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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之局限 否定主义哲学[i]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在“人类与自然”“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上必须由“人与天分离而不冲突”这样一种中国当代理论原创性问题而展开，一是因为西方“天人对立”思维使不同性质的世界展开的是冲突性关系，不符合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亲和、共存态度；二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难以将现代性特别重视的人的创造力尤其是世界观的创造揭示出来，所以人与天必须强调“分离”思考才能接触到人通过创造在性质上区别既定世界的问题；三是基于上述中西方的局限，必须通过发现双方的“共同局限”，中国当代“天人关系”理论才可以获得一种填补这种局限的建构。 首先，西方改造自然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是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从而使得人与世界的冲突为性质的，并演化成人类与人类、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的冲突性关系，其基本结构是二元对立思维，渊源是宗教性的信仰。亨廷顿只能以“文明的冲突”来看待今天世界的“政治—文化转向”，就是这种关系的很好说明。这种冲突在哲学上和文化上被学界概括为“天人对立”，并以强调理性认识、主体性、经济发展为其具体方式，所以“天人对立”是一种“天人斗争式的分离”。“天人对立”的“对立”、“冲突”缘自《圣经》中“彼岸”对“此岸”的优越关系、征服关系，并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纳入这种关系之中。在政治实践中，“天人对立”使得西方国家通过掠夺自然资源、侵略他国领土、轻视东方文化作为自身发展方式的负面形象而不自觉，并演化为“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在实践效果上，“天人对立”思维确实使得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影响全球的功效。然而功过参半的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征服自然的发展观必然会最终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也由于征服自然是与征服其它文化同构的，逻辑上也必然会使世界进入西方文化所规定的同质化、单一化的文明，最后很可能是扼杀了文化的多样性而失去像自然界那样丰富性之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宗教性二元紧张关系之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化观念”时，就不能采取“二元对立”思维通过失去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完成现代化，也不能将西方式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现代发展观重食西方式发展带来的果。如果中国文化对世界整体的、亲和的看待世界的态度并不必然与现代发展相冲突的话，如果“中国式现代化”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出于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的话，人与天“冲突的”、“对立的”、“对抗的”思维方式就必须在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中成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非对立式的天人分离何以成为可能”？即可作为一个中国理论原创性哲学问题而产生，一切“二元对立”、“二元冲突”的思维和理念，便会作为基于违背中国文化特点的“局限”来看待。 其次，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似乎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尽管中国的荀子说过“明于天人之分”[ii]，毕达哥拉派也从音乐的和谐推导出“宇宙秩序的和谐”[iii]，华兹华斯的名作《我如行云独自游》也阐述过人与自然相互依从之意，但自《易传》讲“夫天地者合其德”[iv]的“天人合一”开始，对儒家之礼、道家之道的依附通过“天道”的权威性被解释为“天人合一”，演化成“个人对群体”、“自我对他人”的依赖性生活，产生对由道家倡导的淡泊生存境界的皈依，拓展出学术上的“征圣”、“宗经”思维和“变器不变道”的发展创新观，确实成为中国学者和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所构成的文化。“天人合一”的长处在于通过与世无争的伦理和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和睦、以及延续重大世界观、伦理观但可与时俱进做新的阐释的“变易之生机”，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生命力”之原因。但“天人合一”缺陷在于遮蔽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导致的“生命欲望的不断展开受压抑”、“个体独立意志被生存欲望本身束缚而薄弱”、“理论阐释遮蔽原创理论”、“技术创新遮蔽世界观创新”、“一种文明的观念与另一种文明的观念融会而破碎等“低程度创新”等文化问题，已成为中国文化建立自己的现代主体形象的根本障碍。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多数学者已经习惯将《易传》当作“先天八卦”的权威的解释，在忽略《道德经》、《庄子》《东坡易传》是对《易经》的不同于儒家的解释之后，已失去了对“阴阳八卦”的“八卦之对称”、“八卦之结构变化”产生不同于“天人合一”、“阴阳化合”新理解的努力。因此，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依附西方思想和原理使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难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主体性，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被钱学森先生理解为“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v]的非创新性大学，原因就在于“天人合一”所讲的“生生”、“化合”思维，很难触及到原理、思维方式上的“创造”，以不变（道、观念）应万变（对道的理解和阐释）的低创新力来追随西方思想和原理的发展，这就必然产生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古代的琴棋书画之外我们拿不出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产品展示于世界之窘况。面对这样的窘况，通过强调世界观意义上的、文化产品性质上和结构上的“独创”来使中国现代文化也获得世界的尊敬，将自然派生出“人与世界的分离”性思维。只有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分离于既定现实”，独创才能在根本上成为可能。如此，传统“天人合一”对“人的创造性和独创性的遮蔽”之“局限”，就必然要成为中国现代“天人”关系理论建设认真对待并解决的理论问题。 综上，如果说西方“天人对立”文化所隐含的是“人对天因有分离世界之能力而优越”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所隐含的是“天对人的优越并以儒家、道家所解释的天来实现对人的支配”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天人关系哲学除了应该警惕“天人对抗”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天人合一”的人依附于天、圣、经、传统、国家、群体等依附性文化这些表层问题之外，“不对等的对抗”和“不对等的依附”之“不对等”的天人关系，则可以视为是双方的“共同局限”。对西方而言，如果说整个西方文明史均是西方人在《圣经》“彼岸—此岸”的对立关系中通过对“彼岸”的不同创造性理解中完成的话，那么，西方古代文明的“教会至上”比之于近代文明的“理性至上”和现代文明的“生命至上”，均被我们描绘成一种“历史进步论”的图式。这种图式通过让人切实感到现代化优于传统生活而将“人优于天、支配天、改造天”之“不对等”的理性思维和主体性理论合法化。反之，中国文明的演变和发展则会被我们描绘成“传统文化优越论”、“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一鲁迅小说《风波》所构成的图式，并通过现代中国文学艺术不如古代文学艺术辉煌之感知强化了“人依附于传统、依附天”的“天人不对等”意识。于是，既要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又要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强调人对“天、道、传统、群体”的依附构成和谐，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但全部中国现代化问题之所以不能被简单表述为“既要西方式发展、又要中国传统式和谐”之问题，是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能揭示“怎样的发展”和“怎样的和谐”之新的内涵，也没有突破西方式发展观和中国传统和谐观之思维阈限。即：如果只强调以国家经济发展、个人利益获得为主导的现代化，便必然会产生全球生态危机之绿色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的竞争是无法终止和停顿下来的，2009年哥本哈根国际生态峰会发达国家在碳减排问题上躲躲闪闪就是说明；如果强调个体利益优先于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优先于全球生存、人类理性优于感性生命，所谓的“经济发展”便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和谐”发生冲突。言下之意，要使中国传统的“和谐”得以体现，就必然以约束和减缓经济发展、悬置主体、个体优先考虑的观念为前提。这样的和谐观一旦实施，经济发展不仅是不稳定的、非可持续的，而且也不可能激发个体的创造力这一中国文化现代化致命的软肋。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不是像西方那样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坐标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优越和侵略上，也不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以人的依从性来保持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的相安的话，那么“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发展”之问题也就是“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和谐”之问题。所以“中国现代天人关系理论创新”所要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双方共同的“不对等”之“分”与“合”。即一方面“天”与“人”必须做“分离”性思考，才能保证人的创造力处于敞开与被尊重的状态；另一方面，“阴阳八卦”所传达的“阴阳对称”、“结构不同”之意念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一，又使得我们必须将“天人分离”保持在一种“对称性和谐”的状态。即“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可能不适应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需要，不等于不能建立有利于创造性发展的新的“天人对等”和谐观。 二、“天人对等”之事实和经验发现 这意味着，理论原创如果以中西方“天人分离而不对等”这一“共同局限”来看待世界，那么我们对世界的发现就应该具有弥补这种局限的功能而成为“特殊事实与经验”。或者说，是否能发现“天人分离而对等”的“事实”或“经验”，就成为“天人对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性假说的关键。这种“事实”和“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 一是可以从“天人分离而对等”的生存论基础来看世界和平问题。在物理学中，正电荷与负电荷、N级和S极、汽化与液化等都是对称性的结构。这种对称性结构在生命世界中产生的张力性和稳定性，我们也可以由动物界老虎、狮子、大象这些“强者相安无事”的经验来说明。一般情况下，生命世界的不平等是“强食”相对于“弱肉”而言的，“强食动物”之间因为“力的均衡”反而会减少冲突发生。人类是以“国家”这一政治形式为单位分化出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是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但造成国家之间稳定的因素，在今天看来恰好不是以往全部历史时期以一个超级大国统治诸多弱小国家或诸多弱小国家自愿依附超绝大国所带来的暂时稳定，而是国家之间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均衡”所形成的制约力，具体地说就是强国之间力量的“对等”所形成的“力的均衡”，形成彼此震摄也彼此尊重的对等关系。1945年以后的65年间世界未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当归之于强国之间力的抗衡和均衡。反过来，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则充分证明了国家实力之间的悬殊是诱发战争的主要动因，这与德国在第二世界大战前自认为是欧洲最强国从而可以征服欧洲的思维下发动战争，性质是等同的。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独立性的强国产生的“力的均衡”所带来的对峙性和平，既不是“天人对立”的不对等冲突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天人合一”的依附性稳定可以解释的，而是将平等观念落实为政治性对等的的经验现实，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性质相通。 二是从“天人应该分离而对等”来看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经验和启示：《易经》和《圣经》之间之所以本身无所谓优劣之问题，是因为两种文化元典分别代表两种文化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文化原典由于本身就是人的创造性产物，所以它不仅会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易经》影响过东方各国并且至今还在影响东方文化，《圣经》影响过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产生了西方的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均有各自的影响力之证明。虽然中国文化在晚清以后影响力式微，但之所以不能推导出《易经》不如《圣经》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可以打通的独创性经验没有能够在儒、道哲学中予以重视，苏轼、曹雪芹、鲁迅的我称之为“文以穿道”[vi]的独创经验没有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获得不同于“文以载道”和“缘情说”的触发，由此才使“宗经”和“载道”观念处于支配状态而使得中国文化缺乏现代原理和世界观的重大创造。如果“文以穿道”与“文以载道”能够处于对等的状态，就会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仅能够产生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儒、道之思想、不同于《红楼梦》之作品和不同于琴棋书画之产品，而且可以在“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现代性文化的基本方面发挥东方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现代效果，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等之影响力”就不仅是历史的，也会是现实的。同样，世界七大宗教所规范的文化，之所以不能视为不如基督教文化，也同样在于使各种文化得以产生的人类理解性之创造力，没有在各自的文化中得以很好的安放从而使得本土文化没有能得到现代创造性发展而已。事实上，中国已经通过整体性经验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影响世界的道路，如果在文化上也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征服世界为理念的东方温和而有力的现代化之路，将更能使得中西方文化之间“对等”的设计成为事实，也会因此突破“阴阳化合”的“中西方文化互补”论和“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所理解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观念。 三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去看，“天人应该分离而对等”可以有效解释人类生存环境为什么会发生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解决不能以牺牲人类发展为代价之问题。“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极为重视的生态问题，表面上是西方以利益追求为目的的现代化掠夺自然资源、轻视自然性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结果，但实质上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共同产物。主张“天人相分”的中国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vii]，就是人类优越思维的一例。人类的文化创造确实可以作为事实说明“人优于动物”，但这种事实也遮蔽了另一种“特殊事实”：当我们在说动物无义、草木无知时，是用人类的“义”和“知”作为尺度的，而没有从动物与人类区别的角度理解动植物生存的“知”与“义”。动植物界的自然性、有机性和循环性，是人类的文化创造越来越疏远的世界，也是动植物界自己无需言说的“知”和“义”之世界。动植物体验不到人类以利益获得为代表的生存快乐，但也体验不到人类因为这种快乐而产生的忧虑、痛苦和焦灼，更不会出现侵犯、奴役、破坏、残暴等人类文化的负面问题。这使得“依附自然性”的动植物界在总体生存质量上其实是“对等于人类”的世界。人类尽管可以敞开自己的创造性，但如果依然用“优于天”、“对立天”的心态来筹划自己的文明发展，就会以不尊重自然界的自然性、有机性和循环性为代价不断体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直到加速人类的毁灭进程。也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性、人为性与自然的循环性、有机性只有同样保持一种“力的均衡”，地球的生态和平才能得到持续保证。这自然是生命世界“力的均衡”所得到的人与天关系的新启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仅仅将民众看成“民心”“民意”的集合体，还应该把所有的人看成一个不同于政治文化世界的“自然生命体”来“对等尊重”。任何政治、文化、教育的规范和引导都需要把民众首先作为一个不同性质的“自然生命体”来尊重，那么就不能采取无视生命感受、欲望、情感的做法来单向要求民众合于政治文化的要求了，也不能仅仅在伦理意义上谈对民众的“善意”——民众的自然生命感受、欲望、意志是否被尊重，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正是孔子谈对他人的利益性的爱和孟子谈对他人无利益性的爱所缺乏的一个重要纬度。 值得说明的是：由上述“天人分离而对等”意识观照下的“特定事实与经验”，是一种“理解性的特定事实与经验”。“理解性的事实与经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事实认定特性与自然科学的事实认定特性的区别即在于：自然科学的“观察之事实”和“实验之事实”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文化特性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所以一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实验证明后，便能成为全球科学家们都能接受的原创性学说，具有超文化性、超民族性和超时代性。虽然在20世纪物理学上狄拉克、海森伯和爱因斯坦等不同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事实认定”从而形成他们不同的科学方程式，形成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科学理论也具有科学家不同的风格[viii]，但是在科学家所认定的事实和实验的结果面前，围绕原创性理论的争议一般就会消失，且会成为所有科学家都无法绕过去的科学研究门坎。比较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之所以具有文化的、民族的和时代的差异，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狄尔泰所说的阐释学方法为基础的，而阐释者因为其文化、民族和时代的因素制约，自然会形成不同的阐释性事实与现实。“天人合一”观更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人与自然、社会相安无事之事实，而“天人对立”观则更容易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自然和其它国家经济和文化扩张之事实，就是阐释相对性的结果。这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天人对立”之经验，也不是说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天人合一”之经验，而是说这种经验和事实不会被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对立”视角所发现。如果“天人对等”也能发现相应的事实并且进一步制造相应的事实，那就说明这种事实的成立与理论之间是一种“特定理解”、“特定解释”之关系。这样一种性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原创所认定的“事实”更具有主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并因此也使得“不同的事实”、“不同的经验”之间也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也同时证明了从“天人对等”到“理解对等”之现象的存在。如果一种解释性事实处于人们对现实认知的主导地位，不是这种解释性事实“优于”其它解释性事实，而是这种解释性事实认同的人多一些而已。 三、 “天人对等”对“阴阳八卦”的新解 “天人对等”可能因为保持了人与天因创造产生的分离，但也保持了两种世界因各有长短而彼此尊重的“对等和谐”的思想，就成为在基本思维方式与内涵上区别于西方“天人对立”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第三种天人观念。这样的观念，既可以产生影响西方“不平等的创造观和发展观”从而逐渐走向“文化干预以对等为前提”之现代和谐，也有利于中国现代人在释放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的基础上强调东方人对世界的“尊重而对等”的现代文化哲学。 首先，我们必须把儒家经典《易传》与中国文化原典《易经》区别开来，甚至也要与伏羲浑天说的“先天八卦”区别开来。因为浑天说的“先天八卦”推导不出盖天说的“阳上阴下”，也推导不出“天尊地卑”。因为《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所以把儒家的《易传》当作《易经》天经地义的权威解释，甚至与《易经》混为一谈，是学界丧失了对中国文化原典再解释的意识与能力的表征之一。由于在“易学”研究上从来就有不同的流派，如司马光的以“史学”统领“易学”的研究与王安石、曾巩强调对“易学”的“义理”研究之别，也有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这种不同于《易传》的“天人合一”之解释，所以中国儒学史中已有不同于《易传》之对《易经》的理解。“明于天人之分”强调天人各司其职，认为人类的贫困、人类的疾病、人类的灾祸都是天所不能为的，天属于自然之天，既没有世界主宰的意思，也没有道德义理的意思，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ix]。虽然在人类的起源上荀子依然认为是“天地生君子”从而脱不了天对人决定的本体论窠臼，但意识到“君子理天地”，是可以与现代人所说的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打通的。如果中国哲学对《易经》原始符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是一个基本事实，那么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而言，对《易经》的符号系统进行当代新的阐释也就是有可能的。 在学术界，南怀谨释《周易》讲“八卦就是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有八个，这八个东西的现象挂出来，就是八卦”[x]，八卦指天、地、太阳、月亮、雷、风、山、河。但是当子思和孟子都说“诚者，天之道”[xi]时，杨万里说“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xii]，我们已能看出“乾、天、君”的类推，只是儒家对八卦之一的一种解释，《易传》也就会得出“夫天地者合其德”的解释。而《道德经》的“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也就可以理解为是道家对“太极之生”与“八卦之万物”关系的一种解释。既然儒家的《易传》、《中庸》可以将“天”与“君”关联，将“道”与“君臣父子”关联，这就说明八卦不仅可以指自然界的不同现象，也可以隐喻文化的不同现象，所以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xiii]，其实质还是在被儒家规定好的“恕道之我”去看“万物”。中国当代责任伦理的建设当然可以承接“自然万象”便是“文化万象”的思维方式，从而经由对《易经》八卦的重新阐释去确立八卦的“多样对等”关系，以区别儒、道两家的“多样统一”关系。 从中国哲学重视直观把握出发，《易经》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每一卦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材料和符号都是由“阳”（“乾”）、“阴”（“坤”）组成的，这除了说明宇宙的根本因素是“阴”、“阳”之外，也可以说明“阴”、“阳”在不同的结构中含义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不一样的含义”可以通过扩展为六十四卦而具有进一步扩展的含义，并与初民对创造性的原始体验相关联。这种关联，也可以扩展为当代人对“结构性变化才是创造的最高境界”的理解。尤其是，八卦之间的“对称性”，能否形成我们今天在天人问题上不同于《易传》“天人合一”的阐释呢？这种阐释能不能在荀子、司马迁、柳宗元、刘禹锡“天人相分”“天人之际”“天人各不相预”“天人交相胜”[xiv]的基础上产生“天人对等”、“多元对等”的新的世界观之解释呢？ 所谓“多元对等”，是将八卦看成性质不同、并立的文化符号，其S型的“太极”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影响渗透关系，而不再是制约八种不同性质文化的“道”本体、“仁”本体。即天、地、太阳、月亮、雷、风、山、河既可以看作是受自然的循环之“道”制约的“生生”之关系，也可以看作是性质各异、各自产生的“创生”关系。从后一种关系出发，我们就看到了无生命的太阳与有生命的地球、离子黑子性质的太阳与氢氦等成份的地球在性质上的区别，我们还会推导出人类起源与物种起源是不同性质的起源之结论，当然也会推导出文化起源与生命起源的不同，这就接近郭象的“独化”了。马莱斯的“域外生命起源理论”[xv]、阿利斯特·哈代提出的“海猿理论”[xvi]，就成为挑战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同种起源”说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以此类推，人以文化标明自己的性质，生物以本能标明自己的性质，虽然都有欲望冲动等生命元素，但其结构与性质不同，“生万物”的“道”就不能混同和类推出“生人类”的“道”，人与动物就是在性质上有区别的生命类别，分别有自己的源头。以此来看：世界七大宗教也应该是不同对等的关系：不同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派生同一种“道”，而是分别由不同的人类性理解之“道”而产生，每一种文化观念也就是“自本体”的，太阳与地球、人类与动物、文化与文化，就同样可以作为八卦的不同符号来对待。而他们之间的“太极”交往关系，则可以视为彼此渗透和影响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能改变不同符号的性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区别“多样统一”的文化中心论、优越论，必然会产生由“多元对等”所推导出的文化对话论及其对等交往影响关系。影响是一种材料性的彼此渗透，但改变不了被影响一方的文化性质。“西学东渐”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并没有能改变中国人的文化性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八卦的每一卦阴、阳材料一样但结构不一样的特点，也在昭示着中国人类起源理论、文化教育理论应该试图在儒家之后建立新的对八卦的阐释：材料的相同不能决定结构和性质的相同，反而会在不同的结构和性质中产生不同的功能。
[i]可参看笔者的《本体性否定——穿越中西方否定理论的尝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ii]荀子在《天论》中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着重强调“天”与“人”各司其职和权限之意。郑玄注《礼运》谓“分，犹职也”，但也隐含着可供现代人进行“性质区分”的理解之意。 [iii]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天体》第2卷第13章中记载了毕达哥拉派的这一主张。“宇宙秩序的和谐”认为天体因体积、速度、距离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的和谐关系，与音乐的音程相适应。 [iv]《周易·乾》，选自《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78页。 [v]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新华文摘，2010年第2期。 [vi]“文以穿道”是一种尊重观念之道又可以改造观念之道从而显示出独特性和非观念性的文学创造状况。可参见作者“论文以穿道”一文，载《原创》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vii]《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75—276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viii]杨振宁：美与物理学。百家讲坛，见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37168395300270。2010-2-19 [ix]参见〈中国儒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85-386页。 [x]见南怀谨：《易经杂说》，第12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 [xi]见《四书五经》中的“中庸”、“孟子·离娄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xii]见杨万里：《诚斋易传》，第1页，九州出版社，2008。 [xiii]同《四书五经》中的“孟子·见心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xiv]见刘禹锡《天论上》“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转引自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第5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xv]马莱斯为自己出具的证据是他对圣地亚哥发掘的一具5万年前头盖骨的研究结果，这具头盖骨显示，这个生命个体的智力要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人类，从而推测这个个体是远古时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另一些支持他的证据便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现于史前文明遗迹中绘有宇航员形象的壁画。 [xvi]哈代收罗的证据所反映的特征在陆地的灵长目动物身上明显缺乏，而在海豚、海象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却十分明显。哈代的证据包括：①除了人类之外，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有浓密的皮毛，唯独人类与水兽一样，皮肤十分光滑，缺乏体毛；②陆生灵长目动物均没有体下脂肪，而人类却有很完善的体下脂肪，这一点与水生海兽相似。这个特点明显是为适应水中生活而形成的；③人类具有泪腺分泌泪液及排出盐分的生理功能，这种功能在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中找不到共同点，唯有水生哺乳动物独有；④人类所具有的正面性行为，仰卧睡觉及出汗等生理现象，其他陆生灵长目动物身上没有，而与水生动物相似；⑤所有的陆生动物都有极精细的盐分摄入和调节机能，一旦盐分缺乏，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活动。而人类却和水生海兽一样，对体内盐的摄入没有调节机能，这说明人的进化基因的该项功能实在海水中定型的。因为在海水中，不需要调节盐分的摄入量；⑥人在潜水时，体内会产生一种所谓“潜水反应”的生理机制：肌肉收缩、呼吸暂停、心跳变慢、全身血管血流量减少。此时，富含氧气的血液不再输入到皮肤组织、骨骼及其他器官，而是全部集中至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机体——大脑和心脏，使它们的细胞得以在数分钟内不致死亡，这种现象与海豹等水生动物的潜水反应十分相似；⑦人类女性在水中分娩没有痛苦；而人的初始阶段——婴儿则喜欢水，并伴有游泳的本能，这说明人类与水的关系非同一般；
作者介绍：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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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吴炫的否定主义 > 《否定主义文艺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