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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喜马拉雅的音频节目《全三国始末之乱世群雄》已更新到43集，欢迎各位订阅收听。网络链接：https://www.ximalaya.com/lishi/54669305/ 这个标题容易让人迷惑吧？倭寇嘛，不就是日本人吗？怎么会是中国人、朝鲜人，甚至白皮肤、蓝眼睛的葡萄牙人呢？这还真不是为博眼球挣流量而故弄玄虚，不同时期的倭寇还真包括这些人。 最近看了几本有关元末明初的书，凑巧的是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倭寇的事情，基本知道了倭寇的由来和演变，获益匪浅，可以和各位读者分享一下。 这几本书都是日本东亚史学家写的，分别是：杉山正明先生所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檀上宽先生所著《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田中健夫先生所著《倭寇：海上的历史》。 这三本书都在甲骨文系列丛书里，本文非书评，不对其作具体的介绍和评价，那样就太长了，我写起累，你看起也累，只是根据书中提供的内容结合平时知晓的一些知识点，给各位介绍一下有关倭寇的事情。各位读者中对此真有兴趣的，可自行买来阅读。 在介绍那些书里提到的倭寇问题前，先聊一下其他相关问题，方便各位更加全面的理解。 “倭”字究竟有没有贬义 “倭”字源于何时不知道，甲骨文、金文里都找不到这个字。最早可以在《诗经》里找到，《小雅·四牡》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指道路悠远迂回，一种陈述，没有褒贬。后来这字多用于人名、地名、事物名，也没啥贬义。 但个人觉得倭寇的“倭”，好像和这个“倭”不是同一个意思。有如下两个确凿证据： 一、中日建立正式朝贡关系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这一年，有一来自日本的部落国王派遣使者来东汉朝贡，光武帝龙心大悦，一番夸奖赞许之后，特别打造了一方金印，并赐其部落为“倭”。 值得注意的是金印上的文字为“汉委奴国王”，而不是“汉倭奴国王”，也就是说“委”“倭”为通假字。“委”字的本义是“顺从”。顺从虽然也是一种状态的陈述，没有褒贬之意，但有上下主次之分，汉朝用这个意义来表明两国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可以说是轻视，但没有蔑视贬称的意思，当时的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陈述。 顺便八卦一个知识点，包括这颗金印在内的其他东汉发给周边部落族群首领的金印上，“漢”字的右下角都是个“火”字，原因是东汉为“火德”，朝廷要在金印上特别强调这一点。 二、《后汉书》将此事记载在《东夷列传》里，也就是将其定位在“夷”的范畴里。大家都知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古代中原华夏人对周边族群的称谓，属于蛮荒之地，化外之民，应该顺从华夏。 另外，日本古代时也没人认为有什么贬义，常用来自称。日本用明天皇的太子圣德（574-622年），就是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日出处太子致日落处太子”的那位，喜欢佛学，曾撰写了《法华经义疏》，在上面署名为“大倭国上宫太子”。如果觉得有贬义的话，肯定不会这么用。 倭、倭人、倭国等称呼在正史中一直使用到新旧《唐书》出现以前，以后则称日本、日本国，实际应用中隋唐时即称日本，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李白《哭晁衡卿》诗： 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篷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为什么现在都认为是贬义 这里面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中和东亚朝贡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东亚是儒家文明圈，古代中国是文化输出国，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东亚国家主要有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而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就是朝贡制度。 最初的朝贡是这样的，天子分天下为五服，中心为甸服，依次向外为侯服、绥服（亦称宾服）、要服、荒服。前三服为天子和亲近天子的所在地，为中华。后二服都是化外之地，为蛮夷、戎狄所居，必须向天子朝贡。要服每年一次，称为“岁贡”；荒服只在天子更迭时来，称为“终王”。 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基本模式，藩属国和外邦来朝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表示臣服。中原王朝赐予册书，（本朝）衣冠，皇历，并回赠远多于进贡物品的礼品。 对来朝贡的一方，这是个包赚不赔的好生意。免费旅游、公款吃喝，还可以顺带私下做一些买卖，临走时还有巨额回礼，傻子才不去。对中原政权来说，得到的是政治收益，付出的是真金白银，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财政包袱。明中叶至有清一代对此苦不堪言，都尽量减少朝贡国家，限制朝贡次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里人，如果有农村穷亲戚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农村亲戚一个大背篼里装一个老南瓜来了，走时城里人得想办法给那个背篼装满生活用品或食品，还得多少给点路费、零花钱什么的。 丝毫没有贬低农村人的意思，那个年代的农村人确实穷，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现在倒过来了，富裕起来的农村人谁还去走城里亲戚啊，都是城里亲戚到农村去钓鱼杀鸡蹭新鲜米饭蔬菜吃。 古代东亚也一样，不论哪个中原王朝，都是巨大的经济体，周边国家都望尘莫及，来打打秋风也正常。 日本处在荒服之外，离华夏太远，关系并不紧密。中古时期，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土，广泛学习各种文化、技艺、宗教，慢慢就知道倭人、倭国的轻视之意了，对此生出不满。新旧唐书对此都有记载：《新唐书》：“（倭人）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旧唐书》：“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倭”的日语读音为YAMATO，得知此字有轻视之意后，日本人用了一个同音字来代替，就是“和”，还在前面加了个“大”，成为“大和”，读音仍然为YAMATO。知道大和的称呼是怎么来了的吧？ 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正式确定日本为国名。唐代还有种说法是武则天改倭国为日本（《史记正义》），这个说法不大靠谱，有些自大。日本确立国名正是武则天在位期间，武则天对此表示接受而已。 现代日本学者也认为，倭国是他名，即他人（东汉）取的名字，日本是自名，即自己取的名字。 现在有种说法有些搞笑，说日本人因为“倭”有矮小猥琐的意思，所以不喜欢。不知道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怎么考证出倭字含有这个意思的，可能是看到这两个字右边一样，于是放飞自我无限联想出来的。 古代日本人确实矮小，一直到二战前仍然矮小。二战日军士兵平均身高为155—160，枪比人高的奇葩情景就发生在日军里，三八大盖加上刺刀的长度近170，但这和“倭”字没有任何关系。前面提到过诗经的“周道倭迟”，还有悠长迂回的意思，怎么会和矮联系到一起？ 真正让“倭”字含有贬义和倭寇有关。从元末明初开始的倭寇活动，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倭寇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不光贬斥，还有仇视。 二战日寇侵华，更是让“倭”成为贬称。 早期倭寇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逐渐放弃武力征伐，改走贸易通商的国际道路，按杉山正明先生的说法是忽必烈“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打造出了一个包含亚欧在内的一个欣欣向荣的贸易通商圈。 东亚各国都在这个商圈里获益匪浅，国际秩序也因此而稳定。但随着元朝的迅速衰弱，失去领导能力，到元末明初时，东亚国际秩序一片混乱。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内都动荡不宁。 倭寇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出现。据田中健夫先生考证，“倭寇”一词成为习惯用语是在1350年的朝鲜史料中，也就是说，最迟在1350年就已经出现倭寇。 那年日本与高丽断交，元朝与高丽交战，高丽国内混乱疲弊不堪，给倭寇入侵带来机会。 这个时期的倭寇是日本人，主要是到朝鲜抢劫粮食和人口。后来在朝鲜被称为禾尺（也称水尺，屠户）、才人（曲艺艺人）的贱民加入其中。 从此到高丽王朝垮台（1392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沿岸持续近四十年。 李成桂取代高丽王后，表请朱元璋在古名“朝鲜”，和自己的出生地“和宁”之中确定一个国号，朱元璋为其选定为“朝鲜”，史称李氏朝鲜。 高丽时曾派出使者与日本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商谈剿灭倭寇，归还被虏人员的相关事宜，李成桂继位后，一方面继续派遣使者去商谈，一方面改守为攻，主动出击剿灭倭寇。在几方面综合作用下，侵扰朝鲜半岛的倭寇逐渐减少。 在此之前，元朝也出现了倭寇，但与朝鲜方面出现的有些不同。 元朝的贸易通商是官营，外来客商必须经过市舶司的同意才行。这时的倭寇主要出现在设立有市舶司的庆元（今浙江宁波），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元朝官府，估计是来华贸易的日本商人不满元朝的限制或官员的蛮横而发动的骚乱。 倭寇侵扰朝鲜半岛不利后，转向侵扰中国山东沿海地区。明朝建立后，倭寇仍然不断侵扰中国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朱元璋加固海防，专门建立了针对倭寇的武装部队。 同时，派出使者到日本宣示明朝的建立，要求日本前来朝贡。朱元璋的口气很强硬，“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指倭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指倭寇），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用大白话说就是：要臣服就来，不臣服就老老实实做你的王，要当强盗来侵犯大明，我就派水师前来捕杀强盗，抓拿国王，代天讨伐你们这些不仁不义的人。你看着办吧。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倭寇是民间行为，就算得到一些日本地方势力的暗中支持，也是非法的，日本官方也一直反对倭寇，也对倭寇采取剿灭政策，归还被倭寇虏获的朝鲜人和元朝、明朝人。 日本当时掌权的是良怀亲王，第一次拒绝并杀了明朝使者。第二次接受了明朝的要求奉表称臣，遣使进贡。朱元璋赐给明大统历和衣冠。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局势也乱，使者返回日本时，良怀亲王已失势。使者无法完成任务，这次臣服很快失去意义。 此时在室町幕府掌权的足利义满倒是想和朱元璋建立关系，主动派人进贡，却被朱元璋拒绝了。估计当时明朝人也搞不清楚日本的政体、政局是怎么一回事。 建文皇帝继位后，也派使者去日本宣诏，要求其来朝贡。足利义满答应后派使者去明朝时，得到朱棣登基称帝的消息，就准备了两份表文，建文皇帝和永乐皇帝各一份，谁在位就拿出给谁的那一份，很有趣。 日本由此与明朝确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称臣纳贡。那是明、日之间难得的蜜月期，可惜好景不长，足利义满六年后去世，明成祖派人吊唁，并赐其为恭献王。其子足利义持继位后，不再执行此国策，停止与明朝的贸易。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发生望海埚之战（今辽宁大连金顶山），辽东总兵官刘江率军重创倭寇，倭寇主力殆尽，无力再犯。中国沿海地区终于得以平静安宁。 元末明初混乱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明成祖的奋力经营下趋于稳定，以华夏政权（大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重新得到恢复。 后期倭寇 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中国东南沿海又出现大批倭寇。这些倭寇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这和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最初实行海禁是为了防止大陆百姓与逃跑到浙江沿海岛屿上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联合反明，后来则是为了防止民间的海上对外贸易。 海禁最初并不是完全停止贸易，只是不让民间贸易，官方贸易仍然存在，朝廷专门在沿海一些地区如宁波、泉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允许周边国家和地区来朝贡的人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日本来朝贡的“遣明船”。 海禁政策让沿海靠海上贸易的商家失去了生计，海上贸易的丰厚回报又对这些商家有着极大的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走私贸易，随着规模的日渐扩大，为抵抗官府的缉拿，出现武装走私贸易。 举一个例子说明走私利润之高。日本出产白银流通货币却是铜钱，而日本自产的铜钱质量太差，主要用中国宋代生产的铜钱。明朝则流通白银。一两白银在日本可换宋钱250文，在明朝可换宋钱750文，简直是暴利。 朝廷为打击走私，实施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中叶时叫“寸板不许下海”，并且制定了许多严苛的律条，但仍然制止不了走私行为，就像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一样，越严越多。走私集团与海盗集团相勾结，共同对抗朝廷。 这时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前期，葡萄牙人率先进入东亚，也参与到走私贸易当中。日本遣明船被废除后，那些靠与明贸易为生的日本人也加入其中。 浙江舟山的双屿岛成为海上走私中心。 这时的倭寇主要是中国人，如著名首领汪直、徐海、毛烈、许家四兄弟、李光头、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等，有少数日本人被这些中国人招募进来。还有些中国人化装成日本人来吓唬百姓。 当时有关倭寇人员组成的资料很多，都明言主要是明朝人。地方官员上报朝廷时则谎称主要是日本人，以此危言耸听推卸责任。 1514年，葡萄牙人开始与明朝进行贸易。1521年时，一支葡萄牙商队与明朝发生冲突，明军对其开战，杀死35人，活捉42人。此事后，葡萄牙人也被视为倭寇。到1554年，葡萄牙人获得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三年以后，因协助朝廷镇压叛军有功，被许可在澳门居住。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也是件很奇葩的事情。明朝朝廷也不赶他们走，仍然在澳门设置官府。葡萄牙人就这么在澳门不明不白地住了300年，一直到1887年葡萄牙与清朝政府签订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才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此可见，明清政府基本没有近代主权国家意识。
嘉靖三十年前后是倭寇活动的高峰期，第一个抗倭名将朱纨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一举摧毁走私中心双屿岛。 朱纨的功绩不仅没给自己带来荣耀，反而遭到政敌的弹劾。浙闽倭寇之所以兴盛猖獗，和当地官员、乡绅暗中支持倭寇，谋取私利有极大的关系。朱纨毁掉了走私中心，也就断了这些官员和乡绅的财路，这些人群起而攻之。 第二年，朝廷听信谗言，将朱纨革职，朱纨愤而自杀。自此以后朝廷无人敢言海事，倭寇更加猖獗。 朱纨曾评论过倭寇一事，认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频海之盗由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明代抗倭名将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胡宗宪、俞大遒、戚继光、谭伦等。 严苛的海禁是导致浙、闽两地船商下海为寇的重要因素之一，胡宗宪就以重开海市，自由贸易为诱饵招降了最大的倭寇头目王直（亦作汪直），然后抵抗不住朝廷的压力违心杀降，杀了王直。
在胡宗宪等人的强力打击下，倭寇势力越来越弱。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后，倭寇逐渐退出中国沿海地区，转向台湾、菲律宾、南洋方面，最终走向结束。 现在常有人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应该是特指看西方世界，因为自有倭寇以来，就有明朝人开始关注、研究日本，撰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如《日本国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一鉴》等，这些书至今仍是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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