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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内迁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在历史长河中虽仅仅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对抗战、民主革命胜利及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西南联大前后8年时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涌现了众多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今两院院士，为现当代中国各项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通识教育是西南联大人才培养的理念，也是校长梅贻琦长期教育思想的总结。他主张通过实施通识教育，培养知、情、志融会贯通的通识。正是由于通识教育的风行，西南联大的学生涉猎的知识更多元，学生对时代背景、社会变革的了解更深入，学生的大局意识比当时国内的其他高校更强。
为了让学生学习广博的知识，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保证开课的质量，实行文理兼修并贯彻“学分制”“选课制”的选课制度成为西南联大的特色。联大一年级的必修课多由校部统一安排，国文、英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基础课是所有科系的一年级学生的必修科目。专业为文史类的学生必须选修理工类的科目，专业为理工类的学生必须选修文史类科目。这样的安排能让学生全面了解各个学科，加强知识的融会贯通，对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理性思维及树立正确的三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必修基础课一般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进而打下博学的基础。例如政治学由张奚若讲授、经济学由陈岱孙讲授，哲学由贺麟讲授等。
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制度紧紧围绕培育“通才”的教育目标，构建了严谨规范的制度体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是全校通用的教学管理法规性文件，它从入学及转学、注册及选课、学分及成绩等八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正是因为这些详细的规定，联大的各种教育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很少发生争执与冲突。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一共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其中选修课占一半以上。“选课制”课程体系设置规范。联大规定学生有选课的权利，可以跨系自由选课，但这种权利并不是没有章法，课程修读有严格的顺序规定。这样的顺序一方面体现了教学安排上的严谨与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让学生的学习由浅入深、由基础课到专业课，真正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而且，在严格的“学分制”下，只有认真严谨、稳扎稳打的学生才能顺利毕业，这样的学生由于在联大读书时培养出了优秀品质，其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也能做出一番成绩。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期间，集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者，如经济学系陈岱孙，历史系陈寅恪、傅斯年，算学系华罗庚、陈省身，生物学系李继侗，社会学系潘光旦，中文系朱自清、胡适、闻一多，等等。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志向，其中很多人常到国外讲学、考察、研究，具备当时最新的知识结构。正是因为教授们的留学背景，他们深知中国当时缺乏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培养祖国的栋梁之材，并用丰富的游学经历让学生更加具备责任感和大局意识。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校舍虽然简陋，仪器设备都不全，但恰恰是在这些最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着最久负盛名的老师。这些教师言传身教，其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不需要刻意表现便能自然而然地感染学生，在大师云集的校园，学生受到精神、学术的双重熏陶。因为教师的高素养、高水平，培养出来的学生便具备独到的眼光和见解，在教授的带领下能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华民族点亮一盏文化之灯。
西南联大教育的核心理念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理念是基于民主自由的氛围。在联大，凡是与学校建设和发展密切相关的、涉及广大师生利益的方案举措，都会广泛听取学生和老师的建议，只有某项提议被绝大多数人采纳且通过了教授会的同意，工作才会正式落实，保证了学校的一切重要决策都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除了在规章制度上的民主自由外，在学术讨论及思想上，西南联大也不拘束同学和老师的看法。学校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教师开设课程，在课堂上各抒己见，将自己的观点新知应用于教学之中。西南联大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做想做的事、发表看法及进行研究，就连上课与否、选课内容都有极大的自由。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教授也鼓励和提倡这种氛围。对同一个问题，学生和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以平等的角色交换意见，不同的思维碰撞在校园里随处可见。由于学校领导和教师都具有兼容并包、民主宽容精神，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虽学派各异，但并行不悖，从无门户之纷争。在学术面前，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是平等的。学生对教师的观点，可以当场提出异议，教师绝不会以师道尊严而拒绝考虑。在这样民主的氛围下，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安稳有序地进行。
（全文见《文教资料》2018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