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绿色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特色。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上诉于安徽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张落款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图片，让网友又一次炸开了锅。11月22日，建邺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网传判决书图片属实，是该院工作失误，已出具补正裁定。在不久前，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防疫通知里写道：“特别提醒：南京是省外”。 官方“下场”，让网友们纷纷调侃，“南京是'徽京’，实锤了！” 事实上，“徽京”趣称并非没来由。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江苏省西南端的南京，北、西、南三面都紧邻安徽辖内城市。明朝时期的南直隶、清康熙初年设立的江南省中关于南京的划分均位于苏皖之中。 如今，借助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安徽紧跟沪苏浙的发展步调，迅速融入一体化的都市圈。在南京的都市圈规划里，辐射的8座城市里，也有一半是安徽城区。  南京和安徽的“纠缠”的渊源从历史上就存留依据。 明朝洪武元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直属京师南京的地区为直隶，直隶地区下辖应天府（今南京）及附近17个府州范围涵括了今天的沪苏皖。 明朝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平，改直隶为南直隶，应天府为其中心，江苏、安徽均在南直隶辖区内。清朝顺治二年，南直隶被改为江南省，省府设于江宁府（今南京）。江南省范围即相当于今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这一时段，安徽即是以南京为省会，外界普遍认为“徽京”最早出处于此。 近代以来，商品经济迎来初步大发展。有说法显示，借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洲地区”概念也一并引入，传统概念下划分出的江南、江北有了融合的趋势，大区域的概念开始被人们接受。 随着新中国成立，区域间交流、联系逐步加强，以江苏、安徽、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集群效应初显可观，城市之间打破人财物的市场隔阂。  △ 2021 年3 月6 日，南京至马鞍山城际铁路主体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直至今，在经济发展、水陆交通等诸多方面，苏皖两地也有着密切联系。他以京沪线为例，这一我国南北重要交通干线，就连接了南京和安徽的多个城市。 在南京都市圈规划的8座城市里，其中有4个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排在南京外来人口比例首位的29.49%，都是安徽人。王振表示，不管是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南京和安徽已经难以明确分界。 如今，人们调侃地说“徽京”，更多是因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融合，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交通越来越便捷。 采访中，多位专家均指出，近几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入，长三角区域生态一体化的整体性越来越明显。 2018年11月，中央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所涉及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共35.8万平方公里。 长三角一体化融合方向最早从经济链接开始。改革开放后，在用地成本、人力成本等多重市场因素的推动下，原本在上海深耕的企业自发向周边江浙城市搬移。从事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学者认为，彼时，在长三角内部已经出现了产业转移的雁阵形态。 2007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座谈会。这场在当时属于长三角地区最高规格的座谈会被认为是拉开了国家推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序幕。 座谈会召开的次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实施《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意味着，从国家发展层面而言，有着地理位置优势的长三角地区逐步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2014年9月出台的长三角地区发展文件中，安徽省首次被纳入长三角。文件明确，长三角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城市群。此后的几年里，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陆续得到国务院批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也保持着超速发展。 王振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就长三角区域而言，在“一体化发展”方面有着诸多优势：长三角区域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的强劲程度，都远超全国其他地区。除此之外，长三角区域整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进出口，这一区域的基础和优势相对较好。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次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公布。规划纲要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到2025年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要达到较高水平。沪苏浙皖要共建“世界级城市群”。王振认为，这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即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战略坐标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倪鹏飞也表示，长期来看，一体化的长三角经济发展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走向舞台中心的主要平台。短期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主要引擎。当前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之际，中国经济既面临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风险，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急需一些转型初步成功、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的区域中心发挥外溢效应，带动更大范围的周边地区增长和转型。 对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带动周边的城市发展是其使命之一。但这不意味着长三角地区的模式可以无差别地复制到全国其余地方。王振表示，长三角一体化是个长久之计，但在体制、机制一体化探索中，要把各地区环保标准、税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等相统一，数据贡献，人员流动，这样才能更好地一体化发展。 王振告诉记者，在国内，跨越4个城市进行合作的没有先例。相比于广东省内城市的合作，长三角地区的跨省协调发展是国内跨省区合作先行的模版。 今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迎来成为国家战略的三年大考。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分析认为，3年的时间，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基本达到预期。 成长春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长三角各地都有自身优势，如何有效整合，值得好好研究。从事区域经济研究多年，成长春认为，长三角城市群之间要互联互通，但更重要的是，长三角应“担当国家使命”，带动大沿海、大东南的整体发展，服务于全国经济结构版图。 11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年来进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就成果总结时指出，总体上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3年来已经取得重大成果，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基本形成。  从公开的数据看，2020年，长三角地区GDP总量达24.5万亿元，三省一市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生产总值规模占全国GDP总量近四分之一。对于全国经济发展结构而言，这一成绩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的制度基础。 然而，对于发展水平差距不在同一起跑线的长三角地区城市来说，实现一体化并非易事。三省一市之间的协调成本、分割水平以及各地行政制度的差异都会给一体化带来难度。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此前指出，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创新，需要解决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如何让行政分割不成为发展的障碍，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功能区经济。二是生态绿色的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发展，能否不成为一对矛盾？三是如何能够攥指成拳，既要补短板，又要锻长板。 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趋势在逐步向好，但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水平差异也逐步显现。以金融、创新见长的上海，实体制造业发达的江苏，数字经济兴起的浙江，工业和新兴产业势头正起的安徽，这些长三角区域规划一体化中省份的城市仍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差距。 王振认为，无论三省一市各地城市的功能与服务还是产业链方面，都要有明确分工，始终强调一盘棋发展。而各区域若过度竞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区域之间的行政壁垒也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城乡差距在三省一市协同发展过程中都难以忽略。他强调，长三角地区要在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上实施更加积极的一体化行动。 具体而言，就是“扬长避短”的发展路径。王振提出，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要实施产业链带动计划，通过规划的一体化，推动产业在各个地区均衡布局，大城市适当做减法，合力疏解优势不明显、布局不合理的一些产业项目。 与此同时，三省一市在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上也要积极探索。目前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就地等服务就是有效的探索成果。成长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经过3年的发展，三省一市已经从原来的项目合作转向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尽管各地都有界限，但从制度合作的角度看，地域的界限未来有更近一步突破的可能。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责编：徐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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