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略：宋代的国家藏书

经过唐末五代五十余年的板荡战乱，赵氏兴起，逐步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宋王朝。国家的统一，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相应的，图书目录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考究图书目录事业发达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的决定作用外，还有下列三点：第一，雕版印刷盛行，图书产生的速度快、数量多；第二，统治者提倡文治，重视图书的收集收藏和目录的编制；第三，学术研究活跃，新著作大量涌现。因而，造就了一种浓厚的文化与学术气氛，《宋史·艺文志》对此评论说：“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这并不是溢美之辞，而是恰如其分地对宋代文化与学术的概括和总结。

国力不强，学术与文化却相当昌盛，形成了宋代的特色。图书目录事业，是学术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术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这里只就国家藏书这个问题，略谈一二。

一、藏书建设

宋初的藏书，是伴随着平定诸国而建立起来的。宋太祖建隆初年，三馆只有藏书一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彼国图书。三年，平蜀，派右拾遗孙逢吉前往收罗，得书一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访求亡书。涉弼、彭幹、朱载等人献书一千二百余卷，被赐以科名。开宝八年（975）灭南唐，得书二万余卷。吴越归附，也送来了图籍。至此，全国基本统一，藏书也渐渐完备起来。

太宗更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麟台故事》记载，太平兴国九年（984）下诏道：“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诰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这些措施实行以后，果然奏效，结果“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图书之盛，近代无比”。

两代的苦心经营，总算做出了成果。但是咸平四年（1001）真宗仍然说：“验开元之旧目，亡逸尚多。庶坠简以毕臻，更悬金而示赏。式观献书之路，且开与进之门。”于是决定献书一卷，赏钱一千；献书三百卷以上，量材赐官职。真宗又特别重视图书的刊刻，据《宋史·崔颐正传》载，咸平初年，诸经版本大都舛伪，真宗下诏择官详正。七、八年后，成绩斐然。《宋史·邢昺传》云：“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书库，问昺经本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雕版的兴起，为丰富国家藏书开辟了另一重要的途径，同访求民间遗书比起来，更具有积极意义。

宋初四十年的搜访补辑，是非常艰苦的。人们由此可以想见，文化典籍在五代战乱中毁亡殆尽。仁宗庆历初（1041），王尧臣、欧阳修等人仿《开元四部录》修成《崇文总目》，共收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虽然为数不少，但比起《开元四部录》来相差很远。

神宗、哲宗搜访不辍。至徽宗崇宁中，诏令两浙、成都府路等出版业发达的地区，由漕司负责收取民间奇书。政和七年（1117），累年收集到的图书，超出了《崇文总目》几万卷，于是孙觌、倪涛等人重定编成了《祕书总目》。宣和初年（1119），置补完御前书籍所，又访天下遗书，以资校对。由于三馆图籍简编脱落，字画舛讹，于是成立了补写局。时至北宋末年，图书的收藏也达到最丰富的时候。然而，书籍的厄运，也倏忽而至了。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开封，使北宋历代收访的图书毁于一旦。有幸免于战火的图籍，也被金人掳掠北去。南宋建立后，金人以二帝要挟，迫使南宋送交大量图书。战乱、掠夺和纳贡，使徽宗时丰富的图书靡有孑遗，南宋几乎是在废墟之上重建藏书。

高宗南渡以后，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又赶忙搜集亡书。《宋史·艺文志》载：“高宗移跸临安……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孝宗淳熙五年（1178），祕书少监陈骙修成《中兴馆阁书目》，收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比《崇文总目》多出一万三千八百余卷。但应当指出的是，著录的书主要是后人的新作，旧籍亡佚者实在不少，而且也无由搜求了。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

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秘书丞张攀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还不包括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以及郡路刻版没有来得及进献的图书。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云：“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祕府。”《宋史·艺文志》也说，自宁宗以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当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字为务，大而朝庭，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从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宋的藏书比北宋时丰富得多，但主要来源于当代的著述。

宁宗时出现的馆藏丰富的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十一年后，值理宗绍定辛卯，一场火灾，图书成为灰烬。此后，国难当头，气运已尽，图书事业也就一蹶不振了。

由上可见，宋代的国家藏书建设虽然历尽艰难，几经曲折，然而总趋势是发展的、进步的。历朝还没有其他统治者，像宋代那样，辛勤地搜访图书。两宋君臣上下，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丰富与完备藏书，并适时地编制藏书目录，使图书目录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二、馆舍建筑

宋代藏书之处沿唐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宋初，置三馆于长庆门东北，统谓之西馆。那是十几间简陋的房舍。太平兴国初（976），太宗临幸三馆，叹道：“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于是下诏在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称为三馆新修书院，定名为崇文院。栋宇的规模，由太宗亲自计划，院成后果然轮奂壮丽，甲于内庭。崇文院的建筑结构是：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

端拱元年（988），下诏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祕阁，以贮禁中之书。淳化三年（992）八月，祕阁在崇文院中堂落成，与三馆合称为四馆。

元丰三年（1080），神宗改官制，把崇文院隶属祕书省。宣和三年（1121），祕书省建成。《麟台故事》记载了新省的建筑模式：“殿门南向，中为右文殿，殿之后为道山堂，堂之后为监、少直舍，直舍之后为著作局，局有厅、有直舍、书库吏舍，周以两庑。右文殿东庑便门之东，祕阁在焉……朱碧辉焕，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可惜，这样富丽堂皇的馆舍，不久就沦于战火之中。

南渡以后，驻跸绍兴，祕书少监程俱，建议在火珠山巷孙氏及吕惟明没官屋二所，权且设置祕书省。绍兴二年，移跸临安，始把祕书省安置在宋氏宅，后来徒往油车巷东法惠寺。

绍兴十三年十二月，诏两浙转运司建祕书省。十四年六月，新省建成。东西三十八步，南北二百步。大门南向，进门后是右文殿，殿后拜阁台，台后祕阁，阁后道山堂。在这组建筑两旁，各是一列南北向房舍。东面一列四十二间，有古器库、书画库、祕阁书库、子库、经库等。西面一列四十三间，有瑞物库、祕阁书库、集库、史库等。祕阁书库有两个，四库书分储。省舍还包括国史院、印板书库等，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所有的省官都居于其内。

七十年后，到了宁宗嘉定六年，由于馆舍颓毁不少，朝廷命工部和祕书省合作修补。六月动工，次年七月完毕，耗钱九万余贯，内外一新。

绍定四年（1231）秋，祕书省修过不久，因居民疏忽，三馆起火，仅残存著作庭及后园。祕书省请求朝廷拨款，耗费三十五万余贯。“中外鼎新，规模一如旧式”（陈骙《南宋馆阁续录》）。但是不久，这新建的馆舍就易主了。

　　战争与火灾，使四馆多次重修重建。两宋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建设得宏伟壮丽。绍定四年，已是日薄西山，但还是拿出三十五万贯钱建馆，宋朝统治者对祕书省的极端重视，就可想而知了。

三、职官设置

宋代国家的藏书机构，从性质与职能上可划分为两组。一是崇文院及后来代之的祕书省，二是宫廷内殿阁。二者的职官建置不同。

宫廷的殿阁主要有：太清楼，太宗时建于后苑。龙图阁（奉太宗御制），天章阁（奉真宗御制），宝文阁（奉仁宗御制），显谟阁（奉神宗御制），徽猷阁（奉哲宗御制），敷文阁（奉徽宗御制），焕章阁（奉高宗御制），华文阁（奉孝宗御制），宝谟阁（奉光宗御制），宝章阁（奉宁宗御制），显文阁（奉理宗御制）。

两宋的皇帝一般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喜欢吟诗作画，遗篇颇多。所以，某个皇帝死了，后继的皇帝建阁纪念，竟成为传统。由于各朝奉敕论撰的图书洋洋大观，也在御制的范围之内，因而殿阁的藏书不在少数。各阁设立大学士，如龙图阁大学士、天章阁大学士，作为清衔由硕望大臣担任。下设阁直学士、待制等官，具体做一些文字整理、典籍保管工作。

再谈崇文院。神宗改官制之前，崇文院是个独立的机构。直馆至校勘，通称为馆职，必先考试而后任命。不考试而任命的，是皇帝隆恩，或奖掖功臣。元丰官制实行以后，把四馆职事尽归祕书省，从祕书监到校书正字，都叫作职事官。按《宋史·职官志》，祕书省有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叁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祕书郎二人，掌三馆、祕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判正讹谬。”自从元丰定制，以后各代虽然人数有差，但名称和职掌未变，直到终祚。

掌管古今典籍，对图书进行访求、校勘、分类、编目，成为祕书省最基本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日历、实录、国史等的纂修，是祕书省更重要的任务。在掌管与纂修图书的过程中，体现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用意。曾巩在《本朝政要策》中曾说：“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于其中，食于大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之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程俱的《麟台故事》也说：“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职事官的地位非常高，从祕书省迁任他官，可以不试而命，“至于进擢之异，待遇之渥，资任之优，选除之遴，简书之略，盖不与他司等也。”所以，可以把崇文院、祕书省的职能概括为三个方面：藏书、撰述和选拔人才。其中选拔人才，深刻地体现出文化机构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的关系。宋代这种选任官吏的方法，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总起来说，两宋国家藏书确实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元初脱脱等人修《宋史·艺文志》，著录图书九千九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宋代发达的国家藏书，对于元、明、清三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与学术史上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