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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六十余年间，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史称“治世”。如清修《明史》云：“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卷77）《明史纪事本末》亦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关于明初治世成因，学界多有论述，然未有专门检讨其与“永不起科令”关联者。故而，一些问题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为此，笔者揆诸史实，试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永不起科令”始于何年？止于何时 洪武时期（1368-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曾诏令“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明史》卷77），是为“永不起科令”。所谓“永不起科”，系指永不征收赋税。事实上，明代“永不起科令”并未能“永”。其始颁布于何年？废止于何时？学界偶有论及者，亦多语焉不详。为此，笔者稍作辨析。 《明太祖实录》卷243载：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有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这则材料为持明代“永不起科令”始颁布于“洪武二十八年”论者的主要依据。其实，洪武十九年，明太祖有旨：“自今河南民户止令纳原额税粮，其荒闲田地听其开垦自种，有司不得复加科扰，违命者罢其职。”（《明太祖实录》卷178）又，“洪武十三年，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万历《大明会典》卷17）毋庸置疑，在明初特定政治语境中，圣谕“毋得起科”、“不得复加科扰”及“不起科”均为“永不起科”之意。进而言之，三次“圣谕”具体内容及文字表述虽然有别，但其“永不起科”旨意则相同。所以，早在“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曾发布“永不起科令”。其后，求治心切的明太祖又两次发布之。 明初（1368-1435年），“永不起科令”作为一项重要的劝民垦荒政策而为朝廷所重视。正统年间（1436-1449年），始遭到破坏。如成化时期（1465-1487年）户部尚书余子俊等言：“山东、河南、北直隶空闲田地，先时听民开垦，永不起科。正统末，方有起科之例。”（《明宪宗实录》卷260）景泰时期（1450-1457年），“寻亦追复洪武旧例，再不许额外丈量起科。”（《明经世文编》卷202）随即，情形又大变，豪强肆意兼并，政府不断起科“永不起科田”，“永不起科令”亦已名存实亡。万历（1573-1620年）初年，明朝重新丈量全国耕地，“永不起科田”基本尽数起科，“永不起科令”名实俱亡。其后，明朝陷入危机四伏境地，为了充实边防，明朝又搬出“永不起科令”，多次颁行于边地。如“（万历）十一年，议准陕西、延宁二镇丈出荒田，但不在屯田旧额之内者，俱听军民随处领种，永不起科。各边但有屯余荒地堪垦者，俱照例行。”（万历《大明会典》卷17）又，万历二十二年，明神宗令西宁等地“额外荒土永不起科。”（《明神宗实录》卷275）然而，至此，民心已失，国力殆尽，明朝此举与国无补。 从惠农政策到名存实亡 “永不起科令”是明初藉以保障北方民生的特殊惠农政策之一，“藏富于民”是其经济目的，积极求治是其政治目的，政治目的寓于经济目的之中。如时人所言：“切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谟深且远矣！”（《明宪宗实录》卷52） “永不起科令”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激发了明初北方农民垦荒积极性，小农成为该项政策直接受益者。如是时，河南杞县农民在县内开垦大量永不起科田，又在县外开垦“可考者共二千八百九十八顷三亩有奇，而失其数者不与焉。外县之民开杞县地者，亦有一千四百八顷六十亩有奇。”（《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0）据统计，明初北方农民垦殖“永不起科田”数量不菲，成为农民生计主要来源。即便如此，因之致富者不多。其所以然，明初统一战争持续二十余年，既而靖难之役，既而营建北京、五次征讨漠北及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凡此，赋役繁重，民力消耗巨大。 另一方面，明初北方农业生产落后，农业环境较差，粮食单产量不高。因此，额外耕种“永不起科田”成为当时北方小农初步解决衣食问题、完纳税粮的主要途径。如时人称：“盖缘北方地土平夷广衍，中间大半泻卤瘠薄之地，葭苇沮洳之场。且地形率多漥下，一遇数日之雨，即成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祖宗列圣有见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许额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虽有水潦灾伤，由得随处耕垦，以帮助粮差，不致坐窘衣食。”（《明经世文编》卷202）明初治世，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生稍安，百姓对朝廷有信心为主要特征。其中，北方民生问题初步解决是其基本前提，“永不起科令”则是明初北方小农生计不可或缺措施。换言之，“永不起科令”使得北方小农基本解决衣食问题，因而成为成就明初治世的重要政策之一。 明初以降，明朝政治渐趋腐败，官员多工于剥敛而漠视民瘼。是时，“永不起科令”名存实亡，小农“永不起科田”或为“起科之田”，或为豪强巧取豪夺。凡此，北方失地农民产去而税存，赋役沉重，无以为生，境遇异常悲惨。如正统八年（1443年），监察御史彭勖所言：“臣于凤阳、颍川一带，所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比因累岁荒歉，税粮、孳牧逋负者多不能陪纳。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责偿远年赈济粮米。饥窘日切，箠楚日加，若不转徙，何以自存？”（《明英宗实录》卷102）要言之，正统以降，随着“永不起科令”废弃及小农“永不起科田”被攘夺，加之天灾频发，北方许多农民陷入集体性生存困境，饥寒交迫。于是，北方成为流民渊薮，哀鸿遍野。至此，明朝半壁江山已经动摇。北方流民问题、贫困问题及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等恶性互动，进而累及南方而加剧南方社会矛盾与冲突，明初治世随之草草收场。 余论：几点思考 宣德时期，“永不起科令”已实施多年，利弊得失尽现，朝廷本该及时加以调整，趋利避害。然而，是时，君臣滋长着宴安思想，政坛上弥漫着粉饰太平、奢靡腐败之风。史称：明仁宗“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明宣宗）燕于宫中，长作杂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4）皇帝贪图享乐而不作为，官员优游保身而无为，整个王朝因循守旧，坐失完善“永不起科令”相关制度之良机。其中教训，令人深思。 其一，“永不起科田”认证及管理制度缺失，使其成为纷争之地，成为激化乡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子。好事未办好，利民之举反成启衅之地。“永不起科令”本身并无过错，错在明初政府对农民垦荒成果未能加以有效管理，而是听之任之。凡此，农民已开垦之“永不起科田”仍可视作“无主荒地”，于是乡村中恃强凌弱者反复争夺之，这种现象很普遍。矛盾累积，不时激化。如景泰初，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垦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彼此互争不已。”（《明景帝实录》卷72） 其二，明初北方缺少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及备荒仓储建设，“永不起科令”变为纵民滥垦之举，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而其反过来又加速小农贫困化。概言之，明初以来，朝廷视江南为财赋重地，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有意重南轻北，尤重江南，北方生产条件因此更为落后。又，洪武以后，地方官员“杂务日繁”，备荒仓储等“率无暇及”，以致“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明臣奏议》卷2）凡此，虽然“永不起科令”意在劝农垦荒，盖因缺少基本生产条件支撑而变为纵民滥垦之令。“滥垦者”也很快遭到自然界报复——环境恶化而灾变频发，北方小农贫困化随之加剧。 其三，明朝当局起科“永不起科田”或变相纵容豪强兼并之，实则为了小集团私欲而牺牲北方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失信于民。在失地农民心中，明王朝威信扫地。饥寒交迫的失地农民对朝廷的不满、怨恨等情感不断累积、扩散，更多的穷人则逐渐联合起来走向政府的对立面，甚至揭竿而起。正如时人所言：“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到骨。向使此弊不革，将见数十年后，人民离散，土地日蹙，盗贼蜂起，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为国？”（《明经世文编》卷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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