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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半天时间把季羡林《清华园日记》看完了。 编者称，出版日记的时候考虑适当删减，季老却坚持一字不改。季老的原话是：“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为季老点赞的同时，却不得不说，这本流水账似的日记，读来趣味实在不大——但收获多少还是有的。现在再花点时间，把所感说一说。 第一个感受是，季羡林真是爱读书。 他爱买书（虽然常常为缺钱所苦）、爱读书。从日记上看，在清华园时，他几乎每天早中晚都要看书，而且许多是原版书。 1933年1月3日日记：“早晨看Alchemist。过午看完Alchemist。看Swann's Way五十页。Mrs.Dallowy一百页。——结果眼痛。” 他对买某些德文原著念念不忘，比如他多次写到想买德国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Hölderli）的集子。有时候，为了买书，他只好借钱或硬着头皮向家里讨要。 在1933年11月 22日的日记里，他写到读书之乐：“刚才我焚烛读Holerlin——万籁俱寂，尘念全无，在摇曳的烛光中，一字字细读下去，真有白天万没有的乐趣。这还是第一次亲切地感到。以后我预备作的Holerlin就打算全部在烛光里完成。每天在这时候读几页所喜欢读的书，将一天压迫全驱净了，然后再躺下大睡，这也是生平快事罢。”他的这种感觉，爱书人应该心有戚戚焉。 季羡林对德国文学情有独钟，1933年 9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决心学好德语：“过午读Witkop，又感到单字多得不了，而且如读符咒不知所云，德文程度，学过了三年的程度，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悲观。但这悲观，不是真的悲观，我毫不消极，非要干个样不行。连这个毅力都没有，以后还能作什么呢？” 1934年 6月13日的日记里，他暗暗立志：“最近我一心想赴德国,现在去当然不可能。我想做几年事,积几千块钱,非去一趟住三四年不成。我今自誓：倘今生不能到德国去，死不瞑目。” 还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过了一年多，他终于抓住机会，以偿夙愿。 在清华读书期间，季羡林已经展现出其文学才华，多篇颇受好评是文章发表。他曾送一篇文章给叶公超看，叶对此文不屑一顾，让季羡林颇不愉快，1934年3月17日，他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怕什么鸟？”说得好！  第二个感受是，90年前的大学生和今天大学生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讨厌简单粗暴的应试教育。 1933年2月6日日记：“今天仍然拼命看书,因为明天就要考了。学期的成绩就全仗这两天挣,现在更感到考试的无用与无聊。” 1934年3月13日日记：“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1934年3月27日日记：“论文终于抄完了。东拼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以上日记读来让人莞尔。 季羡林与吴宓教授多有交往，还是吴宓编辑报纸副刊的重要参与者之一。1932年9月4日他初次造访吴宓，日记中写道：“吴先生说话非常Frank，实在令人钦佩”。不过，在1934年 2月7日的日记中，他则大骂吴宓：“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浑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实在值I,但有比我还坏的,也竟然拿E拿S。一晚上心里不痛快,我觉得是个侮辱。” 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学生成绩评定分为五级：“E”即优秀（Excellent）， “S”即良好（Superior），“N”即合格（Normal），“I”即较差（Inferior），“F”即最差（Failure）。也可简称为“超”“上”“中”“下”“末”，学生们形象地比喻为“金齿耙”“银麻花”“三截鞭”“当头棒”“手枪”。吴老师给了季羡林一个“当头棒”，怪不得他如此生气呢！ 第三，年轻的季羡林已经对家庭生活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这些似乎也预示了他后期家庭生活的悲剧。读到这里，唯有叹惋，难以评说。 季羡林六岁离开家，过继给济南的叔父，叔父供他读书，但季羡林“寄人篱下”的感觉强烈；他当时心中可意的人是“荷姐”，可最终却遵从叔父婶母之命，娶了荷姐的三姐，即他的妻子彭德华。 1933年3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寄家信要四十元”，2日，接到叔父的信，“说婶母的意思诸事宜从俭，附注说：'此汝自招之也。’我看了，真有说不出的难过。” 当年的3月3日，他写道：“这几天心绪坏极了——人生反正不过这么一回事，只有苦痛，苦痛。……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的，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 1933年5月15日，接到家信，得知妻子生女，初为人父的季羡林却毫无喜悦，他写道：“归校后,第一即见到秋妹信，言家中近中尚不能寄钱，德华生一女。心颇急,精神靡颓。乃写信致鸿高借钱。头堂考法文,头晕体乏,难过已极”。6月30日日记云：“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 以后，此类悲观表述屡屡见诸日记中，比如1934的日记：“过午五时到济南。下车到家中。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4月18日）；非走不行了——我希望能永远离开家庭，永远不回来（4月19日）；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5月6日）；中国的家庭真要不得。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7月3日）。” 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季羡林对家庭存在的这些问题一直抱着消极逃避的态度，似乎没有作改善的努力，在他以后的生命历程里，包括在与儿子的关系中，似乎一直如此。  除此之外，日记中也还有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比如： 1932年9月24日日记说：“颐和园淹死了一个燕大学生，他俩本在昆明湖游泳，但是给水草绊住了脚，于是着了慌，满嘴里大喊：help！中国普通人哪懂英文，以为他们说着鬼子话玩，岂知就真的淹死了。燕大劣根性，叫你说英文。” 1932年12月2日日记记载,清华学生体育测验，“单腿闭眼站二十二秒、引身向上五下算pass。”这个标准高吗？应该不算高，我现在已过不惑之年，仍然能达到这个标准。可是，现如今苦于考试的的高中生、大学生，他们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有多少？我估计够呛。 再有就是著名的“五一七”——1934年5月17日——那天的日记，我买的这个版本是新版：“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同几个女人，和各个地方的女人接触。”这一版本同前期某版本的区别，就是将“能多日几个女人”改为了“能多同几个女人”，对比影印版，我看新版似乎是对的。前两年的沸沸扬扬，可休矣。 相比回忆录，名人日记相对真实可信，我比较喜欢读，尤其是《吴宓日记》和《顾准日记》，令人受益良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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