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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一首王朝暮曲。

 遇事明言 2021-11-30

        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当年四海升平,朝廷并无大事可叙,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一些当朝内政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大事前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正是这段时期,整个明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趋势已积重难返,一个王朝的国运就此了解,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为后人留下一首王朝暮曲。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黄仁宇先生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黄仁宇先生在1959年完成其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后,感到自己对明代的财政制度只有一知半解,为了解决自己的疑惑,于是开始广泛搜集明史资料,另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有关的新旧著作,耗时7年,于1978年写成此书。

本书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 自英文本推出后,本书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书。

黄任宇先生融会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完这本书,你会深刻体会到作者黄任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皇帝的进与退。

万历皇帝自小聪慧过人,5岁就能识字读书,9岁临朝,10岁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在慈圣皇太后和大学士首辅张居正的悉心管教下,万历皇帝自幼饱读经书,熟知做皇帝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施政勤勉诚恳,待人处事严谨宽厚,在即为以后的第一个十年,促使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

万历皇帝像

然而,尚幼的皇帝如何得取如此成就,这不得不说到一个人物张居正。张居正在位期间,为幼年皇帝最为依仗的恩师,朝中大事一一由老师主持。这位当朝首辅也可谓尽心尽责,在财政上,实行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在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在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为明代被皇帝授予太师衔的这一文臣中至高无上官衔的唯一一人,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可谓是权倾朝野,红极一时。

张居正在位时还能帮助万历皇帝励精图治,死后由于生前触犯体制内的平衡得罪太多人而遭遇清算,就连天子之尊也抵不过这些携道德之绑架,终将一世恩师满门抄家。为何道德的约束达到如此之高的能力呢?因为自古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内,治国之道乃以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法制不过是王朝的一纸空文,道德才是全体臣民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法律之外不外乎情理,统治阶级正是运用这一道德工具,治理和控制整个国家。道德至高无上,帝国的统治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统治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张居正也不过是个凡人,经过道德的审判,总能发现有所瑕疵。文官集团自是熟悉道德这一统治者的工具,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张居正像

皇帝自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至1587年万历十五年,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视乎显得特别漫长。皇帝陛下在失去能臣的辅佐后,越来越感觉到施政的无奈和生活的疲惫。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于行动了。

皇帝发现自己的意志在臣僚的对抗中并不能实施,总是会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约束,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自此,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过了二十年。各种法定的礼仪照常举办,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职位的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得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最上层的希望。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其继位者申时行又为熟知阴阳之道的和事佬,致使庞大的帝国统治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在万历年间还有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

模范官僚海瑞。

海瑞像

海瑞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风格的争论延续至今。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在这种矛盾的内心冲突中,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

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整个文官集团所接受,依旧是徘徊在整个利益集团外的异类。

战神戚继光。

戚继光

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之宏图,生平战功显赫,境外倭寇党羽无不忌惮于他的军事能力,而不敢随意放肆。

他在张居正的赏识之下得以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像戚继光这样得到中枢重臣赏识的高级将领在本朝极为少数。本朝重文轻武,文官集团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

戚继光在一种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极为克制的发挥着自己的将帅之才,这也是他不同于其它将领的地方,他是少数能够看清局势,在无法改变整个官僚体制的情况下,做好一位大将军可以做到的极限。然而壮志难酬,在张居正被清算以后,这位旷世将军依然逃不过满朝文官的权力斗争,在贫病交迫之中离开了人世。

哲学家李贽。

李贽像

李贽的生平代表了这一代思想家的悲观处境。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李贽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早已削发为僧,了解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

在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极”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

失败的教训

万年十五年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失败的教训,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以天子之尊,张居正以独裁者之能,申时行以和事老之练达,海瑞以原教旨主义者之偏执,戚继光以战神之功伟,李贽以哲学家之叛逆最终,都是固若金汤的文官集团的手下败将,直至今日,它依然笼罩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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