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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诗的结构严密，仅仅做到首尾相衔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布局中处处前呼后应，否则就容易出现辞语凭空逸出、无所依据的情况。  试看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先由人生短暂、时光易逝发生感慨，接着抒发思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明广纳贤士以建立功名的雄心。 读完全诗，觉首尾虽能相衔，而中间“呦呦鹿鸣”四句则游离于诗情。前此“青青子衿”四句，抒发对贤士深切的思慕；后此“明明如月”四句，抒发对贤士可望而不可即的苦闷，而“呦呦鹿鸣”四句的插入，反使本来明了连贯的诗意，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感。 或曰此乃作者借用《诗经》成句表示自己能与贤士同乐。但是将这一内容放置在“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前，不是多余吗？既然贤士还未得，何有与之欢宴之理？ 事实上古人已看到这个问题，故有些本子将此四句移到“明明如月”四句之后（如《宋书·乐志》《诗比兴笺》）。但结尾的“周公吐哺”已包含了善待贤士之意，所以我们看不出这四句与全诗有什么关联，完全可以删去。  也许有人会说，曹操此诗毕竟是诗歌史上的早期作品，后代诗人很少会有这种前后不作呼应、无端写来的失误。果真如此吗？试看陈与义的《渡江》诗：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 摇楫天平渡，迎人树欲来。 雨余吴岫立，日照海门开。 虽异中原险，方隅亦壮哉。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赞此作“诗逼老杜，于渡浙江所题如此，可谓亦壮矣哉”。确实这首诗写得意境颇佳，不过其中也并不是无疵可寻，如第二句的“自生哀”，我们通篇看不他所哀的是什么。 纪昀认为，末尾“虽异中原险，方隅亦壮哉”二句，乃“言虽属偏安，然形胜如是，天下事尚可为，而惜当时之无能为也”。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自生哀”三字也就落实了，但诗人果真有此意？至少在诗句中这一意思的表达是很不明确的。  如果说陈与义的《渡江》诗是有呼无应的话，那么蔡松年的《鹧鸪天·赏荷》词则是有应无呼。其词如下： 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 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 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 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夜凉。 这首咏荷词，作者没有拘泥于荷花形迹的描绘，而是突现荷花清逸骚雅、楚楚动人的韵致，深得遗貌取神之妙。尤其是上片的“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二句，骨重神寒，历来颇获赞誉。不过，它的缺失亦是相当明显的。王若虚曾指出：“此句诚佳，然莲体实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易腻字，此似差胜。” 实际上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出在“走夜光”三字上。“走夜光”意谓叶面水珠晶莹闪烁，就像夜明珠在滚动。荷叶上走珠之状，唯雨露中然后见之，而词意，当时不应有雨露。很明显，这三字没来由，用形象的话说，就是无端半空伸一脚。  刘勰指出：“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文心雕龙·章句》）意思是说，章节和句子在全篇中，好像茧之抽丝，从开头到结尾，在体制上一定像鳞片那样紧密联接。欲达到刘勰所要求的这种绵密的结构，交综呼应就是通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试看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联写自己招罪被贬的原因，以“朝奏”与“夕贬”呼应。颔联紧承首句，申述才奏便贬的内心之激愤；颈联紧承次句，抒发才贬便行的胸中之悲慨。尾联的对侄子孙湘所言，在语意上照应第四句，而“瘴江边”又是与“秦岭云”“蓝关雪”相贯通。全诗前呼后应，仰承俯注，一气滚下，显示出了绵密的结构。  呼应通常有“分应”“各应”和“错应”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有规律可循。分应格指绝句的一三句相应、二四句相应，律诗的领联应首句、颈联应次句。各应格指绝句的一二句相应、三四句相应，律诗的上下半首各自呼应。 试以绝句为例。王昌龄《别李浦之京》诗：“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这是分应格。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是各应格。 凡是不能归入以上两种形式的，就为错应格，如刘禹锡《堤上行》诗“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末句承首句，三句承次句，错综相应。  因为律诗的体量是绝句的翻倍，所以律诗的钩锁连环会生出更多的变化。桂馥曾将杜甫律诗的承接呼应法进行归纳，他说：“吾读杜律诗，而知起承之法未可废也。宋元以来不复讲矣。今就其诗为之说曰：有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者。有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者。有三四承首句、五六承二句者。有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者。有三四单承二句者。有三四承首句、后四承二句者。有三四承二句、后四承首句者。有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者。有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者。有后四承前四者。” 实际上，作如此繁复的分类，对诗歌创作的指导意义并不大。像杜甫这样的诗人，他们在创作中绝不会作按部就班的起承，而是在诗兴的尽情抒发中随时关锁绾合，并无规律可寻。  试看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诗：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朱瀚曾对此诗作过极为精到的分析，他说：“始而相亲，继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别，此一定步骤也。能翻覆照应，便觉神彩飞动。及细按之，后会无期，应消息茫然；忽漫相逢，应童稚情亲。无赖，即花锦、絮绵；触忤，即不分、生憎。脉理之精密如此。”（《杜诗详注》引）这样的前后呼应，便觉活脱流转，化尽板滞之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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