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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众号，选择“设为星标” 内容提要： 基于文化哲学是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基础，中国要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文化冲突论和中国儒家大同论的当代文化哲学，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的创造性被异化的问题，在实践中重视中国传统创造性资源并改造儒家抑制创造的思想，通过对中国古老八卦文化符号的创新解释，逻辑性地建立起一种强调个体创造和群体创造协调一致的整体观。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文化哲学所讲的人类整体性，就不再是任何文化中心论建构的文化不平等和文化同化论之整体，而是以多元对等、彼此影响构成的生态整体，也不再是中国”变器不变道“的弱创造性个体和西方”个体至上“观念构成的自我中心的个体，而是尊重一切既定的文化创造又能创造性改造之从而自我实现的新型文化性个体。 关键词：批判 创造 对等 尊异 互动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要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独特问题相结合，不仅是20世纪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而且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异化”问题展开“大众文化批判”的巨大影响力所在。这意味着文化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面对并提出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化问题，从“劳动异化”、“理性异化”之后去提出中国自己的文化异化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的”批判与创造”实践才能展开。其次，从这样的问题出发，针对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发展、文化冲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理想也要求我们把“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结合起来，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人类文化整体性、个体性与文化和谐交往的观念和方法，拿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哲学理念。 三、先天八卦、《易传》、《道德经》与人的文化创造之关系 应该说，伏羲的“先天八卦”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东亚、中东和西方文化的鲜明标志，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然易学界在对《周易》的研究上，一直承接《易传》看重八卦“——”、“-- --”两个符号的延续性思维，一方面用“阴阳”两种类型来解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人类复杂的文化现象，用“文化延续”混同“文化创造”；另一方面则用“阳上阴下”推导出“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将血缘等级与宇宙运动联系起来的“合一”思维,用伦理化的“天”和“阳”来加强这种推衍的权威性，这直接导致中国学术界对“先天八卦”的理解受儒家、道家的阐释所抑制的历史和现实，“个体创造”一定程度上处在难以突破儒家思维空间的“弱创造”的状态。 首先，在中国原始文化形成的时期，由于一切文化现象是通过先人对自然现象的原始感知表达的，因此伏羲只能用“天、地”、“昼、夜”、“暖、冷”等自然界相辅相成的现象简化成“——”、“-- --”两种符号，来建构四卦和八卦象征性质不同的事物，这种简化本身就是人对自然现象创造性改造的结果。正如印度《梨俱吠陀》中的爱神是来自印度先人对宇宙之“欲”的理解一样，东西方各民族先人并没有相同的符号和神话产生，说明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并不受制于自然律令，也不能说就是对自然性质的真正把握。所以“天、地”、“昼、夜”、“暖、冷”等，也不必然就只能是伏羲意义上的符号表达。伏羲为什么要创造出“----”、“-- --”这两种符号，因为《归藏》和《连山易》的失传而扑朔迷离。后人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两种符号可以象征自然界的矛盾运动，同时这两种符号可以用“象数叠加”的“三重画”方法来象征自然界性质不同的事物。但一个关键问题是:“——”、“-- --”在“八卦”中是材料性存在，而“三重画的不同组合”才是不同性质事物的标志。如果材料不能决定结构，相同的符号不能决定八卦作为不同结构的生成，更不能决定“八卦”的对称性图像关系，“阴阳”自然也就不能是“八卦”生成的原因。文王的“后天八卦”与孔子的《易传》只看到“叠加”是“阴阳”矛盾运动的结果，却没有看到这种矛盾运动为什么就生成“四卦”或“八卦”?每一卦的排列为什么如此不同？这种不同是随意的还是特意的？只看到阴阳而不看不同事物的不同结构，世界七大宗教文化的产生、世界不同的文化何以成为可能，就是《易传》难以回答的问题。《易传》之所以回避道家、墨家、法家文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只是用“阴阳——天地——男女——夫妇——君臣”这样的思维进行伦理推衍，说明《易传》用“生命的阴阳运动来解释儒家伦理文化的产生、然后用儒家伦理来解释阴阳”是很难成立的推衍。而回避人的文化创造只是对阴阳矛盾运动的不同解释活动，在文化问题上就会只关心文化的延续，不会关心文化的重大人为变化，这是正统的儒者排斥司马迁、苏轼、郭象、戴震、陈亮这样突破儒家文化思维框架的思想者的主要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强调人的自由和创造的意义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古典文化对古老文化的几千年的“异化性解读及其实践”。这种解读和实践，固然是出于周文王加强日益兴起的男权文化秩序的需要，但在客观上排斥对正统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质疑和改造的文化创造行为，就会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排斥并且不愿意理解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不同于儒家文化的异域文化思想；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对能够接受和认同的西方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和印度佛学，也是在儒家文化立场上去进行功利性的、为我所用的解读和实践。把“科学”理解为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把“人文”理解为人道主义和人文知识，就是只看重西方的“知识”与“观念”并拿来进行中国实践的结果。看不到这种“观念”和“知识”是西方人面对特定文化问题进行批判与创造实践的“成果”，也就不能意识到这种“成果”只能启发我们但却不能作为中国自己的批判与创造实践之理论武器。因此，文化“拿来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创造统一”的实践格格不入的。不尊重也不理解不同文化何以可能的创造机制，是与不尊重本文化内部的批判与创造行为相一致的。 其次，“八卦太极图”与道家文化有关，成型于宋人周敦颐等。其中的“阴阳鱼”来历尽管神秘且众说纷纭，但在直观中是相互缠绕的结构。阴鱼中有阳眼、阳鱼中有阴眼，学术界一般的解释是互为对方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或为“互根互动”和“相互转化”。它既说明“阴阳”是在相互渗透中产生矛盾运动的，“八卦”作为万事万物的象征只是矛盾运动的不同形态，而本质上受矛盾运动支配，这样的运动结构叫做“多元统一”，在文化创新实践中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风格、技巧、文体、修辞可以多种多样，但“宗经”、“原道”是一致的，用这样的思维解释创造，就不会强调“思想的创造”，也不会去通过思想创造产生新的经典。但是如果将“阴阳互渗”作为“八卦”之间的交往方式，那就是“八卦”之间材料性的彼此渗透、互植、互为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人类七大宗教文化的历史实践中得以说明，也可以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现代实践中看出其奥秘。从中世纪的文明战争到20世纪德国、日本企图以战争形式进行的文化统一，再到一百多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那种以改变另一种文化为目的的“文化统一化”行为，其实都是不成功的。所以，“八卦太极图”如果还象征不同性质的事物是彼此渗透的关系，八卦的“不同”就是观念和思想的不同。这种不同使得古希腊文明虽然逝去，但古希腊哲学思想文化却是有永恒影响力的；日本占领中国的台湾试图“去中国化”，但台湾的中国文化根基是不可能改变的。在矛盾和生存运动上理解文化，就会为文化影响力的式微而悲观，也会为文明没有消亡而庆幸；而在思想创造性意义上理解文化，就只能看见文化的思想创造及其影响力------文明的消亡和生长，其实都不可能左右一种文化的影响力，真正能解决文化影响力式微的，只有文化思想的再创造。这正是西方文化由中世纪圣经释义学、近代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思想对《圣经》的再创造解释构成西方文化影响力不衰的原因。 如果是在思想创造性上理解文化，你就会看见“——”、“-- --”两个符号组成的八卦，象征着每一卦所用的材料是相同的，也是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和移植的，任何材料其实都是不同文化可以利用的现实中的材料，不存在异质性的、不可通约的材料。放在世界不同文化的关系上，那就是任何文化都是结构上和理解上的不同，而不是所凭据的物质材料和精神材料的不同。不仅自然现象是不同文化所解释的现象，而且“善、恶、美、丑”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不同文化的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化的不同只是体现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提问方式上。“互渗、互动”的含义还可以表述为：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是借他文化的思想材料进行符合自己文化性质的改造工作，目的是再创造自己的文化思想，而不是被他文化所改变。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阐明的就是这个意思----诗中虽然有画性质还是诗，反之性质还是画。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也正是在思想材料的意义上被中国文化所接受的。即“悟道”可以与道家的“体道”合谋，“色空”可以与道家的“出世”互补，从而使得“禅宗”并没有改变中国儒、道文化的基本性质，反而丰富了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建立起儒、道、释多元并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儒家和道家文化不提倡思想的创造，所以佛学引进中国，并没有改变儒道互补的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这是很遗憾的。如此，“互渗、互动”只是各种事物获取自身创造力的资源，但却不能替代本文化内部的再创造之实践。也就是说，依附儒家对“先天八卦”的“多元统一”、“万变不离其宗”的解释，文化整体性本质上就是一元论整体，人类文化世界就是被某种文化中心主义制约的世界，文化之间就是相互制约、干预的关系，各种文化就不可能敞开自己的创造性。《易传》对八卦的多元统一于太极的解释，是造成中国文化对经典只能有阐释的多样性、而不可能诞生马克思主义对前人经典的批判改造之原因，因此本质上是不支持创造之多元的“创造性异化”的世界观。 再次，后人在研究《易传》和《道德经》的异同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易传》的“阳上阴下”与《道德经》的“负阴抱阳”正好是相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正好消解了儒家“阳为尊”和道家”阴为根”的观念，证明这只是儒、道两家对阴阳进行不同创造性理解的结果。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之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相互批判的关系，是因为“阳上阴下”推导出”夫为妻纲”完全属于人的思想创造，不受自然性矛盾运动支配，“负阴抱阳”其实也是道家的一种思想创造，也与自然律令无关。自然性的阴阳本身并没有阳为尊、阴为根的问题，而只是生命运动的不同方面----阳的强劲和阴的柔软，其实都是它们自身能动性的体现。儒家和道家都借助“太极”和“阴阳”来论证自己“天人合一”观念产生的合法性，这正好证明了有不同的“天”和“天人合一”存在，儒道互补也正好说明这两种“天”和“天人合一”可以是“并立”存在的，其隐含的意义即是文化上的“多元并立”。这种“多元并立”与文化通过政治显示的强弱并无直接关系。 儒家文化在官场被推崇，道家文化在民间被拥护，其实也模糊了这种强弱。 但是儒、道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创造的历史实践中其功能具有消极性，是在于这两种文化都是以不提倡人的创造性为前提的，所以也不会在人的创造之结果的意义上相互尊重、尊敬，阴阳的“生生”相互排斥、相互依存就成为其直接的交往方式，并且会把人的创造性活动纳入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意义上，“生生”是自然性生存运动，因为与“每个人的自由创造”和“一切人的自由创造”的人类理想有明显的距离，所以也可以是一种文化创造关系的异化。“生生”以相互依存、相互排斥构成“消长、有无”的生命矛盾运动，用这样的运动来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文化的克服这样不和谐、不对等的交往，其共同点，是试图用本文化思想去同化其他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就抑制了其他文化的自我创造活动。这样的文化关系构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内部不同文化的“中心----边缘”的发展形态，也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中西方文化的交往冲突性质:不中即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等，都是用“生生”思维的“主次”、“强弱”、“中心边缘”等观念来处理文化之间交往与发展关系的提法。在这些提法之外，只有“亦中亦西”比较接近“文化共生”的理念。但“亦中亦西”还不能更进一步解释如何亦中亦西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的理想形态是否就是中西混杂的问题。具体说来，“亦中亦西”是彼此在文化性质上“相互尊敬”，还是彼此在文化材料上“杂糅破碎”？中西方两种或多种文化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如果是“杂糅”意义上的理解，就会导致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碎片状况，这种状况不可能形成中西方文化对等的格局；如果是“尊敬”意义上的理解，那就需要中国当代文化哲学提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阐明在什么意义上中西方文化才能够是对等互尊的。这种理论和方法的核心内容是：文化之间不仅应该是彼此尊重而并立的，而且应该是价值对等而和谐的。如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不能解决不同文化的并立互尊问题，西方“天人对立”展开的“文化冲突论”也无法建立不同文化相互尊敬的和谐世界，那么“天与人”是否有必要建立新的哲学理论来完成对上述观念的转换，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创造统一”的实践品格，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哲学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 注释： 1.《马克思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第443页 2.《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4.《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苏轼：书义·始终如一时乃日新{A}，苏轼文集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7.苏轼:东坡书传卷七{M}，三苏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8.苏轼：东坡书传卷七{M}，三苏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作者介绍：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本文发表于2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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