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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化的繁荣是明朝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复古主义诗文既非对于汉唐文学的发展，亦非创新，而只是盲目地复古和带有剽窃性的模仿。因此“前后七子”所体现的文学潮流，丝毫没有文艺复兴的性质。但是复古派是针对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台阁体”和“茶陵诗派”而产生出来的一支文化新军，它的出现也就如同一块投石，或多或少地激起了一点死水微澜。 然而“前后七子”在当时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们毕竟打破了文坛的长期沉默，激发起了人们的新的文化追求，从明初以来由宰臣为文化主导的局面也就被他们打破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为打破宰臣统治下的文坛局面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那样狂热地宣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了。对于那些领袖缙绅的大人物来说，小人物们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与之抗衡的，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际上也就成了他们与缙绅领袖相抗衡的武器。遗憾的只是，他们最终未能跳出复古的圈子，所以不久他们便也成了人们讥笑的对象：“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明史·李梦阳传》）  ▲李梦阳 复古派的胜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便是由他们重又打破了永宣以来政文合一的体系。一个似曾相识的现象重又出现了：在政坛之外，重又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坛。而且此时也已不再是明初的时代，士大夫们不再处于命运的困扰之中，他们可以自在地游离于政坛与文坛之间。甚至政坛的要人，也极企谋于文坛上的一席之地。这也就充分表露出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双重人格。 在“弘治中兴”去努力维持祖制与传统的时候，那社会已隐然欲变了。孝宗的兴利革弊，也就必然是革去这些变化的苗头。当时的人们都看到了成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自然会因此而感到惶惑。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有人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孝宗晚年所感困扰的正是他在追寻祖制过程中的失败感。而在他去世以后，那带有明显复旧色彩的“中兴”也就结束了。  ▲朱祐樘（明孝宗） 从正德时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有的学者称之为近代早期。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比这一时期更具诱惑力了。这是一个近乎疯狂、杂乱而人欲横流的时代。在此后大约一百年中，明朝人构筑了一套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造成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给人们的追求提供了基本条件，作为文化先导的文人士大夫，首先是拥有财富和权势的士大夫们，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人们的社会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社会观念的更新是最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晚明社会观念更新的理论基础应当归功于王阳明的王学。王学虽然出自陆学但却有着陆学所无可比拟的大众基础，这也说明晚明人比宋朝人更需要这样的理论支持。在中国长期以来消灭个性、神化主宰者的现实生活中，王学的主观唯心论强调个人主观的合理性，实际也就起到了鼓励个性的作用。待到以王艮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又发展了王学，并将其学说深入到农工仆隶之中。贩夫走卒都在谈哲学，这确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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