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

当我试图叙述《宜州家乘》，这本随身携带的书陪我从初冬到了初春。而我写作的地点，在灵隐寺边的星巴克，在火车东站的麦当劳，在租住的凤起路的房子里……在一再忙碌而又让自己足以舒展为安身立命的时候，《宜州家乘》对我而言，绝不只是记录黄庭坚一生最后时光的日记这么简单的一个标签。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颇清润。晚大雨。积微致糯三担，八桂四壶。”这一日，友人积微送来糯米三担、八桂酒四壶。这是《宜州家乘》的最后一则日记。

数月来，我在读这本《宜州家乘》。读得极慢。“糯米三担，八桂四壶”，读着读着，就会怔在那里。灵隐寺边上的星巴克，有个小庭院，温暖而又妍丽。寺边杏花绽放，有如赴一场桃李春风的约会。而我如此停在一句话里，定格在黄庭坚的宜州时光里，这是多年来我在读伍尔夫、读卡夫卡、读博尔赫斯从没有过的体验。得到此书是在初冬，在旧书店无意淘来，那时繁霜浸染，北山路铺天盖地的金黄而又枯红的梧桐，古拙斑斓，恢弘盛大。站在西湖断桥边，看着湖边树木成片的繁复色调，顿有莽莽苍苍直达内心的寥阔。那场景，真是多年未见。我有个白色的布包，正面印着恽南田的《五色芍药图》，里面就放着这本书。书里平实简单的文字，甚至有时账本一样的记录，都在吸引着我。

汪曾祺曾有追忆沈从文的一篇文字，里面有一段：

沈先生家里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见满枝繁花，世人大抵欢欣。《宜州家乘》应该就是汪曾祺说的沈从文先生的那盆虎耳草吧。越是简单朴素的东西，越具深意。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流放广西宜州，《宜州家乘》就写于此间。长路奔波，黄庭坚到宜州已是冬日，身在蛮荒之地，荒凉从远方涌来。“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想到三年前，在荆南，腊月之时，天气骤暖，瑞香、水仙、红梅皆开，明窗净室，花气撩人。如今，流放八桂之地，忆及当年，都“似少年都下梦也”。在生命的一团泥泞中，忽见山边腊梅花开。故土风物，幽香绝伦，与之相随的，是依然豁达与明亮的情绪，让人珍视。

可以说，《宜州家乘》也是另一种面貌的《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无疑是名士云集，面目气韵，恍然生动，明人认为其“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可谓确评。《宜州家乘》亦是“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虽不是云集名士，却有两人，在阅读中，一再吸引着我。这两人就是苏轼与范廖。

先说苏轼。“苏黄”二人，名动天下，苏轼更是无人不知。早在熙宁五年（1072），苏轼见黄庭坚诗文，“惊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两人自此酬唱赠答。“乌台诗案”后，苏轼遭遇牢狱之灾，后左迁黄州，黄庭坚也因与苏轼酬唱而被罚。元佑元年（1086），黄庭坚与苏轼入汴京为官，神交已久的两人第一次见面。这年，苏轼49岁，庭坚41岁。此后，苏轼一路坎坷，黄庭坚尤甚于东坡。苏轼远谪，终能北归。黄庭坚则因苏轼的关系，陷入朋党之争，一再被流放，直至客死宜州。让人感叹。

其时，苏黄著作、手迹、碑刻也已极大部分地被查封销毁。《宋史》则多次记录当时的销毁情形。直至宋高宗解除元祐党禁，黄庭坚存世作品已经十分罕见。他的好友惠洪称：“山谷翰墨妙天下，……殆可与连城照乘争价也。”最早记录黄庭坚一生的传记《豫章先生传》则写道：“草书尤奇伟，公殁后，人争购其字，一纸千金。”

对于黄庭坚而言，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抵不过他对苏轼的追慕以及苏轼对他的赏识与影响。苏轼为侍从官时，举荐黄庭坚来代替自己，称黄庭坚“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黄庭坚更是从汴京初见苏轼时便开始习苏字，东坡曾为其“临写鲁公数十纸”，他将东坡书的天真烂漫融于笔法中，并得古人笔意，潜心翰墨，“三十年作草，今日乃造妙入微”，草书如臻化境。

我想我见到过的最为美妙烂漫的草书，应该就是他的《花气薰人帖》吧。该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这28字的小诗，苍劲旖旎，纵敛有度，在禅境中一破再破。这样的草书，就如一阵风起，花蕊深处的一抹嫩黄飘散，含蓄蕴藉，神闲意浓。花气薰人，在春天，在秋天，生命又何曾声张过呢？

【北宋】黄庭坚 花气薰人帖（局部） 纸本

与《宜州家乘》息息相关的另一位就是范廖。范廖满足了我对魏晋人物以及侠义之士的想象。《宜山县志》记载，黄鲁直谪居宜州时，就有术士曰：“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说起来，这确实是黄庭坚一生中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宜州瘴疠可畏，酷热急雨。老人垂暮之年，贫穷多病，潦倒落寞，困顿无助。在最后的岁月里，幸有一人追慕而来。此人就是范廖。

蜀郡人范廖，字信中，慷慨任侠，豪纵不羁，能诗会词，持剑嗜酒，饱览沧桑沉浮，一生堪称传奇。“闻山谷先生谪居岭表，恨不识之”。崇宁三年（1104）秋天，他逆长江而上，弃船于洞庭湖，再选择途经荆、湘之路，奔向广西，如此长路漫漫，次年春天，跋山涉水，方到宜州。第二日便拜谒山谷。“范公来寻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脱兔。衣囊夜雨寄禅家，行潦升阶漂两屦。”（黄庭坚《和范信中寓居崇宁遇雨》）黄庭坚写下了范廖当时的情形。两人一见如故，此后迁居南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跬步不相舍”。

范廖是黄庭坚生命最后时光与其朝夕相处陪伴之人，也是他卒后为之料理后事安葬之人。绍兴三年（1133），当年黄庭坚去世时被人偷拿走的《宜州家乘》，由一友人重新抄录寄回给范廖，范廖见之如若隔世。第二年便出资刊刻《宜州家乘》，并为之作序，使之传世。此时，距黄庭坚离世已近30年，可以说，没有范廖，就无《宜州家乘》。

《宜州家乘》记录的都是日常生活，有着许多生活细节。譬如宜州多雨，每每放晴，日记中则写道：“数日见夜雨昼晴，是夕星月粲然。”又如：“浴于崇宁。”“在崇宁寺沐浴。”抑或，“沐浴于城南民家。”黄庭坚本来可以择一民居，亦或住在崇宁万寿寺，然“法所不许”，只能“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住的地方条件尽管极差，连沐浴之地亦无，却总有邻人、僧人、友人寄来或送来竹床、粟米、枇杷、山药、蜂蜜、木瓜、竹笋、酒等，有时还会送来两枝含笑花。他与范廖、允中等友人饮酒，或“雨不已，遂率至寺中，食包子”，有时僧人来访，一同食粥，有时观书于南楼，或近处游山水……这些记录，或简短，或琐细，充满温慰之意，又有冬日腊梅的隽永之味。

据说宋高宗极其喜爱《宜州家乘》。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宜州家乘》中，没有夜色渐浓，愁云惨淡，而是有着合欢花的欢愉，与动人的世情，这或许也是宋高宗喜欢的缘由吧。

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六十一岁。九月三十日，宜州下起了小雨。黄庭坚喝了点酒，微醺。他挽起裤子，脱掉鞋子，将脚伸到屋檐下受雨。雨丝清凉，天地寥阔。他对范廖说：“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这个春天，当我一再啰嗦地说到黄庭坚，或许你早已想到他的那句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在春天，午夜，应该有杯酒，这杯酒，在我看来，都是——桃李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