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觉得文科比较“无聊”，我也曾有同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文科被微词甚至贬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考试过于强调死记硬背；二是我们这里一些学文科的人不太好打交道（主要是文人，搞音乐美术的还比较好交流，我不知道文人在文科中的优越感究竟是源自科举制度还是小说的影响力大）。于是导致文科的形象有点受损，其实这与文科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本文针对文科的特点、人们的一些看法，总体上力挺文科，也试图分析当下的某些问题所在。当然，我的思考不太成熟，观点可以商榷。 文科有许多功能，比如： 这里着重说一下这四个功能。 文科四大功能说文解字的文科说文解字是语文的主要内容，兼顾点逻辑。但是有些题目过于强求“标答”就不太好了。随意曲解、过分解读是语文阅读理解的常见病：一定要把某种理解强加到古人身上，而且这种理解就是标答。古人死无对证任你解释；今人就可以跳出来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我怎么没想到？有人会反驳说，教语文总是要提炼中心思想的，但我们没法把古人从坟墓里请出来，只好自己给出解释。这固然也有道理，但对解释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比如解释李白或杜甫作品，需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平和经历，同时代人对他们的评价等。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都指出过，我们也都是过来人，不必多说。 教条化、套路化、娱乐化、商业化使很多东西都有点变味，文科受其影响尤为直接，其实影响也是相互的。典型的如相亲节目，如果想“捣糨糊”，就说找最合适的人即可。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如果要说具体点，教条就来了：都说要有责任心、物质要求不高过得去就行、孝顺父母、老实可靠之类（女嘉宾更加明显）。男嘉宾偶尔还能说要找漂亮的，女嘉宾偶尔还能说要找帅气的，但很少说要高消费，绝口不说要会玩的、性功能强的。我相亲数十次无果，每次都还没到亲密的程度，也从未遇到哪个人不要青春活力、不要感觉、不要钱的，可见面对镜头的口是心非，从小习惯写教条、套路化作文早就练出来了（不过从高考作文题来看，近些年来我们反作文教条、套路化方面还是有成效的）。商业化也不用多说，有几个人是认真的？大都出于功利目的，到电视台露个脸，蹭热度，或许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帮助。娱乐化倾向也很严重，我想鲁迅和曹雪芹要是到电视台PK一下，那些女嘉宾会嗲嗲地说：“迅迅，你太严肃了，不喜欢你！芹芹，你的书里有教怎样做菜，你以后烧给我吃嘛，么么哒！”我们必须相信，有些人是达到一定精神高度的，现在尊重感、敬畏感的缺失，是否意味着宣扬平等过度了？ 总之，我反对“存在即是合理”。 审美的文科审美的文科是棒的，但也有问题。也是因为标准问题。没有标准，文科不是数学，本来就是它的一大特色。但是文学没标准，身份地位有标准啊：李白写的诗都是好的，鲁迅的病句就是深刻。如果就是为了审美，何必在意作者的身份地位呢？《唐诗三百首》里也有小诗人乃至无名小辈的佳作。 最近读到苏步青、钱宝琮等数学家的诗句，觉得都不错，要是混在全唐诗里，也未必分得出来。我们大多数人的审美能力是不行的，于是就从作者的身份地位来判断，人云亦云。我随便拿首苏老的诗给他看，他会说：“不错不错，不过数学家写的，毕竟不能算千古名篇。”如果我谎称是李白写的，他在读诗前立马在心里己经“加分”了（假定他是李白的粉丝），于是读完诗后就对其赞不绝口：“妙哉，妙哉！” 装，继续装。 审美这个东西，重在内在体验，外加引导也需要。如果拿来考试或比赛，虽然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终究意义不大，或者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诗词大会”是一个王牌节目，采取百人团等新颖的形式，对大家来说也颇具吸引力。但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诗词表达的情感和审美深入人心——这是我们触景生情默默感受的。 理科尤其是数学，把人分得清清楚楚，文科呢？内行和外行分不开。我一向认为，体育比赛最有意义，数学也勉强可以，但文科的比赛意义不大（只要注意到为什么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最服人便知）。无论是音乐、绘画、诗歌、小说，还是电影、雕塑、戏剧，都需要较高的欣赏能力，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在那里自欺欺人，确实有点无聊。本文对音乐、绘画之类不做深入研究，反正美学读物也多，这里不多说了。 心理励志的文科作为人生哲理、励志、鸡汤、灵修的文科，我觉得无聊程度甚深。人生的命题本来就是个陷阱，它其实没什么理论，只是不停地实践。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论（至少试图）统一、加深人们的想法、观念；而实践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可以完全不同。 如果一定要说人生哲理有那么一点可说的，也已被过去的哲人（比如叔本华）说透了。 现在每年还出好多这类书，如果心理出问题的人去读一读倒还值得——其实这些书的作者往往自己心里也犯过困，于是思考、感悟……感悟个啥呀？这套东西无法感动任何一个罪犯，甚至连对你自家孩子无效，对自己究竟有多少用也要打个问号。我疑心很多人的所谓感悟，其实是自欺（当然有时自欺也蛮有用的）。 励志读物有其存在根源，它是学校里文科和教育的延伸。不难发现，关于人的命运有六种说法，一种是宿命论（一切都是神或上天的安排），一种是意志论（强调主观能动性，学校老师就是这样劝学生用功的，它的极端形式是唯意志论：相信人定胜天，跟宿命论截然相反），一种是环境论（文学作品的最爱，《悲惨世界》《水浒传》《祝福》等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强调环境的作用，比如对穷人的压迫），还有三种比较现代，一是基因论（相信遗传和天赋），一是性格论（听到过“性格即命运”吗），再有就是随机论（认为人生是一系列随机事件左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听命运摆布，对抗宿命论程度略逊于意志论）。励志读物肯定是强调意志论的，所以它是偏颇的。 励志读物关心的核心问题比如：怎样做一个快乐的人，快乐和金钱、取得的成就是什么关系？就这个大问题，足够展开成一本书，不同的人还可以写出不同的答案（那就是n本书）。大道理谁都会讲。既然快乐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为什么很多人还不快乐呢？这当然跟性格有关，性格有遗传因素，也有人在错误三观指导下积重难返，长期不了解社会，直到某一天被现实迎面暴击，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还被打趴再也爬不起来。所以，快乐看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光靠一本书在那里泛泛而谈，显然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找人聊，心病严重的人甚至找人聊也无济于事。 后面谈到“文科窘境”时，还要专门深入提及励志、灵修问题。 顺便指出，有些人不努力智商又不高，混的不好全怪环境，一有好处就抢，一有责任就推。文科的多样性，使得现代人可以进行公共汽车效应（这后面还要提到）式的“全方位切换”，比如责怪环境，那是文学小说看多了；以智商不高为借口，那是基因论；责骂孩子不努力，那是意志论；有时也觉得自己运气不佳，那是随机论；有时也去庙里烧烧香，那是宿命论；离婚都说性格不合，又是性格论。头脑里装有过去各种知识的储备，现代人全程切换不费吹灰之力，一切根据拿来就用的原则。真正的现实世界哪有那么简单粗暴。 我经常为不少国人“极其灵活”的处世哲学感到佩服，哪像理工科一是一、二是二，那是“社死”的节奏，但有时，我也为之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恐惧。小时候长辈总是教导我做人不要太老实，否则会吃亏，后来才知道有些话来自《增广贤文》，但我还是“灵活”不起来。我认识的一位数论专家L教授也说，坏也是需要天赋的，他中学里的一个同学特坏，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对付那同学，于是只好选择数学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了解社会的文科我觉得，关于社会热点或历史类读物比励志鸡汤灵修的好，社会再复杂只有一个，时代只会处于一种状态，历史亦然，可用概率统计、博弈论等方法进行研究；同时，社会热点或历史具有丰富多样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会呈现不同的现象（个人也丰富，但个人的很多心思、行为属于隐私，别人没法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虚构，这就是文学）。励志读物说来说去就那几条（确实也很难翻出新花样）。了解社会也能给你带来一些启迪甚至安慰，至少那些历史大事件、社会热点能成为吃饭时的谈资。相比之下，励志、鸡汤、灵修的读物比较逊色，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说明每个人的经历、心态都不一样，励志读物的作者怎么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他只能在书里列举一些名人的例子。即使有针对性，一本书就能解决心理问题？就能让一个懒人改掉坏习惯？还有，励志也不能成为谈资。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内心的问题倾诉出来，除了面对心理医生。 关于社会观察的读物，倒是有不同的切入点，似乎你想了解任何一个方面，总有一本适合你，比如《流动的现代性》《谣言》《沉默的螺旋》《找工作》《后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I成神之日》《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格差社会》《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保守主义思想》《人口与日本经济》《群众与权力》《大众的反叛》《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出身》《独自打保龄》《无缘社会》《单身社会》，还有“译文纪实”系列如《虚无时代》等。这些作品中最受我关注的往往是日本人写的，因为日本紧邻中国，它的一些社会现象如老龄少子化等跟我们比较接近，了解这些书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当然，更为畅销的如《乌合之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世界是平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有闲阶级论》《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我觉得这些书应该是现代人的必读经典（不像哲学那么抽象深奥），不管你是否同意书中的所有观点。《自私的基因》《黑天鹅》《失控》同样经典，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也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深厚功力。 历史作品中的经典也很多，这里不再罗列。 看了一些关于社会热点的书和文章，我有了很多的收获和思考。 绝大多数人学习不好主要不是智力因素，而是因为懒（可能与基因有关）。许多人就稀里糊涂地在学校里混了十几年，然后走向社会。如果是低学历又无爹可拼，确实是只能在底层混，不好受。于是这个人就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孩子，又是骂又是打的。那么他真地想明白了吗？未必。至少他不知道，要达到顶级还是需要智力的（中国幅员辽阔，人才济济。厉害的人总是有的）。他不能接受自己平庸，借口都是懒，或归咎于环境不给他创造机会；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庸，认为是天才（其实大概率是庸人）。不过，当初在学校里浑浑噩噩也未必是坏事，至少保住了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所有人都拼命努力学习，最终还是极少数人脱颖而出，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心态可能更坏。我就是个典型。和那些井底之蛙相比，我算是爬出井的青蛙，但仅此而已，我没有变成大雁游遍四方，还是那只青蛙。谁的心态更好呢？是爬出来的青蛙，还是坐井观天的青蛙，这还真不好说。底层的人有底层人的幸福，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 欧美反而发明出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方式（看来《道德经》作为西方第一畅销中国书是有道理的）——探究式学习，有人指出这是美国精英发明的“大忽悠”，比我们说的素质教育有更多的实践。美国教育界非常清楚多数人是不要读书的，也许为了所谓政治正确，不能明目张胆地得罪任何一个群体，所以就发明了“快乐学习”“探究式学习”。快乐是快乐的，探究是探不出什么东西的。有哪个学生吵着嚷着非要探究出个啥来？只要快乐不就行了？！ 5月31日我百度了内卷和躺平，均已过亿，这两个词几个月前还少人问津，可见来势汹汹。今天的数据是大约88%的网友支持或理解“躺平”，就像韩国的“三抛族”——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躺平和三抛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使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又不愿意用身体和焦虑去换那点可怜的工资，那还不如躺平。 社会是一个系统。很快，三抛会波及中产（但未必会躺平），他们再也不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如果遇到躺平族，等于是给了别人咸鱼翻身、资产重组的机会，这样留给自己的风险就迅速加大了：是钱重要，还是性和繁衍重要？废话，当然是钱重要，那可是生存之本！能与钱有得一拼的，也只有健康了！富豪则会选择婚前协议，也可能二抛或一抛，二抛是不结婚、不生子只谈恋爱；一抛是谈恋爱、生子但不结婚。血缘关系固然坚不可摧，经济基础更是强劲有力，社会把经济基础和血缘关系割裂开来。 前几年放开二孩，现在放开三孩，很多人都说房子买不起，家都成不了，还生什么孩子。看上去一副抱怨社会的样子。我认为“躺平”可以理解，但一味地指责社会不公就错了。有两点理由：第一，高房价不仅仅是我国的现象，世界范围内高房价的城市不少。韩国、日本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不同，他们“躺平”的比例比我们更高。第二，就算房价变低些，幸福指数也不见提高，现在的人都不是那种吃苦耐劳的，个个难伺候，不尊重人的封建思想还很有市场，离婚率年年攀升，为了争夺财产吵得不可开交、身心俱疲。即使婚姻过关，下面还有孩子教育这一关，《小舍得》告诉我们这又是多么残酷（三个家庭有两家都很有钱，还是异常焦虑）。还不如不结婚，做个快乐单身族。说明钱和幸福的关系没有什么密切，没钱的时候一般不会幸福，但有钱未必幸福。我不认为婚姻和房价有必然联系，就算大家都买得起房子，照样有很多人选择单身信不？很多影视明星五十多岁了，还不都单身的？他们要结婚还不容易？人有时候还是要认命，自己就这点能耐，以前读书时那么懒，现在怪社会不公？只要认命，心态也就会好些。当然，那些整天抱怨的人跟父母也有很大关系，是父母不让他吃苦，也没让他了解社会，还把他当天才养，形成其自我中心，等到被现实击得粉碎，自然就责怪环境而不是自己。这跟躺平族不同，躺平族不是那些看不清自己和社会的人，恰好相反，是看得很清楚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类称为决策科学，里面有很多好书，如卡尼曼、多贝里、吉仁泽、鲍尔斯、金迪斯的著作。这里不多提，我认为决策科学已不专属于文科了，比如它涉及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概率统计思想、博弈思想、系统思想、复杂性思想，这就明显有理科的味道。哲学也被列入文科，但事实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像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有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分开，就像“哲学社会科学”这一说法。我觉得文科主要还是文艺、一部分社会科学。哲学强调思辨、语言抽象，甚至有理科的特征。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更多的是实践，和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或神学、法学（这些才是真正的文科）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历史上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基本上也不是同一个群体。 和理工科的比较我很热衷于社科，买了很多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的读物，看老外的多，国人写的一般不看。一些人形成一个个圈子，互相吹捧或谩骂，都是为了炒作。也难怪老百姓不待见他们。现在觉得老外也不大行，就是颠来倒去搞几个概念，没什么太大意思，不如去饭店大吃一顿。今天大家都说要文理兼备，道理当然完全正确。不过，文科如今的腔调我觉得还是要花力气改一改，不能过度商业化、娱乐化。 下面两个相关问题并非毫无意义： “ 这问题也是没有标答，但不少人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认识社会容易，第二个问题是改变自己容易。对于后者，没什么好解释的，绝大多数人无权无地位，改变社会当然是做白日梦（即使有权也不那么容易）。对于第一个问题值得解释的一点是，无论你认为认识自己容易，还是认识社会容易，其实要求不一样：如果要透彻了解社会上每个人的心思，那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但是如果对社会从统计意义上进行粗略了解，那么当然比认识自己来的容易——因为认识自己，肯定是比较深入地、绝不是肤浅地认识自己。 我给文科的“无聊”打了引号，其意就在于此：如果你觉得文科的书很有意思，让自己多得到一些知识，一些教益，那么文科当然是不无聊的；但是如果要说改变什么，文科的力量还是弱了不少——尤其是在今天。马克思有名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其实没有这句名言，大家也都认，大家心目中伟大的人物都是冲着改变世界来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马克思本人就是搞文科的。文科能改变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比如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等人，今天搞文科的人未必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但好像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文科改变历史的可能性减弱了，励志读物改变一个人都十分困难（最多安慰下）。鲁迅和胡适都是响当当的知识分子，看他们的作品，也不是篇篇都经典，但毕竟开风气之先。对于体量大、封建思想禁锢几千年的中国，他们成不了伏尔泰。他们都不行，何况今天的人文学者？当《爱的奉献》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世上的坏人因之而感动，不再当坏人了吗？我看是没有；现在哪首新歌可以跟《马赛曲》的历史作用相比？同理，坏人也不会因为读到一篇文学作品，就决定洗手不干了。《西游记》里最大的悖论：唐僧从来就没有用（他甚至压根没想过）他高深的佛教理论去感化任何一个妖精，处理妖精的都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我总觉得《西游记》是在讽刺什么。 现在每天很多对夫妻离婚，感情受伤外，还要为了财产吵翻天，尤其有小孩的，更是造成家庭悲剧。于是心理学家出来发话了：你看，性格多重要！很多人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分崩离析的，性格就是命运。心理学家说的一点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夫妻如果真是因为性格不合，看几本心理学书就解决问题了吗？找一下心理咨询就解决问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说，心理学的窘境是，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问题，要解决却太难。心理学著作每年不知要出多少种，一本比一本厚，都大同小异（灵修读物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水平似乎也没有比50年前的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等人提高多少。这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人太过复杂。20世纪已搞清楚原子的结构，踏上月球，人的本质还是搞不清楚，搞清楚也改变不了，抑郁症患者吃了药还是想要自杀。 20世纪末，针对这一现象，各种“终结说”甚嚣尘上。比如《哲学的终结》。遥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没说过“人天生就是哲学动物”。曾经有哲学挂帅时期，人人口中都有哲学，这表面上是抬高了哲学的地位，实际上损坏了哲学的形象，似乎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当然这有点危言耸听，但哲学挂帅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哲学家也不再能使万众瞩目、万人空巷，就拉一个手提箱坐着飞机参加学术会议，没什么人注意。 所有的终结说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最引起争议的是霍根的《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不仅有着很好的书名，而且也是一部经典，当然现在有新的说法，福山自己的观点也有转变。但若福山有理，那么现在的制度和文化都已“置顶”，再无大的变化之可能，是否可以说历史终结了，所以文化学者再无可能改变世界（科技另当别论），看上去似乎是有点像，现在的文化学者全都被商业包装和娱乐活动给绑架了，所有的观点都曾被提出而显得毫无新意，所有可以试的方案都已试过（无论成败），即使有独立思考也无济于事。如果你想不通，会觉得他们好可怜啊，前人留给他们创新的机会也没有，但若你想历史终结了，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终结不终结，我是没有本事评判的。 上世纪中叶，马尔库塞、马斯洛、弗洛姆等人个个大名鼎鼎；但必须承认雷切尔·卡森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环保更是一个可操作的课题。当今的国际会议上，会持续地讨论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但不会讨论心理问题（偶尔一两次还是可能的），尽管心理学家一直在呼吁，说抑郁者越来越多。目前，行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有些成就，但也未造成社会多大的“轰动”，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实在是没法比。这些技术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世界。现在世界也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进入2.0版本，就是说科技不再是像过去的冰箱、电视、飞机那样带给人们方便和娱乐，而是直接改造人自身。 毕竟，改变世界的最大力量还是科学技术，这是毋庸置疑的。文科这玩意儿，当然不可能一无是处，写几本书、几篇论文，分析一下，创造几个名词，促进大家的思考，还是有价值的——但似乎也就到此为止。5月22日，当今中国的科学泰斗吴孟超、袁隆平院士相继去世。尤其袁隆平具有世界的影响力，中国科学家能与之相比的只有杨振宁和屠呦呦。袁隆平去世影响多大，今天有哪位文化人能与之相比？巧的是，知名翻译家及哲学家何兆武、历史学家章开沅也是5月28日同日去世，知道的人就少多了，各大网站的首页上也见不到。 但是，只要不是该专业的，自然科学的专著确实读不下去，相比之下，文科的书远比理工科的书读起来有意思，这对谁也一样。确实也有很多文史哲的名著值得一读再读。所以，书要买，不宜买太多，尤其是大同小异的，否则就会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好像很多人都在抄袭。 即使那些真正改变过世界的“文科伟人”，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改变哦。比如孔夫子，那时他老人家的教育理念就很先进了，今天大家不照样鸡娃、内卷？再比如弗洛伊德，他的理论也曾风靡世界，影响了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现在看来也没改变什么，人们该咋样还咋样，如今世界进入性萧条时代，大家反而变得又保守些了（不是说性越解放越好，而是说在永久性改变世界方面，弗洛伊德还有所欠缺——现代心理学基本否定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自比哥白尼和达尔文，看来是过于自负了，当然不是说他水平一定不行，而是由于人太复杂）。 对，说穿了这不是搞文科的人“无能”，而是人太复杂。即使伟大的教育家、社会学家，他能够改变世界，最终仍然会出现“（大）反复”，也就是说，无法永久性地改变世界；而那些小的文科工作者，最多写几本书，对世界的改变几乎为零。文科甚至连“小反复”也无法避免——你不能保证后人写的书一定超过了前人——我指的不是审美上的，而是见解上的。当然，他们写的一些书倒也真心不错，有空读一读是值得的，有所思就更好。一句话，文科的主要贡献是“启发”“共情”之类，难免反复（反转），至于“改变”则基本不太可能，更谈不上“永久性改变”。 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就不一样，无论贡献有多小，都是永久性地改变了。数学中每年发现几十万个新定理，其中绝大多数不为大家所知——但你不得不承认，每个定理都（哪怕是微弱地）推动着人类的数学向前进了一步，不可能回到过去。自然科学和技术都一样，计算机和汽车、火车的功能总是越来越强、越跑越快。钱学森、吴孟超、袁隆平、陈景润的贡献，都具有永久性改变的特点。 当然，袁隆平、吴孟超的影响力跟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还是有巨大差距，这不是因为《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的“理论优越症”。事实上，99.9%的理论工作是微不足道的。牛顿、爱因斯坦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搞理论，而是他们极其幸运地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这是更大的改变，会引发科学技术全方位进步，提升人类的认识层次）。但是，如果让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生于今天，他们顶多就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者并不矛盾。在今天专业如此细分的情况下，一个人既搞理论又搞应用且都达到顶尖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和荣誉来说，袁老、吴老可以说死而无憾了。 法律也是跟着科技的发展走的。法律和法学还有点不用，法律如果也算文科，可以说是最硬的文科了，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点永久性改变的味道，但法律从来都是后知后觉的，它是针对社会出现的新现象、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而且法律具有的强制性是完全依靠科学技术完成的，比如刑侦工具、监控探头等，没有强大的法庭、法医、警察、军队、武器、警犬，想要抓捕犯罪分子是痴人说梦。试问抓捕嫌犯的人是拿着法律书去的吗？ 关于法律，我还想说几句。尽管古代已有法律，但法律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法律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广泛、深入。其实这也是无奈，在古代，假冒伪劣很少。武松敢喝山边小店的酒，那时的银票也没听说假冒的。但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犯罪无论是从手段还是影响范围都大为增加。所以法律也就只好跟上了。其实法律为了取证成本是很高的，道德的成本最低，宗教其次。但是19世纪以来，古代极为重视的道德和宗教——尽管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却很大程度上被“软化”了。有本书叫《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我想套用这个书名：道德退出家规，宗教退出权力（除了少数几个政教合一国家），就是人类进入现代十分显著的变化。 文科的窘境其实话得说回来，不能改变历史也没什么，改变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奢望。金庸小说、《文化苦旅》都改变不了历史，但这些作品为大家喜闻乐见，那就可以了，一般人还做不到这一点呢。 但是，尤其在今天，除了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文科还有其存在之窘境需要突破。 文科的一大窘境是著名的“公共汽车效应”。 这个效应说的是，在上班早高峰，很多人想挤上一辆公交，就骂里面的人怎么那么自私，还有空间却一动不动；等到自己挤上去了，也纹丝不动，甚至对下面的人喊话：吊什么门，等下一班车不行啊，大家要迟到了！您瞧，前边说过的话立刻打了自己的脸，但已经忘了或不在乎。也就是说，站在不同立场说不同的话。 “公共汽车效应”十分常见。比如过去的“媳妇熬到婆”，做媳妇时怪婆婆霸道不讲理，等自己当了婆婆就说媳妇需要管教。如果有人批判她站在不同立场说不同的话，她会反驳说：“时代不同了，我们那时候多乖，现在的媳妇就是要管教。”许多家长也不知不觉就是扮演者。他/她自己小时候天性贪玩、打游戏、谈恋爱，却不许自己的孩子这样，逼孩子读书读书再读书，还找借口说不要孩子犯自己过去的错误，这就全然不顾人的本性了。殊不知这样做很可能会毁了孩子的心态一生，即使成绩好也得不偿失。此外，公共汽车效应容易培养杠精。 那么，公共汽车效应同文科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文科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的，不像数学那么整体和谐，很多观点尖锐对立：有的认为就是要表达自我、释放天性（年轻人最喜欢尼采、萨特）；有的认为要通过不断的教育改造一个人，使之有修养；有的则认为人需要修炼，但不是通过学习，而是顿悟。无疑，这些观点是十分对立的，也不分上下，故而潜移默化地进入到每个人的观念之中，使有人站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的观点。孩子反抗学习时，就接受鼓吹天性；成为家长后，就强调后天教育。无论是鼓吹天性，还是强调后天教育，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老师也差不多，有些虚伪的人老是用天性、青少年保护来为学生说话，等他/她自己当了班主任，说不定比谁都凶，不凶不行啊！到那时，他/她就又会找到一大堆理由。这也是公共汽车效应的一个表现。因此，我认为文科的状态为公共汽车效应提供了支持。 即使那些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十恶不赦的大独裁者，每做一件事都有十足的理由，而且甚至比你还头头是道，公平正义出口成章，他甚至未必意识到自己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做了很多自相矛盾的事，说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话。那又怎样？反正做什么都找得到理由，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还有“欲加申辩何患无辞”。钱理群说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说坏人已经联合起来。后者的意思大致就是：坏人也在进化过程中，他们已经从无比丰富的文科宝库中学到了无数为自己辩解的语句，甚至变成了这个社会最“富有正义感”的群体，这些忽悠大神大大提高了社会的识别难度。 第二大窘境是“孔乙己效应”。 孔乙己效应就是说一个地位不高的穷酸秀才（没落知识分子）卖弄自己有文化，而别人虽然在某些方面知识少一些，却并不敬佩那秀才，因为别人觉得秀才所谓的有文化，只不过多花点时间了解了一些知识，而自己若是去了解也完全能做到，秀才非但没有表现出真正稀缺的本事，甚至还显得迂腐可笑。这个效应其实更为常见。（由此想到鲁迅确实蛮伟大的，尽管也有缺陷，他塑造的阿Q和孔乙己的经典形象，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今天仍有很多阿Q和孔乙己，祥林嫂已经不多了，因为妇女地位提高了。） 面对高学历受众，文科的劣势就更为明显。从三和大神到佛系、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参与其中，说明孔乙己效应的“文科窘境”已十分普遍。 十几年前，于丹大火，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之后一些博士批评于丹借国学贩卖鸡汤，于丹当然不回应。大多数读者根本不在乎传统文化和鸡汤的区别，否则何不直接读经典呢？难道《论语》这样的书还怕买不到吗？所以，热捧于丹，必定是很多读者在某种处境下心灵需要滋补，想想国学里有不少智慧，于是有兴趣了解一下，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功利的。过不多久（也是必然的），于丹就冷下来了，原因在于最终读者们发现，于丹们还是解决不了他们的处境和心理问题，更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心灵导师最终也是为了钱（他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于丹本人口才不错，对国学谈不上有深厚的理解，但于丹现象还是很值得探究的。这正是所谓的“文科窘境”（于丹陈果现象是文科窘境的典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现在是互联网发达时代，在于丹、陈果之前的时代，人们没有手机，要想获得心灵的滋补，最好是读书，那时的人们也比较热衷于读书。于是一个个神奇的作者的作品相继走进祖国大陆，卡内基、南怀瑾、奥修、克里希那穆提，本土还有周国平。我作为书店的常客，亲眼见证南、奥、克的著作是如何成为热门读物的，他们每个人的书都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出现在书架上，品种多，很显眼。克氏因为受到大物理学家玻姆赏识，我买了他们的对话录。克氏在西方曾一度受到吹捧，后来西方对他也没了兴趣。南、奥、克均已作古，剩下周国平还在那里笔耕不辍。年轻一点的蔡志忠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以漫画的形式宣传国学，本来很受欢迎，后来不知怎地，用漫画写了四大本“物理学”，通篇不知所云，还妄图推翻爱因斯坦。蔡、南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一个人在人文方面可以做到“样样精通”？去看自然科学就知道，每位专家只懂其中很小一个领域。《自然的音符：118种化学元素的故事》是一本很棒的科普书，由很多科学大咖写就。每位大咖只能写一小部分，我很感叹，即使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但在文科领域号称样样精通的人着实不少，一朝遍历诸子百家，厉害吧？同样是哲学，复旦大学的《数理逻辑》《递归论》《作为哲学的数理逻辑》是不是要让那些明星和大众吓到？当然，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那些玩意儿“没用”。他们宁可读卡内基、星云大师、南怀瑾、池田大作、刘墉、汪国真、周国平、克里希那穆提、于丹和陈果们的“哲学”，永无可能知道郝兆宽、杨睿之、冯棉、冯琦是谁，甚至连一代伟人哥德尔也没听说过。 顺便一提，明星特别爱灵修书，还时不时推荐一下。他们文化程度不高，除了灵修书，其他书读不懂也没兴趣，不敢随便乱说；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精神上的压力或空虚。如此说来，明星的知识面也是很窄的，推而广之，许多文科人看似灵活，其实相当封闭。按照吴军的两本书名，是格局和见识出了问题。明星和科学家没有可比性，但明星需要提升自己。 进入互联网年代，人们就更习惯于听、看视频，而不是读书了。这就是为什么火的是相对年轻、滔滔不绝的于丹，而不是周国平（喜欢他的群体也有）。 有人会问，为什么一个人呢？不能与身边人沟通一下？其实有当然最好，但这是小概率事件，大多数身边的人因为经历、三观的不同，是不可能与你进行深入沟通的，所以只好一个人想明白一些事。而且一个人越是有文化，就往往越另类，越远离主流，想法越多，更难找到知音而越孤独。薛宝钗跟林黛玉说太精通诗文也不大好，大致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在精通诗文的姐妹中，林黛玉也足够“另类”，而没文化的王熙凤混在才女堆中却一点也不自卑，这就是因为她有能力管家，深受重视，如果王熙凤也好诗文，多愁善感，怎么可能管好一个大家庭？ 门槛低本来是文科的一个具有亲和力的特性，但也容易混进骗子或杠精。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出了较大的问题，找心灵导师也无妨。心灵导师应永远存在，但不该也不必那么风靡全国全世界、以至于被某些人利用大肆圈钱了，尽管这跟邪教还是有本质不同，但在大肆揽财上同样令人不满。如果心理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就不必浪费这个时间了，自己想明白吧。 只强调应用是不够的就像多印钱就会导致货币贬值一样，文科领域因为混进了大批良莠不齐的人，加之商业化明显，所以也“自降等级”了，比如（年轻一代中）有歌手而无歌唱家，有音乐人而无音乐家，有写手、作家而无文学家，有画家而无艺术大师（艺术家），有演员而无表演艺术家，有翻译而无翻译家，有教师而无教育家，有编辑而无出版家，有设计师而无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基本绝迹，经济学人也发明出来，将来是不是会出现心理学人、社会学人？还有些基本上不入流的家，如观察家、评论家、批评家等。中国至今不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和文学院士。理工科的情形完全不同，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发明家都和过去一样。中美等国的首脑都是给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者颁发最高奖项。 此次袁隆平和吴孟超院士去世举国哀悼，尤其是纪念袁老的人络绎不绝。我们需要正能量，不能老沉迷于小鲜肉——不觉得有些人追星追的有点颓废？但我也相信，这样的纪念只是一时的“集体秀”，再过几天，人们又会重新陷于明星的八卦新闻之中。并非袁老、吴老不值得尊敬，很多明星都在纪念。人的本性是复杂、吊诡的，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多种可能性，人总是在各个角色之间换来换去，极端者甚至有时像个天使，有时又像个魔鬼。 纪念袁隆平和吴孟超，首先出于他们对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点不假，人们认为他们十分伟大，主要出自国家主义；其次是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现在伪专家伪大师不少（尤其是文科的，因为文科门槛低，外行容易混），招摇撞骗，为大家所厌恶（比明星恶心多了，至少明星不算骗子）；第三，袁老和吴老的工作体现了科技更多人性化的东西：吃饭和治病，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如果将来科技有毁灭全人类的危险，那也肯定不是袁老和吴老的工作方向。袁老和吴老都是一生无憾的。但是科学不止国家主义。 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没有国界。这样的精神古已有之。阿基米德平时就研究些纯科学，但在外敌入侵时，他就发明机械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 国家主义跟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意思比较接近。现在诺贝尔奖也越来越朝着应用技术倾斜。但若是把科学局限于国家主义，那么很多科学就没人去做了，比如数学、考古，数学干的再好，数学家再博大精深，也拿不了诺奖；考古影响就更小了，很难想象一个考古做得非常出色的专家，能有像袁老、吴老那样大的影响力，但数学就不该搞吗？考古就该取消？所以我认为，今天对袁隆平和吴孟超的纪念，还是不如40多年前对陈景润的鼓吹走得更远。钱学森、袁隆平、吴孟超都是了不起的应用科学家（或者说是依靠应用技术得到社会的认可），陈景润才是理论科学家，纪念陈景润或许更能体现我们对科学的态度，即使陈景润的贡献很可能不如钱学森、袁隆平、吴孟超，这一点后面还要作解释。 国家主义受到一个强有力的“挑战”，那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矛盾过去、今天和将来都长期存在。明星就是再让人诟病，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市场和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个人决定做某明星的粉丝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同理，如果要搞数学、考古，就绝不是冲着诺贝尔去的。这里面一定有个人兴趣的因素存在。 其实科学思想和精神集中体现在数学、物理之中，但是搞纯科学的，就很难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我们觉得袁隆平伟大，是因为他更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吴孟超、屠呦呦伟大，是因为他们治病救人。吃饭和治病当然非常重要，但这不是科学的全部。近现代科学的进步是全方位的，数学也可以在粮食生产、医疗设备、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至于人工智能领域就更为明显，但是这种作用往往是间接的，大家看不清楚。乔布斯和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几乎同时去世，乔布斯的报道铺天盖地，麦卡锡走的默默无闻。
数学或者说基础理论科学在今天还是被大家严重低估了。什么时候大家也能全方位地纪念一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就更能体会科学精神，但我觉得目前不太可能。恰恰是因为平衡，反而为大家所忽略。袁隆平和吴孟超、钱学森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象征，他们会被隆重纪念，但关于他们的电影上座率不会太高，因为我们不会对他们的艰苦探索过程感兴趣，只对他们做出的成果加以赞美。文艺则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科固然有文科的问题，但很多人觉得文科没用，也是从“改变世界”“经济收益”等角度来理解的，而这是狭隘的。我们过于强调应用、实用，对基础科学和文艺的理解还是不足的——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理科也可以扮演好生活角色，甚至更好，没错，我说的主要是数学。我们熟知的康熙、林肯都喜欢做数学题，据说康熙学习西方科学非常认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学四书五经比不过汉人，所以要掌握一点汉人不熟悉的学问以征服其心；而林肯半夜三更啃《几何原本》，是为了从数学中学到点对国家立法有帮助的逻辑。目的谈不上纯粹，但我想兴趣也肯定是有的。兴趣更大的是马克思、拿破仑。马克思在妻子奄奄一息之际做微积分，以此获得宽慰。虽然马克思的数学功底并不深，但他对数学的评价是十分正确的。拿破仑就更有意思，他是个几何的狂热爱好者。当年攻打莫斯科时他带了一批诗人，估计是等胜利了用来歌功颂德的，结果打了个大败仗。拿破仑在逃跑时虽然没忘了把诗人也带上，但讨厌见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没用了，而且颇具讽刺意味），那么拿破仑一路上干嘛呢？流泪？发呆？据说是在做几何。我作为过来人可以负责任地说，在错综复杂的点线关系中找到正确的思路，做几何题的确有一种“享受”，比鸡汤感觉好多了。要感谢叶中豪（老封）这样的几何专家，发现了数以千计有趣而困难的命题。数学无论是初等还是高等都无比广阔、壮美，想想老外都能把初等不等式写成五大卷。数学有无穷无尽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多数人厌恶数学，其实是厌恶思辨，数学是思辨的一部分，哲学甚至佛学也是，博大精深。如果说厌恶思辨是因为懒，不愿思考，但不少人又愿意把脑筋花在电游和棋牌上，我觉得有点奇怪。电游和棋牌虽谈不上抽象深刻，毕竟也不容易。除了赌博，合理解释是兴趣，数学和哲学怎么就不有趣了？著名数学家、突变论创始人托姆出车祸，在病房里做数学，身体也就恢复得快。英年早逝的女数学家米尔扎哈尼说过一句名言： “ 所言极是！著名数学家朗兰兹说： “ 深以为然！ 数学家为什么处于鄙视链的顶端，其实也有客观上的原因，社会对数学家特别是纯数学家的需求极小，这一情况国内外差不多，中国的数学院士相对较少，数学系通常是小系，而且很多还是教高数的，除此之外有多少人搞理论研究？刘克峰说，当年北大毕业的100多人中，就他一个选择搞纯数学。这样一筛选，纯数学家自然个个都特别优秀，功力深厚了。特别是，当某位天才数学家攻克一个极富挑战和传奇色彩的百年大猜想时，确实带给世人一种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穿越时空的王者荣耀。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有诗为证： “ 这么短的诗，竟然是由三人的话拼起来的（高斯、辛钦和无名氏），在其层层递进之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工科使生活更方便，文科使生活更优雅，理科则使我们变得深邃，理科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袁老、吴老去世的同一个月份，“奇迹”就产生了，不错，那正是5月30日韦东奕因为被采访了半分钟而迅速走红，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来现在社会朝着崇尚科学的方向有点回归了。说个有趣的数据，百度搜索韦东奕的名字，短短几天内，从27万余条、170万余条，到7360多万条（6月3日）！6月6日我再百度，已经破亿！！丘成桐也只有1300多万条。因为是一个圈子里的，十几年前我就知道韦东奕很厉害，有幸的是，他在国家队选拔期间还做过我出的题（他的上海队友我倒是教过几年）。就像菲尔兹奖由国家领导人颁发，IMO金牌满分也是一些国家显贵颁发的，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英国安妮公主、日本明仁皇太子等，美国国家队还要去白宫见总统。数学精英人才在世界各国都受尊重，前提是你必须达到顶尖。 现在韦东奕终于火出圈外，主要原因当然是他的天才和傲人战绩；第二，他心无旁骛、生活朴素、简单快乐，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世外高人；第三，网友看惯了炒作，这次也看到一个有实力的；第四，他由于毅然选择留在国内，也很合一些网友的意。如果韦东奕将来解决某个大问题，在中国本土获得菲尔兹奖，定然更会举国轰动，韦东奕就是陈景润第二，稀缺程度堪比刘翔。 选择数学何尝不是一种更好的活法，它有明确的问题，不像人生意义问题像个陷阱似的，越多想越糟，还不如不想、少想，达到浑然忘我境界，人就幸福了——除了过马路时要小心点。 其实从数学的历史根源来讲，数学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甚至是德育、理性的宗教、唯一的好形而上学。古希腊人就是这样为数学定位的：数学脱离了算账、测量，是高级的学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大数学家的人文艺术修养都很好。我是觉得文理分得太过清楚也没必要。动人的音乐、绘画中的透视法、对仗工整的诗歌、编排严密宏大的文学作品，难道没有数学结构和逻辑思维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那就是胡扯，瞎编乱造。只不过文学家、艺术家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罢了。 数千年来，数学的发展如此成功，尤其是牛顿突破欧几里得，第一个为自然科学建立公理体系，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连哲学也一直朝着数学和严密科学靠。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是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休谟、不可知论者康德对数学的评价都很高，黑格尔更是像建立数学体系那样去建立哲学体系（虽然大家对此有争议），即便是非理性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对数学评价也不低，马克思就更不用说。20世纪的大哲怀特海、罗素、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人还是想在限定范围内建立类似数学的哲学体系，尽管他们走了不同于黑格尔的道路。法国和德国继英国后相继成为那个时代最牛的国家，其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数学和哲学思辨之强。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是，这些看起来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得到人们如此高的评价呢？后来我想明白，生活中的创造发明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高，但是这些创造发明本身不带灵魂，而且就创作难度来说，所有的创造发明比一个单独的理论更直接地改变了世界（因此也不必把牛顿抬的过高），但是就单项发明来说，未见得比创造一个理论体系困难。世界上大多数搞理论研究的人很可能在一两个点上有突破，但没有建立体系，历史上真正能建立体系的人很少，牛顿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为此，数学天分不亚于牛顿的欧拉、高斯也很羡慕，在建立体系这件事上欧拉、高斯稍逊一筹（欧拉是所处时代没有机会，高斯是因为家贫而分心，否则阿贝尔、罗巴切夫斯基、黎曼等都要星光暗淡），也只能说牛顿太幸运，下一个是爱因斯坦。 新的时代，新的呼唤在今天，科学家没有过去的出名，这不是因为科技的影响力变小，科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家的名气变小，主要是因为团队合作，个人魅力大打折扣；此外，要建立新的体系也是难上加难（似乎《科学的终结》也有点道理）。人文学者不如过去出名，还真说明人文学科的影响在减小，但也不会变得消失。难怪波兹曼的一本书名就叫《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科技创新难，人文创新似乎更不容易。前者是考验智力的，也需要机遇；后者是个大众认可的问题，不是人文艺术上任何创新都会得到认可，多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最多博得观众一笑声一掌声，然后就过去了；有的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写那些所谓的当代诗，或者搞搞行为主义，被大家骂也是受关注，当然最后也是湮没无闻。每次看电视，看到在舞台设计如此美丽、音乐如此动听的氛围里，让大家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文艺节目和事迹，就在一天乃至一小时后被大家遗忘，我总有点感慨。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对于人文学科，无须言必称创新，经典就是经典，不可也不必被超越。我们也未必要把戏剧、诗词推广到全世界。戏剧和诗词并不十分适合快节奏的现代世界，只有悠闲的古人才有时间去琢磨一句话、一段唱词。美国文化倒是更加适合快节奏，所以容易推广至世界，他们的电影、说唱有黑人的功劳，当年黑人被拉至美洲当苦力，怎么可能有时间和情趣像我们的书生取出文房四宝，一边摇摇扇子一边进行创作？我们只有在快节奏的间隙让自己慢下来，欣赏一下古人的书法和诗句，或者到一些老街水乡旅游（天天让你去你也没劲）；老外也一样需要快中有慢，他们赞赏老子，却从未大规模地实践“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有的人文学科中，经济学和法律最像“叛徒”，前者通过数学几乎变成硬科学，后者紧跟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步伐。“农夫和蛇”是古代最伟大的寓言，它是伦理学的；“囚徒困境”是现代最伟大的寓言，它是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告诫我们，不要重视经济学而忘了伦理学。很不幸地、也可能在亚当·斯密的意料之中，人们对《国富论》的关注度远超《道德情操论》，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只把亚当·斯密看作是经济学家。由于经济学使用数学等工具，变得越来越硬化，越来越显学，所以迎来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从此地位尊崇，不知同时作为伦理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专家的亚当·斯密会作何感想？很多人指出，未来的人类不仅需要科技，也需要人文（这个人文主要不是经济学和法律），否则世界是危险的、无趣的。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我认为，人文窘境随着互联网而越发严重，似乎该说的话都说过了，该走的路也都走过了，孔乙己效应如果不破除，人文学科只会萎缩，但要突破孔乙己效应谈何容易！ 一句话，公共汽车效应是个“信不信”的问题，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孔乙己效应是个“新不新”或“深不深”的问题，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科技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俗话又说“水涨船高”。唐宋之所以出第一流诗人，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擅长作诗填词，大家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自然就能甄别出谁是顶尖高手了。同理，在今天，若是大家都关注文科，那么文科专家的水平自然也就不得不提高，容不下骗子了。公共汽车效应、孔乙己效应也就不会那么明显。 文化人学问好，怎么说呢？学问好不一定性格好，性格好不一定人品好，人品好不一定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今天已经不是古代、近代，生产一本书的周期大为缩短，图书成为了商品，每年出现大量平庸之作，也不乏精品，但很难说哪一本对推动历史做出了明显的贡献。当然，对于有学问的人全社会应该予以尊重，而不是让他们遭受劫难，或因不理解而嘲讽之。今天大多数人仍不愿意读书，是有自然进化的原因。但是，社会进步不仅仅是达尔文式的，也是拉马克式的，社会的变化速度远超人的自然进化速度。时不我待，人工智能兴起，怎样在将来做一个不可替代的人，一个有价值、有素质的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那样的人，这个大问题摆在每个人面前。 人类社会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既要做到不是所有方面都仿效大自然的残酷丛林法则，又不能白白养着大批寄生虫。比较可取的方案是，在保障最低生活线的同时，提倡对人才足够的尊重、理解。估计人工智能大发展时，有不少人还是会渐渐被淘汰。赫拉利说的有理。 关于读书那点事儿最后，我们聊一聊读书那些事儿。 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其实都是理性的赞歌，哪怕它揭示了人类的非理性，也是理性地揭示；哪怕它反理性，也不过一个幌子。任何一个鼓吹人类非理性的人，也必定承认理性，要不非理性这个派生词哪来？即使人类更多是非理性的，理性也是我们的追求，理性使我们全面深刻，非理性则往往使我们焦躁不安、失去方向感、流于肤浅、以讹传讹、道听途说、主观臆断、自以为是…… 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网购尚未兴起，我常跑进书店，今天仍是美好回忆。在里面转悠，大部分时间肯定都看文科书呗。往左一瞥：福柯、德里达、本雅明……往右一瞧：罗尔斯、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低头一看：阿德勒、霍妮、斯金纳……抬头一望：萨缪尔森、波普尔、哈耶克、韦伯……更是“老面孔”。记住这些名字一点也不难，你只要多跑几次书店就记住了。当然，大部头学术专著一般是不翻的，我只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较为通俗的作品。文学我长期以来一直敬而远之。其实是不对的。后来出于某种因素，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兰德、品钦、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大部头供在家里，我还是没时间和能耐读下去（最好是有人引导），更别提乔伊斯了，即使比较通俗的艾柯作品也缺乏时间细读。我还热衷于购买佛经，什么《瑜伽师地论》《阿含经》《大智度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等。佛经和哲学、数学、物理一样，以深奥见长（但似乎还是数学最广博，物理其次）。（台湾的那位南怀瑾老先生真是占尽改革开放之便宜，被不少大陆人当作宝，我不喜欢“啥都懂”的人，国学、佛经无所不精，可能吗？南老先生遭到不少学者批评，但和于丹一样，他的走红在于普及，或者说在于市场。如果真是国学、印度学无所不通的大师，早就成了百年一遇的大人物，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也要自愧不如了。） 既然无法改变社会，甚至难以改变自己，那么，读文科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博弈论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文-理交叉学科，它（和进化论）极好地解释了各种社会现象。当然，任何国家、企业乃至个人在做决策时，不可能手捧纳什、泽尔滕、奥曼、沙普利的论文或弗登伯格-梯若尔、吉本斯、马希勒等人的大作钻研一番，这太费时间，也未必有效。也就是说，从狭义上讲，博弈论是“没用”的。但是博弈论因为很好地解释了种种社会现象，使你得到安慰：比如为什么人们上地铁时争先恐后，而打开小区大门时却等着走在后面的你。每当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时，内心深深感激冯·诺伊曼，我觉得博弈论让我宽慰了不少。 达克效应是另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概念，更甚于蝴蝶效应和墨菲定律（蝴蝶效应更看重事而不是人，墨菲定律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心里体验，而达克效应则是人与人之间的）。
当然，相比前两条，第三条并不常见。 达克效应和中国古代寓言“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俗语“半桶水晃荡”十分相近。这个效应太过常见，可以说天天遇到。这种人“自我感觉良好”，我唯一的策略就是远离、尽可能少交流，因为每次谈论什么话题，对方总试图把你压下去——即使你比他懂，我也只好呵呵了。老子早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又说：“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但愿这些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也算是难得了。 我认为，达克效应的一个精细化版本是所谓的“柳传志定律”： “ 对于达克效应，我还想补充一下。凡是觉得自己牛逼的人往往是低学历、少见识，但也不能低到文盲，如果是文盲，若再敢怎么拽，会被人当笑话的。 希望大家都多读好书，这样达克效应就可以逐步消除了，反智也没有了，戾气也减少了，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其实读书成本很低，为啥不去做呢？ “柳传志定律”（和文科窘境、“孔乙己效应”）的名字是我取的，在生活中也很好地实践了。我曾得到全国高中一等奖、当年上海第十名左右，虽然离开顶级水平有不小距离，但也算过得去。我发现那些特别崇敬我的，往往是那些数学一塌糊涂的艺校类学生（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有的文科生特别排挤、仇视数学）。每当这事发生时，我也就微微一笑，心想柳传志定律又奏效了。因为学校的假象，柳传志定律一直不被我们重视，学校里老师表扬学霸，十几年如此，给学霸造成很多误解，好像全班都很崇拜他似的。一踏上社会便知，真相并非如此。因此，一个人要好好做点学问，还得出于兴趣，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没有人生来就谦虚，谦虚是后天习得的，尤其是在今天不讲究谦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自以为是的，谦虚也往往是假谦虚。 与之相反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征。就是说一个做的足够好、足够优秀的人，反而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原因在于，别人的夸赞在他看来只是恭维，而不是真心的称赞，甚至被他理解为一种假褒实贬式的嘲笑。 这些概念大都是老外提出来的。我喜欢老外写的书，觉得很有想法，特别有味道（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但老外也有缺点，就是太过啰嗦，本来几页就能说明白的道理，偏偏要写成一本书——也许整本书的理由更加充足吧。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对读书没有任何兴趣，不做与生活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思考，也不需要从书中得到任何知识和安慰，那他/她的确没有必要读（考试之外的）书。这一点我是认可的。因为有许多人确实可以通过别的他以为更好的渠道，比如交友、旅游、跳舞、搓麻将、吃饭、看电影等方式。想想搓麻将爷叔、广场舞大妈突然研究起柏拉图、康德了，这画面绝对比行为艺术家还要怪异。我和他们也能相处，并记住决不“卖弄知识”，以免出“孔乙己效应”。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书读得多有害。别忘了，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独裁者是手不释卷的。现在知道，我们饿了想吃东西、怕蛇、懒惰、贪玩、好色……都是写进基因的，那可是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在中国也叫天性）。科举制度只有一千多年，还没有来得及进化出大批真正爱好读书的人，很多读书人读书也是为了做官，所以说“苦读”“苦作舟”，没人说“苦吃苦喝”。如果一个男孩学习成绩不好，老师骂他皮不要紧，但是骂他蠢笨，就可能要被举报；如果一个女孩不修边幅，老师骂她懒没关系，但是说她丑，就不开心了。孔子还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也是同样道理。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曾争论几千年的“性善性恶”，进化论可以有更好的解释。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了基因的秘密和进化的道理，那么偷懒贪玩岂不都成了借口？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变本加厉么？我相信大家若都爱读书，也是有利有弊。顺便一提，现在人们还不能随意改造基因，将来呢？ 高贵有高贵的苦痛，卑贱有卑贱的幸福。看来老天爷是“公平”，卑贱者自有卑贱者的智慧，他们不要“墓志铭”，只要“通行证”。 除非智商极高，否则一定要让自己的情商较高，如果都不高，又不能拼爹，一定要认命，不认命不行。 我本人大概率不会受到未来的冲击。希望自己能在不久的将来住个小破屋，带上一些书，身体比较健康，待在里面好好想想过去所犯的错误、所干的蠢事（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够、对文科重视不够而使自己陷入无限被动的），还挺有回味，因为这些事从本质上讲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不算低级错误，也并非意外，所有的大错都是被动犯错，具有必然性，彼时，我要好好庆祝它的必然走向终结，并考虑之后的打算…… 谨以此文向袁隆平、吴孟超院士以及一些逝世的人文学者致敬。 文稿|葛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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