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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外交官的个人和政治情感 | 国政学人

2021-12-01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Barbara Keys,哈佛大学博士,任教于墨尔本大学。教学领域包括20世纪国际关系、美国外交关系、美国历史和全球视角下的冷战。

编译:杨佳霖(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Keys, Barbara and C. York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Emotions in the Mind of the Diplomat.”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6 (2019): 1235-1249.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12期,总第39期。

内容摘要 

很少有学术作品分析外交官和决策者如何理解国际关系中在个人和国家双重层面影响下产生的情感。外交官是否有意识地代表国家体会情感?个人情感会如何影响外交官在谈判中践行他们的角色要求?以亨利·基辛格为例,作者首次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将其概念化,研究外交官这一有个人情绪的个体的经验,并评估这与国家层面的展演性情绪信号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作者认为,外交官们认识到一些情感投入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属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这通常出于传统的外交礼节已被牢固地确立为国家一级的施为。然而,与此同时,特别是但不完全是在涉及强个人关系的高风险谈判中,几乎与国家意志无涉的个人包含的情感也会对外交官如何定义和追求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导读

01

引言

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往往会涉及一个概念性问题:究竟是谁在体验情感?学者们,和记者、外交官以及公众一样,经常把国家写得像是有人类情感的主体:日本被冒犯了,以色列害怕了,美国生气了。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描述只是一种简写或隐喻,而不是真的认定国家有感情。多数人会同意是个人以集体的形式体验情感,或将这种感受归于国家,但很少有持续的概念或经验工作来探究个人如何可能体验国家的情绪。

本文对外交官和领导人如何理解具有个人和国家层面意义的情感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外交官和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的感受是代表国家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如何看待这些感受?他们给情感归因的方式对认知、判断和外交行为的影响是什么?在首次利用经验将这些问题概念化的系统性努力中,作者研究了外交官这一有个人情绪的个体的经验,并评估这与国家层面的展演性情绪信号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以面对面的谈判为重点,作者认为个人和政治情感是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的,但各自的影响是可变的。当外交官承认情感投入不是归因于他们个人,而是归属于国家时,他们很可能处于传统的外交仪式之下,这些仪式被牢固地确立为国家层面的施为。然而,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所产生的尊重、友谊或反感,往往会增强个人情感的分量,使在“我们”(或国家)模式下做出判断的任务更加复杂。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成分纠缠在一起,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外交官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感的深刻影响。

为了达到必要的深度,本文以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10月与中国进行的一组谈判中的经历以及紧接着的一段时间作个案研究。选择一位不是国家元首的高级外交官,可以避免领导人可能的自居于国家之上,同时仍然可以考察一位拥有相当程度决策权的官员。研究基辛格有两个额外的好处:他的谈判记录异常完备,有转录、摘要备忘录、电话交谈记录等等,这些几乎全部解密;而且他有卓越的现实主义者的美誉,对国家利益的“计算”非常敏锐,因而对他进行研究可以免于处理针对能力较差或更明显的以情感为驱动的外交官的案例研究提出的反驳意见。

本文首先描述了一个概念框架以理解外交谈判中个人和集体情绪的互动。本文用“个人的”和“个体的”来表示外交官所经历的情绪,这些情绪并不归属于国家;用“集体的”和“政治的”来表示外交官可能根据相关方面对共同经历的事件和被认为与国家有关的情绪展演的类似反应来感受的情绪。文章指出了面对面谈判中情感的三种主要形式:在外交仪式和典礼中的展演性和象征性情感;在短期的面对面互动中,外交官个人的感受和具身体验;以及在较长时间内发展起来的政治友谊和人际关系。

国关学者通常运用两种策略来思考情感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其一是将情感视为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认为国家情感是某种程度上通过代表的情感构成的,外交官采用适合其角色的“情感图式或规范”,并通过国家认同,将他们的个人情感与他们作为国家代表的情感分开。情感是一种社会语言,国际事务中的情感研究不能以识别个人情感体验为目的,而只能考察集体表征。国家行为体这种同步的、合作的、有意识的情感行为与个人情感有很大不同。其二是以个人为中心来理解国家间关系,冲突解决中的信任建立只存在于个人之间,决策者经常依赖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个人印象,领导者的情绪行为可能不会与国家意志整齐划一,一小撮决策者可能将他们的社会和情感倾向“转移到外交政策中”。尽管对情感转向的兴趣上升,外交史学家目前还很少触及个人和政治情感之间的张力。

02

情感关系概念化:在个人和国家之间

在西方的经典理解中,外交官被理想化地视为理性和超然的。美国外交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道,“所有外交官都知道的经典建议”是“不要代入情感”,并进行“完全的自我控制”。这种没有感情的外交官的神话已经遭到了挑战,但现有的方法还没有深入处理谈判的“心理冲突”方面。外交官在个人和身体的层面上处理并调节情感,而这影响到他们所代表以及构成的集体对情感的解释和评价。

本文认为,个人和集体的情感在谈判过程中同时运作,这两个层面永远无法完全分离,但有可能识别出其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时刻和模式。本文假设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关于如何最好地追求这些利益的想法是建构的,并关注情感在定义和追求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文确定并概念化了高层面对面谈判中情绪产生作用的三种核心类型的事件。第一类是展演性和象征性的事件,在外交互动的礼仪和仪式方面最为明显,比如国宴和阅兵。个人和政治“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融合。第二类是外交官个人所体验的与对方接触时的个人的、具体的感觉。这些感受很可能带有自我和自尊的色彩,从而使个人感受优先于群体感受。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社会认同最突出时,群体成员会“去个人化”,但高层外交官和领导人极不可能去个人化,也不可能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的可替换部分——这是群体认同的核心条件。这不是个人利益压倒国家利益的问题,因为外交官们很少有意识地将这两者对立起来。第三类是人际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为建立在情感和智力连接、信任和尊重之上的政治友谊。这些政治友谊可能是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培养的叙事表征的产物,以示国家之间的共同方针、互惠或政治义务,有时,对个人纽带的追求反而会影响谈判者如何追求策略性的、国家层面的友谊。为了辨别这些情感维度,我们检视了档案资料中的语言和行为标记,包括在谈判中和报告中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以及在谈判中何时插入未经排演的和不恰当的评论。此外,在没有相应外因的情况下,外交官或领导人定义和追求国家利益方式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国家代表的偏好之间出现的明显分歧,也可能表明个人因素在起作用。本案例研究建立在对基辛格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之间25个小时的会议记录;与中国代表在纽约的后续会议记录;基辛格向尼克松的报告;以及回忆录、电话和其他来源的密切分析上。

03

罕见的个人关怀:基辛格与周总理

1971年7月,基辛格的第一次秘密中国之行,对于这位相对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跃迁。飞行前夜是他任职期间唯一的一次失眠。正如一位观察家对基辛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与中国关系的描述,“中国对基辛格的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地缘政治游戏中的一个棋子。基辛格似乎已经对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宗教虔诚”。基辛格对中国人的盛情款待和“贵宾待遇”感到受宠若惊,而他在中国得到的贵宾待遇也使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贵宾。

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的关系是建设性的,但也是充满矛盾的。基辛格抱怨总统的“心理怪癖”,尼克松则担心基辛格易变的性情。两人都不信任官僚机构,试图将外交决策权集中在白宫,系统地排斥和破坏国会体制。两人都相信“伟人”对于塑造事件和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周总理是20世纪最娴熟的外交家之一,因其对细节的掌握和诱惑般的能力而闻名世界。基辛格后来对周总理的赞美与他在1971年提出的评价是一致的,“我对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知识渊博......对世界形势理解的深刻性令人惊叹”。这些个人的看法和蕴含的感情,有助于双方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就中美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

04

仪式性/展演性情感

象征性和展演性的情绪与外交的仪式性元素相关。几个世纪以来,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国际访问。基辛格对华访问不受国家元首访问的传统礼仪的约束,而由于中美在近25年间没有正式交往,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团队对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待遇感到忧虑。他们后来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给予了他们礼遇。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政策是对所有代表团一视同仁。

基辛格敏锐地注意到他访问中的礼仪问题,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描述了这一切。而他的报告表明,他似乎主要是把中国的好客理解为针对美国和尼克松政府,而不是针对他本人。换句话说,他体验到的主要是集体而非个人的情感,甚至在撰写十月会谈的实质内容的报告之前,他就所谓的“气氛”给总统发了一份2800字的备忘录,与他撰写的其他中国报告不同,这份备忘录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

05

个人关系

“低权力的谈判者可能比高权力的谈判者对情绪的表现更有反应”,“强大的谈判者为谈判设定了情绪基调。他们的积极情感支撑着谈判中的信任程度”。

在基辛格和周总理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他对周是否将他视为真正的智识平等者的关注。他在中国时不可能与尼克松实时沟通,但他必须宣读总统授权的开场白,并在固定的参数内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周总理在外交礼节上比基辛格高三级。在他的第一次访问中,一位助手忘了为他准备衬衫,基辛格很生气,因为他不得不借用超大的衬衫,使他看起来“像只企鹅”。正如他的一位助手所说,在重要的谈判中,国家安全顾问会对一件小事如此不满,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当他与周总理会面时,他会因为穿着这件衬衫看起来很可笑而感到不安”。

讨论韩国和台湾问题时,基辛格突然说了一句完全不合适的话,他告诉周总理,他“学过化学”,“成绩很好”,但“什么都不懂”,他只是“凭记忆”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这句奇怪的话最好的解释是基辛格无法压制个人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对尊重的强烈渴望。

基辛格使用了一些技巧来缓解他对自己显得不够出色的恐惧,并使个人在这一关系中显得更重要。他试图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他说:“我对你说话比对其他任何外国领导人都要坦诚”,“我与你的谈话比我在两年内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谈话还要多”。在一次谈话中,他用第一人称单数说话的次数是周总理的十倍以上,而在与北越的会谈中,基辛格的语言清楚地表明,他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说话。

06

策略性/政治友谊

友谊也是谈话备忘录和基辛格写给尼克松的报告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基辛格热衷于与中国“交朋友”,这是一个策略性举措,旨在发展亲密关系,并提供可信度和承诺,但基辛格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他以前认为合理的,以及他的同事和总统认为可取的范围,这些努力似乎明显带有个人动机,这些动机产生于他对周总理的个人好感。

例如,他向周总理概述了美国关于隐蔽行动的决策结构,并解释说,“这些信息我们一般不会告诉其他政府”。随着1971年11月印巴冲突的升温,基辛格扩大了情报共享范围,而他知道中国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纽约的一次后续会议上,他向中国的联合国大使黄华透露了美国关于印度军队部署的情报,并表示说,“这违反了所有的安全规则”。尽管基辛格在与中国人的会谈中强调,中美关系的缓和是以两国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评估为指导的,但他一再将这种关系个人化。

07

在个人与政治之间

个体的情感评估并不总是与集体或国家层面的目标相一致。基辛格的外交活动经常被他与中国人之间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个人感情所左右,而这种感情又对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框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倾向不仅没有提高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反而引发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严重损害了他对当时总统的价值。

尼克松的联合国特使乔治·H·W·布什发现基辛格与黄华12月10日的谈话令人震惊,他评论说,“信息只向一个方向流动——从基辛格到黄华,而且基辛格在向中国提供支持方面'走得太远了’”。正如加里·巴斯所指出的,基辛格希望通过向巴基斯坦倾斜来安抚中国,这与国务院对如何在印巴冲突中最好地保护美国利益的评估大相径庭。

他的行动超出了他愿意告诉总统的范围;超出了他自己以前对什么是对华谨慎的看法;与大多数其他分析家的建议大相径庭;并且(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破坏了大多数政府其他部门和公众对美国利益的预设。

基辛格与周总理的谈话中最不寻常的内容之一是他反复强调他(以及总统)对政府其他部门的不信任。如果基辛格纯粹是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行事,而没有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很难解释他向一个对手排斥甚至贬低整个美国国务院,包括国务卿。这种贬低没有任何实际目的,因为国务院支持对中国的开放。

基辛格多次告诉中国人,他不允许国务院参与甚至详细了解他与中国的会谈。正如他在11月对黄华说的那样,“这些谈话只有白宫知道,也只有你知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被排除在秘密谈判之外,也基本上被排除在尼克松访问的计划之外。

08

结论

关于基辛格如何评估与中国和周总理的新关系所产生的情感的证据表明,外交官在评估标准形式的外交仪礼时,最容易体验到群体情感。而在人际关系层面上,基辛格的个人情感产生了个人性质的动机,有时会影响到他对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的构想。高层谈判中的感情和共鸣可以建立信任,这对于缓解或结束冲突是必要的。但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不一定与积极的结果直接相关,也不是线性和因果关系。在基辛格的案例中,这些纽带在推动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也能够对苏联发挥有效的杠杆作用。但也导致在评估美国在印巴冲突(和其他地方)的利益时出现扭曲。

基辛格本人从未有意识地承认过个人情感影响了他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尽管大量的参考资料表明他对外交的个人层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是外交官的典型,他们通常愿意批评别人尤其是外国人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却拒绝承认自己也在这么做。

总之,情绪显示人们对另一方作为谈判伙伴的可靠性、可信度和意气相投程度的看法。理解谈判中情绪的个人、政治和表演层面,对于理解外交中复杂的人类互动关系非常重要。此外,情绪和情感象征对外交接触有不成比例的影响,使某些形式的信息和沟通具有更大的分量。审慎研究访谈和口述历史,可以发现情感无意识的个人化,或揭示情感如何被归为对性格、谈判结果或某些目标的判断。性别规范下的预期行为也可能有力地影响外交官和领导人解释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行为和语言的看法。本文希望这种对情绪和情感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持续努力能够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新方法。

译者评述 

外交决策分析早已超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但在角色社会化等问题以及变量整合上的进展仍显有限。本文为个人情感与国家层面展演性情绪信号的互动关系勾勒出了三种具体的决策情境模式,对认知、意识形态、外交决策分析,特别是心理环境与操作环境的相关研究能够有所启发。作者择取的施动者案例则是中国学者尤为熟悉的基辛格对华外交,其中既涉及基辛格的失眠、对衬衫样式的抱怨等细节,也包括基辛格对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表达方式的使用,何时插入何种即兴语等内容分析。本文尤其对基辛格与黄华就印巴冲突的情报共享给出了以情感为方向的解释,但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依然值得在灵活反应战略以及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背景下作进一步考虑。

词汇整理

展演性的 Performative

具身体验 Embodied experience

过度认同 Overidentification

责编 | 董黛 陈想

排版 | 云琪布日 方引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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