费尔巴哈如何帮助他摆脱第二个镣铐：上帝的奴役”。可是，道格拉斯与费尔巴哈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联系，更加说明道格拉斯不会把自己的奴役与黑格尔哲学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人们把道格拉斯与黑格尔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必须回到吉尔罗伊和戴维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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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kritik人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