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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的第三本，副标题是“从列国到帝国”，因为杨照讲过诸子，本书大部分又洋洋洒洒讲上孟子墨子了。 看历史。我们能够掌握的，相对于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历史，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根据研究者的态度和眼光，历史也有所不同。比如史书中的“乱”、“平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称“农民起义”。再比如，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历史是有固定进程的，社会主义之前要有资本主义时期，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曾经很热，也让我们开始发现过去忽略的历史现象，比如商业活动、贸易组织、金融体系等。 春秋的时代精神。《春秋》书名来自书中固定的记录方式，年+季节+月，比如“春正月”、“夏六月”，所以简称“春秋”。我们可以假定，能够被记录的，应该是当时认为的大事，比如继承就是经常出现的记录，反映了周人的宗法世系控制不住局面了。《春秋》本文之外，还有“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特别是《左传》，以事解经，补充春秋。 春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注意结局，程婴帮助赵氏孤儿复仇之后怎么样了呢，自杀了。《左传》里有很多视死如归的故事，今天看起来，春秋时代的人死得很轻率，比如戏曲里有伍子胥过关，拜托协助他的人不要泄密，这个人干脆就自杀了，保证不泄密。这种情节放在春秋时代还靠谱些，今天就是瞎胡闹了。春秋时代有一种价值观，活着不是第一要义，有更重要的东西，面对不同原则冲突，不去妥协、背叛，干脆就是选择死亡。 众多与春秋有关的文献中，死亡的故事占了很高比例，历史的一个作用，就在于保存人如何死去的故事，保证不被遗忘。古希腊历史也留下了许多自杀的故事，那个社会也有昂扬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原则信念。 战国的时代精神。《春秋》记录终止于公元前481年，《资治通鉴》以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战国开始，那么中间80年去哪了。 春秋五霸是人、战国七雄是列国。春秋时期是一个"伯”来维系，是“有限战争”，战国时期是互相征伐。我们都知道五霸里有一个比较弱的上榜者，就是宋襄公，他能够成为“霸”靠坚守规矩，到了战国《韩非子》中记录这件事，明显是嘲弄态度了。这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 《禹贡》假托大禹治水，这种地理知识，记录各州土地好坏，背后就是列国竞争下的需求，明显体现了战国的时代风貌。战国时期主张重农，当时是比较激进的意见，主流贵族教育是“五谷不分”的，包括能制造出那么灿烂的青铜器的时候，农业生产还是在用磨制石器，说明农业没那么重要。 都江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孤例，是在战国水利灌溉工程发展基础上才能出现的。 战争越来越频繁，需要后勤补给。我们听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为什么要带着水带着壶来，当时普遍的战场粮食是“糗”，米煮熟后风干，要吃的时候需要加水重新泡软。 “城”的贸易、商业功能在战国时期大幅提升，魏和秦争战中，一个重点就是争夺商业大城——定陶，定陶后来在楚汉之争的时候也很重要。 春秋时代富者必然是贵者，战国时期出现了单纯的富人，必然威胁原有的贵族秩序。 墨家。春秋以车战为主，所以有“千乘之国”、“一鼓作气”、“鸣金收兵”，是按照规则列阵的。战国常见“带甲百万”，进入铁器时代，弩也被发明出来。 战国时期，跳过各个封建层级，国君直接向庶民动员。“县”这个字本意是“悬”，指一块不在原有分封体系中、由国君直接统领的一块飞地。郡县制是战国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秦独创的，重点是中央集权取代封建分层。 防御主要还是靠城，长城不仅有边地长城，也有内陆长城。 也是庶民崛起的背景，才会出现墨子和墨家。 《韩非子》有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反对、攻击儒家，孟子也攻击墨家。到了《史记》中没有墨子的列传，在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中，墨家遭到了冷落和遗忘。一直到清代考据学兴起，《墨子闲诂》终于让墨子成为一本可读的书。 “墨”可能是他受过墨刑的代号，《史记》说其是“宋之大夫”，我们找不到他贵族的背景，也无法确定出生地。 儒家“亲亲”、墨家“兼爱”；儒家重礼仪，墨家主“节葬”“非乐”；孔子推崇周公，为了争夺解释权，墨子推崇夏禹。也正是由于这种宣扬竞争，造成古代史纷乱的现象。 因为墨者有组织，不同于诸子著述，《墨子》的读者对象不是国君，而是组织内部成员。也和宣讲对象有关，《墨子》的行文风格也是反复举例、正反来回说。《兼爱上》的全篇内容如果在《论语》里，估计就是“天下之乱，皆起不相爱；使天下兼相爱，治矣。”一句话完事。 《墨子》应该是其死后门生追记，才从秘密到公开。《墨辩》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其他部分有很大差别，反而和名家很接近，但《墨辩》是为了阐述学说，而不是纯粹诡辩，诞生应该早于名家。 楚辞。楚国比较强调自身与中原诸国的差异。提到楚，经常出现狂人形象。
《楚辞》中的《九歌》可能是大型宫廷神话剧的记录，可以看出和贵族文化、仪式表演有关；《天问》也可能不是屈原的作品。 屈原的出现，得益于战国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也得益于楚文化高度浪漫好恶的倾向（春秋有极端行为没有极端情绪），他的文字没有建立起一个“屈家”的诉求。 楚国当时的政治路线斗争就是亲秦派和秦齐派，屈原是亲齐派，他其实是抑郁症，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悲观、黑暗气氛。 《孟子》。墨家对于儒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孟子和荀子都是在墨家的挑战下、交锋刺激下进行发展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主张爱好自己就不会打仗、孟子主张都爱别人就不再打仗，实际是针对同样的社会现象，提炼了一个标语氏的解决方案。其实墨家和杨朱都是一种乌托邦，迷人因为和现实不一样，也容易推销。 战国时期传统信念瓦解、急需寻找新的原则，涌现多种主张争相说服世人，孟子的基本信念还是老一套，《孟子》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他如何在一个对儒家主张不利的环境下，以雄辩的姿态将这些东西说的活泼、生猛。 我们不能天真的把《孟子》里记录的都当事实，他的写法就是搭建一个舞台，传递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往来论难。 《荀子》。荀子攻击“墨子蔽于用而不知闻”，就是功利主义；攻击“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就是光耍嘴皮子；攻击“荀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太强调自然。 孔子认为真正的礼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手段。孟子提出了一套性善理论，又给礼找了一个根。但荀子认为性恶，礼当然是靠习得的，是“伪”的，指“人为”。礼和法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弱点就是礼、强点就是法。所以荀子的学生是李斯、荀子的思想还影响了韩非子，他们都是法家。我们常说孔孟，其实很多是荀子的思想。秦暴卒后，曾经和法家有过密切关系的荀子，声望和地位自然从汉朝开始就下降了。 孔孟的礼是内在的、强调自我修养；荀子显然强调外在的、集体的一面。在战国后期，人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换取一套可以实现的新秩序。 法家。法和其他诸子不同在于，它是现实主义的，不是考虑天下怎么样，而是国君干什么。法家没有创始人，它本身就是实践出来的，管仲、吴起、商鞅、李悝都是辅佐君王的人，而不是什么理论家。 我们一般说，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重法派、慎到是重势派、申不到是重术派、韩非子是集大成者。其实法家前期和后期区别很大。 前期代表人物商鞅，废除世卿世禄、让君王和庶民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建立了可以流动的爵制，明确土地私有化。但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国君和法什么关系，他最后也是死在这个上面。所以后来者，重势派认为国君把自己变成一个“非人”，君即是法的权威；而重术派认为国君关键在莫测。“术”到后来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睡虎地秦简来一窥秦朝律令制度的发达，这不能说是法家的贡献，是秦一直以来都相信法的作用。 秦。秦始皇反对分封儿子的时候说过“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其实这就是统一六国非常重要的条件。而战国时的“国际关系”和今天不一样，从来不是以列国并立为基础的，都是在假定如何彼此吞并蚕食，天下观念一直存在。 游士本质是自由、多元的，如果主张和别人一样，那就没有吸引力，游士们提供的是秩序想象，而法家直接是具体的秩序建构，虽然法家理论成熟的最晚，但靠秦的示范效应，逐渐的凸显出来。 “亡秦必楚”与其说是楚人性格，不如从中央难以控制边远地方、从地理距离来考虑。 吕不韦编《吕氏春秋》，那个时候写书的第一前提就是先表明立场、表明派别，但吕氏没有“子”没有“家”，它是个大杂烩。徐复观就认为吕氏想创建一个大融合系统、兼容并蓄，这种整合性、包纳性立场随着吕不韦倒台、李斯上台，而变成法家独大。 秦始皇。秦始皇陵兵马俑就不记了。战国，中国的思想建立起“过去的黄金时代”，乌托邦不在未来、而在过去，不仅儒家，都是尊古。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空前自信，他要睥睨历史。包括清理术士“误伤”儒生，就是这些儒生“以古非今”，干脆禁私学，无法学古自然无法非今。 整顿文字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形声字”的写法统一固定，六国形声如何结合都有自己的规律，比如左耳刀、右耳刀，就是在“书同文”过程中没有完全“纠正”过来的例子。 因为轻罪重罚，让秦“刑徒满天下”，外部动荡、内部缺乏接班安排，这个早熟的帝国终于倒塌。 汉朝建立。我们对于秦汉之际的了解基本全靠《史记》。 对于刘媪梦蛟龙受孕的故事，司马迁其实是“如果你要信我也没办法”的态度。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明显是一场刻意安排的宣传大戏，用来鼓励士气。虽然后世将韩信视为武将，但看史料，他的本事比较接近张良。 知识点：“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倶无猜，贞也。”翻译一下，处理任何事情，即使是生活琐事，也没有让人猜疑的，叫“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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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的文字运用形式和风格，来自南方的语言；内容上也不像《诗经》都是人事，更像商文化。《楚辞》是楚文化的菁华，有高度的巫祝性质。也因为不是单一现实导向的文化习惯，而是多重立体，神话与异界交织的环境中，才会有《天问》这样的作品，不能仅从屈原本人委屈的角度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