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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高华鑫老师的《“革命”的多义性——思想史中的“丸山鲁迅”》一文。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在日本鲁迅学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其学术业绩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介绍，但高老师认为学界对丸山昇的研究尚未显现出其事业的全貌，如较少注意他与战后日本思想史语境的横向联系以及对其治学方法多进行静态的评述，而较少追溯其思想成长的轨迹。在高老师看来，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与日本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面对战后日本的历史语境，他试图扩充“政治”的内涵，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外部性”，从而更加历史化地理解中国革命。现实的紧张感促使丸山昇从鲁迅和中国的文学运动中寻求一种现实性的、重视历史“中间项”的政治力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在一种有别于“永远革命论”的内在脉络中理解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丸山昇的问题意识虽源自日本内部，却可以刺激我们对鲁迅与中国革命的思考。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感谢高华鑫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相关链接： “革命”的多义性——思想史中的“丸山鲁迅” 文 | 高华鑫 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名家，丸山昇的学术业绩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介绍。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丸山昇的名字或许会唤起一连串印象，比如“实证”的方法和作为“革命人”的鲁迅形象。但符号化的印象也会妨碍更深入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实证”方法并不能概括丸山昇的学术宗旨，而应视为某种具有针对性的策略。[1]近年来，学界对丸山昇的研究开始深化[2]，不过尚未呈现出其事业的全貌，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研究大多从日本鲁迅学的纵向谱系来看待丸山昇，而较少注意他与战后日本思想史语境的横向联系，例如内在于其研究的“战后民主主义”问题；另一方面，相关文章大多将丸山昇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学者，对其治学方法进行静态的评述，而较少追溯其思想成长的轨迹。  靳丛林、李明晖编著《日本鲁迅研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本文将重新梳理丸山昇的学术在具体历史状况中发展演变的过程。洪子诚先生曾指出，丸山昇的学术不是单纯“职业性”的研究，“在严谨论证中可以捕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这种“热度”究竟源出何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发掘丸山昇学术中的历史印记，追溯他的思考与时代的“共振”。 一、“共感”与“违和”：丸山昇的1950年代 丸山昇1931年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平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海军军人，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也曾经准备报考海军预科学校，但战争的结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3]1948年4月丸山昇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分配到第六志愿的汉语班。不久后日本实施学制改革，一高成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丸山昇由此升入东大中文科，受教于仓石武四郎、小野忍等老一辈中国研究者。[4]正如他自己所回顾的，在当时日本的文学青年中最有人气的是法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的选择主要是由于外因。但在大学期间，随着他的政治认同逐渐形成，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也产生了一种共鸣感。1948年日本全学联成立，开启了战后左翼学生运动的第一波高潮，丸山昇也参与其中，并加入了东大的共产党支部。对知识和精神自立的渴求、对学生运动的参与和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互相强化，偶然选择的中国文学研究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认同。 1951年丸山昇在街头声援左翼学者出隆的竞选活动时遭到逮捕拘留，1952年“五一事件”[5]后再次遭到拘留。这种与权力正面对抗的经验，深化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共鸣。在他当时的书信乃至庭审陈词中，他多次表示要学习战前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还将日本政府对学生的压迫类比于“三·一八惨案”，并援引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来鼓舞自己：“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6]他在拘留所撰写了以丁玲为研究对象的本科论文，其间每天上午读丁玲，下午则读资本论。由此可见，对于丸山昇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对象，更是一种精神资源。 与很多战后才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人一样，丸山昇此时的共鸣，与其说来自对中国文学的深入了解，不如说首先来自“新中国”这一现实存在本身。而由此出发，往往会把个体作家的实践理解为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之一环。丸山昇195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呐喊〉时期的鲁迅》就带有这样的痕迹，文章的一个主轴是鲁迅与民众的关系，例如先分析了《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对民众的“严厉”态度，继而讨论鲁迅如何反思自我的主体位置，超越对民众的失望和性急的批判，走向更贴近民众的立场[7]。在另一篇1958年的文章里，他认为《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和《阿长与〈山海经〉》等文章表现出“对民众固有的健全、健康的信赖”，与《呐喊》时期已经很不相同，还指出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对“阿长式的”民众不屑一顾。[8]换言之，丸山昇是从战后日本民主运动未能解决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出发，而支撑其理想中的民众形象的与其说是鲁迅作品本身，不如说更是中国革命后来的进程。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丸山昇常常在鲁迅的延长线上谈论赵树理。  丸山昇 在小野忍主编的《现代的中国文学》一书中，丸山昇撰写了“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时代”一章（1958），文中注目于赵树理笔下农民的“笑”，认为这种农民形象与阿Q式的农民尽管相似但又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与近代先觉者不同的另一种主体“觉醒”：个人不是先与集体分离以确立自我，而是越过这一阶段，在集体中直接走进新的天地。[9]后来丸山昇在1960年代中期为赵树理作品撰写解说时仍然延续了这一认识。在当时的日本这种见解或许不算新奇，因为赵树理作为与丁玲比肩的“人民文学”的代表，一度是日共系知识人学习“大众路线”的榜样，而在“国民文学”的讨论中又因为竹内好的阐释，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近代”的色彩。由于日本知识人对新中国的憧憬，鲁迅、赵树理、丁玲常被放在一种目的论式的精神运动的轨道上来理解，共同指向一个与日本不同的“近代”。正如丸山昇晚年所言，这种共同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战后日本人的“悔恨的共同体”（丸山真男语），基于对日本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的反思。[10] 然而，以政治热情为动力的学术，势必要在“立场”和“学理”之间维持某种危险的平衡。丸山昇在东京大学的鲁迅研究会中便有过此种体验。鲁迅研究会发轫于1952年，1953年发行的会刊《鲁迅研究》创刊号上刊登了新岛淳良的一篇文章，主张追求鲁迅的“姿态”（日文原文为“姿势”，大致相当于立场、态度）。新岛此文批判另一份同人刊物《黄沙》对日本的“五一事件”与鲁迅笔下的“三·一八”事件的类比，认为这种政治上的简单类比不足以把握鲁迅的“姿态”。到了1954年的《鲁迅研究》第八号上，围绕“姿态”的争论再次爆发，一名读者来信批判新岛淳良，并认为鲁迅研究会与现实斗争拉开距离是一种“堕落”，要求强化学术的政治主体性和党派立场。负责编务的尾上兼英和宅见晴海等认为需要认真接受这一批判，而新岛等另外几名会员则提出抗议，由此引发了研究会的分裂，以致尾上和宅见辞去编辑职务，宅见晴海甚至在不久后自杀。丸山昇正是在此后接手主持《鲁迅研究》的，他虽然不处于事件的中心，但也受到了某种冲击。木山英雄在为《丸山昇遗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详细考证了这一事件，指出争执的双方其实是在不同意义上关注“政治性”，其分歧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大，而丸山昇对这场争论持有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具体的研究成果才能让“姿态”不至于成为空论。[11]丸山昇在事件中的冷静态度，或许与他此前已体验过日共内部党派对立所造成的内耗有关。（丸山原本属于东大驹场占主流的“国际派”，后来该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丸山等通过提交自我批判才“恢复”党籍）总而言之，鲁迅研究会的这场风波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氛围，同时似乎也呈现了立场先行的学术的限度，并预示了日本中国研究界的分化。 事实上，正是在1950年代后期，日本中国研究的“精神共同体”开始瓦解。随着美国军事占领的结束、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和政治体制的稳定化，日本社会进入一个安定的时期，“不再是战后”的认识成为社会主流。而对日本左翼来说，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复活”，同时“社会主义”的现实也日益显现出多义性和复杂性。以1955年的六全协会议为标志，日本共产党重新走上议会政治道路，不再套用中国的革命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斯大林批判和同年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动摇了许多知识分子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心；不久后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中苏分歧的扩大，也都加速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立场的分化。由于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距离拉开，统一的中国文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解体，学者们开始各自朝不同方向摸索。  丸山昇《丸山昇遺文集》汲古書院2010年版 丸山昇曾回忆说，在中国反右运动开始时，他还不知道应怎样理解中国的动向，不过他对于匈牙利事件后中国的反应以及中苏论争时中国的论调都有所不满。[12]而比起这些政治事件，在现代文学领域的具体问题上他能够更清晰地将自己的“违和感”问题化。这一时期丸山昇曾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鲁迅论，以及战后日共系知识人（如鹿地亘、坂本德松、岛田政雄）对鲁迅的言说，认为他们只是把鲁迅变成解说马列主义的材料[13]。此外，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扬等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国防文学论争的再定性，也引发了他的怀疑，推动了他通过考证事实来重构历史的努力。 简言之，丸山昇学术生涯的早期，有一个从战后日本共有的“中国像”中逐渐独立出来，形成其自身思考路径的过程。而与此相关的是，他对上一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者竹内好也怀有“共感”与“违和”的双重经验。例如他在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时期，曾屡屡引用竹内好《现代中国论》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叙述，但又不满于竹内好对日本学生运动的评价。[14]此外，作为共产党员的丸山昇，在读到竹内好对日共的尖锐批判时也受到了冲击。当然，更核心的问题是竹内好对中日“近代”的把握方式。在此意义上，丸山昇早期的赵树理论中也很容易看出竹内好的影子：竹内好强调赵树理相对于“近代文学”的异质性，认为赵树理的文学不是将个体的人作为全体的对立物，而是创造出“个即全体”的未分化状态，从而超越了“近代文学”[15]；丸山昇对赵树理笔下农民形象的讨论，与此是颇为相似的。正如丸山昇后来所说，竹内好是“首先批判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然后作为相反的一极而设定中国”。[16]而丸山昇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终于发展出足以将竹内好相对化的方法论，形成了他自己对“政治”与“文学”的原理性思考。 二、196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 1965年，丸山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鲁迅，其文学与革命》，这也标志着学界所说的“丸山鲁迅”开始出现。关于此书，中日学界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评论，但还较少有人深入考察它与1960年代历史语境的深层联系。因此在进入这部著作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丸山昇对1960年代前期时代状况的把握方式。 1960年的安保斗争意味着1951年旧金山和约以来被搁置的问题再次爆发，日本人需要重新审视日本在冷战结构中的位置，它与美国和亚洲的关系；而从左翼运动内部来看，这场运动也加剧了新旧左翼的摩擦，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运动发生时，丸山昇虽然不像竹内好那样置身风波的中心，但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例如写于1960年的《中国研究者的战争责任》一文，就集中反映了他在安保斗争中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鲁迅，其文学与革命》日文版封面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将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同时生效的安保条约将日本嵌入美国的冷战体制之中。针对这一状况，“全面讲和”也就成为革新阵营1950年代以来的口号。因此在1960年的运动中，“全面讲和”“恢复中日外交关系”等问题也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世界》等杂志组织了多次相关座谈，5月至6月间日本作家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也推动了文坛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反思。丸山昇在1960年8月发表的《中国研究者的战争责任》一文（原为5月24日一场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引用了竹内好、实藤惠秀等中国研究者的议论，进而提出了自己对“战争责任”的看法。他强调，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能停留在含糊的“心情”层面，而要明确“政治的责任”：日本人民过去未能履行“阻止帝国主义者侵略行为的责任”，而想要弥补这一错误，也只能通过履行当下的政治责任来实现，所以对于安保斗争，“要贯彻其作为政治运动的性格”，即必须“证明不缔结安保条约才是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依赖于“对中国人民的赎罪感”，或“茫然的'中日友好’的氛围”，因为这种逻辑不足以获得政治上的动员力。同时，他指出中国研究者在学术上也必须建立“具有新的政治有效性”的方法。丸山昇批评了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后记中的自我反省，认为实藤对自己的“战争协力”的反思仍然停留在心情层面，其学术仍然基于个人“喜爱中国”的心情，而这种“没有党派性、仅以心情上的亲近感为支撑的学问”，“陷入战争协力也是很自然的事”。[17]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可能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心情”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因为战后日本革新阵营的“政治”恰恰有赖于“悔恨的共同体”这一“心情”的支撑，因此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心情”本身，而在于“心情”如何通过话语系统转化为“政治”。但是，丸山昇对空泛的“中日友好”的批评仍然是深刻的，他强调的“政治”与其说是“心情”的对立面，不如说是主观“心情”与外部现实的连结点，只有通过冷静的现实认识找到这种连结点，情感动力才能转化为具体而有效的行动。这种思路潜在地延续到《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一书里。 同一时期，丸山昇还提出了“政治的人”的说法。这一词语在1960年前后并不罕见，例如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这一时期就频繁言及“政治的人”与“性的人”的对立，他用“性的人”一词描述青年人苦于社会的封闭感，退缩在自我内部的状态，而“政治的人”意味着对现状的打破，对异化的自我的救治。[18]丸山昇与大江同样在1950年代前期的东京大学体验了学生运动的退潮，不过丸山昇对“政治的人”的谈论，还与对日本左翼文艺的反思有关。 在战后日本，对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思想的反思最先是由平野谦、荒正人等《近代文学》派批评家提起的，而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权威的瓦解，吉本隆明等新左翼批评家对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战后日共所提倡的“民主主义文学”展开了更激烈的攻击。作为日共党员和文学研究者，丸山昇对这些动向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思索，集中体现于1961年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藏原理论》一文。在战后初期的“文学与政治”论争中，平野谦等人试图用一种理想化的近代“个人”的主体性来弥补左翼文学之不足。丸山昇认为，这些批判是有意义的，但《近代文学》派批评家并未将问题继续深化，其话语模式也残留着以“人”的名义完全拒绝“政治”的可能性；而中野重治等日共作家过于简单的反驳，使问题被继续搁置。丸山昇进而指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有一种“等级式人性观”，在这一阶梯序列中“党”处于顶点，向下依次是党员、同路人和大众，最底部是变节者，而人的自我改造也就被视为一种单纯的“上升”过程，这样的人性观使文学运动丧失了本来的机能。为了重新梳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丸山昇集中探讨了长期以来在日共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藏原惟人文艺理论。他指出，藏原惟人的根本问题是认为左翼文艺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于是文艺的特殊性就仅仅是“形式”亦即表现手法上的问题了；藏原误以为“世界观”的“正确”就等同于人性的“新”，不理解文学追求新的“人之形象”（日文：人間像）的重要性。丸山昇进而比较了藏原惟人与鲁迅在谈论叶赛宁时的不同态度：藏原惟人以为只要习得“唯物史观”就能够告别叶赛宁这样的落伍者，但鲁迅并不如此轻信人的变革的可能性，而是更深刻地提出了“主体”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丸山昇将“政治的人”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课题。[19]  藏原惟人（1902—1991） 可以说，丸山昇针对既往左翼文艺运动对“政治”的狭隘理解，试图扩充“政治”的内涵。这种“政治的人”的想象植根于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既接续了战后日本的萨特式人道主义的传统，又与新左翼的各种“主体变革论”“异化论”话语相通。（事实上丸山昇此文明确提及，成为“政治的人”正是恢复“异化的自我”的途径）将“政治的”问题理解为“人的”问题，是日本与欧洲知识分子在冷战结构内部一种共通的抵抗，也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种重构，饶有意味的是，在这一点上日本的1960年代又与中国的1980年代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从这一视野出发，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中所说的“革命人”。正是通过对鲁迅的文学道路的重构，丸山昇将“政治的人”这一理念深化和具体化，凝结为“革命人”这一表述。而这种新的“鲁迅像”同时也将“竹内鲁迅”相对化，以一种1960年代的问题意识为“文学与政治”的旧命题赋予了新的结构。 三、“纯”与“杂”之间：从“文学者”到“革命人” 《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以评传式的笔法探索鲁迅的生命体验，前半部分追溯了鲁迅幼时至青年时期的经历，重点放在他留日回国后对辛亥革命的体验，后半部分则叙述了鲁迅在辛亥革命的“挫折”后，通过种种摸索最终重获新的“革命像”的过程。该书的特色在于把“革命”置于鲁迅生命体验的核心。不过，丸山昇所说的“革命”，正如他的“政治”一样，首先是“人”的问题。在日本鲁迅研究中，丸山昇较早地注目于鲁迅留日时期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等一系列论文，或许也是因为它们最直接地从本源意义上提起“人”的问题，亦即“使人成为人的生命力”的问题，而这又与现实的民族解放问题息息相关。丸山昇认为，对鲁迅而言“完全的人性只能在'反抗’'行动’的主体中得以实现”。[20]而鲁迅所体验的辛亥革命的“挫折”，本质上也就在于“立人”的失败，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这一挫折是“政治革命发生了，人们却不曾成为政治革命的主体”。[21] 这种以“人”为核心的革命观，包含着丸山昇对同时代中国主流的鲁迅论的批评。针对那种“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僵化鲁迅形象，他主张鲁迅的“革命”早在他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之前便开始了，而这种不能简单纳入“正统”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革命”，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色所在。丸山昇强调，对鲁迅而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某种组织或势力的距离、忠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他自身的问题”。对“革命”的这种广义化阐释，同时也意味着突破日本“文学与政治”的框架，在此意义上，是对竹内好努力的延续。竹内好的《鲁迅》提出了“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启蒙者鲁迅”的构造，而丸山昇借用这种说法，表示自己要追溯的是“革命人”鲁迅“不断生成文学者鲁迅的无限运动”。[22] 伊藤虎丸认为，丸山昇的“革命人”与竹内好的“文学者”其实有着共同的所指。[23]的确，竹内好和丸山昇都试图打破日本根深蒂固的文学与政治（革命）的二元对立框架，将两者解释为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但不能忽视的是，《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一书在继承竹内好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又对竹内好的框架发起了尖锐的挑战。“革命人”相对于“文学者”，并不是简单用一个称呼替代另一个称呼，背后有着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在竹内好的名作《鲁迅》中，对“革命”的探讨集中于《政治和文学》这一章。从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中，竹内总结出“永远革命”的观念，指出只有认为“革命尚未成功”的“永远革命者”才是真的革命者，他们不断以“永远革命”来“破弃”现在。但他没有以“永远革命”抹消孙中山与鲁迅的差别，而是进一步推演出政治与文学的矛盾运动。他从鲁迅的《革命文学》和《革命时代的文学》这两篇文章中提炼出使文学区别于政治的核心：“文学对政治是无力的”。然后他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因此与之交锋的也应该是行动。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这种行动，是通过对行动的异化才能成立的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产生文学的是政治，但文学却从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24] 竹内好和丸山昇都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为辩证法式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窥见黑格尔哲学在战时与战后日本的深刻影响。不过，与竹内好相比，丸山昇对于鲁迅解释的“哲学原理”化更为警惕。在1972年出版的《鲁迅与革命文学》中，丸山昇也承认了竹内好以来的“文学无力说”的意义，认为鲁迅“从不忘记思想与文学的非现实性，而反过来借此保持使思想与文学具有现实性的内在欲求”，这确实是一份宝贵遗产。问题在于： 但是当我们想把这份遗产化为己有时，困难在于，在将它形诸语言的瞬间，它就会固定化，让我们陷入一种错觉，好像提出思想和文学的“非现实性”本身就能保证什么似的，造成这种困难的便是包围着我们的精神风土。[25] 在丸山昇看来，竹内好尽管暴露了“'政治与文学’或'革命与文学’这种问题框架的日本式的歪曲”，但有时竹内自身“仍然囿于这种框架之中”。例如，竹内好说“鲁迅否定作为权威的无产阶级文学而走向左联，这样的运动在日本不会发生”时，丸山认为尽管这种认识本身是正确的，但当它成为日本学界的共通认识时，就会造成“鲁迅的'透彻的文学者之眼’、'看破一切虚伪的精神’这类一般化、抽象的议论的反复生产”。[26] 在先于《鲁迅与革命文学》所写的《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丸山昇对竹内好的批评尚未如此明确化，此时他针对的还不是竹内好本身，而是那些不自觉地将竹内好的观点固化、泛化从而回到旧有的“文学与政治”框架的日本知识人。例如在第三章里，围绕鲁迅何时加入光复会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尾崎秀树。尾崎秀树沿袭新岛淳良的推测，认为鲁迅应该在1903年去仙台以前就加入了光复会，而离开东京前往仙台意味着鲁迅对革命／政治的失望，他重回东京开始文学活动时应该已不是光复会成员。鲁迅当时对留学生团体的一些不满，被尾崎用作这种解释的注脚。丸山昇批判道，尾崎过于简单地把鲁迅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意见上升到对政治运动整体上的失望，这种论述沾染了太多“日本特色”。在后面一章里他也强调，理解鲁迅时不能把“个性”与“集体”机械对立，陷入“政治=对个性的无视、文学=个性的尊重”这种陈旧图式。[27]  竹内好（1908—1977） 不过，《鲁迅，其文学与革命》所超越的不只是竹内好观点的庸俗化变体，在更核心的问题上，它也实现了批判性的发展。竹内好明明解构了日本式的“文学与政治”框架，为什么还是会留下返回旧框架的可能性？问题也许不在于他所提炼的“原理”本身，而在于对“原理”的言说方式。为了寻求与日本相异的一种思想和文学的“原型”，竹内好要在鲁迅的生命中发现“一根回归轴”，而当他发现了这一点，将其命名为“回心”或者“文学的自觉”，这种“原型”就从鲁迅所面临的具体语境中超越出来，展开不断复归的精神自我运动。同时，由于“文学的自觉”才是竹内鲁迅的核心，而所谓“政治”终究只是在其对面设定的一极，随着“文学者”的原理化，“政治”也就变得抽象化、纯粹化，仅仅作为与文学组成的对立统一体的一面，失去其外部性。由此也就生成了不断追求自我纯粹化的“永远革命”意象，形成了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的“永远革命者”形象序列。 而对于丸山昇而言，这种“政治”或者“革命”终究是“文学的、太文学的”。如果说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提炼出“革命”的纯粹性，那么丸山昇眼中的“革命”，毋宁说是不可能“纯粹”，而终究是“杂”的。这种“杂”也可以说是政治相对于文学的“外部性”，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透彻的文学者之眼”一劳永逸地把握革命的全部内涵，革命总是更加复杂。而也正是革命的“杂”，使得具体的介入行动成为可能。竹内好虽然已经提出“文学是行动”，但在他描述的“文学者”不断自我纯粹化的对立统一运动中，“行动”只能被抽象描述为“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而无法提供从“文学者”主体内部跨到外部的契机，无法解释鲁迅对许多具体的甚至是琐细的现实问题的介入。而丸山昇重视的正是这种介入，是主体与发展中的复杂外部状况的一次次碰撞，正是在驳杂混乱的革命进程中，“革命人”才成长起来。 与竹内好《鲁迅》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以后的鲁迅不同，丸山昇用半部书的篇幅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前鲁迅的人生，这种评传式的写法呈现出鲁迅的行动和思想轨迹之“杂”，而这恰恰是与中国革命之“杂”相呼应的。例如，在解读写作《中国地质略论》时期的鲁迅时，他指出在鲁迅的文章中，“排他的爱故乡的心理、乡党意识与民族意识以未分化的状态共存”，而这种未分化状态正是当时留日学生界的普遍现象，在“杂多的动机与各种各样的构想”中共通的是“茫然的革命乃至改良的空气”，要看到鲁迅的思想在这种混沌中逐渐结晶形成的过程。[28]在这样描述鲁迅的同时，丸山昇其实也在叙述着辛亥革命乃至其后的革命史：中国革命何尝不是在“杂多的动机与各种各样的构想”中逐渐分化、结晶，曲折前进的？ 革命相对于文学的外部性，注定了“文学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规定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在丸山昇笔下，辛亥革命期间的鲁迅是高度外向化的，积极投身具体的事务，与竹内好所描述的“文学者”形象甚为不同；而革命的挫折，使鲁迅失去了介入外部现实的连结点，他不断感到自己是“过去的人”，将“现在”看成“过去的虚像”，《呐喊》正是这种苦涩摸索的产物。在丸山昇看来，连五四运动都没能将鲁迅从“过去的世界”中真正拉出来，但是，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却成为一个契机，让鲁迅不再作为“过去”的人，而是作为“现在”的人来行动。这不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比五四运动更重要，而是因为对鲁迅个人而言这场风波更加“及物”，斗争的敌手是极具体的人物，他的文章因而也比五四时的随感更直接地作用于现实。[29] 丸山昇进而指出鲁迅在介入女师大风潮的同一时期写作《野草》，这种“二重行为”有着深刻的意义，他对“激烈的恶魔般的”抽象化艺术世界的雕琢，与“对极为散文化的、具体的日常问题的默默介入”，“保持着一种危险的平衡”，这两个方向的力又互相强化： ……在这样温吞的现实中，他在自我内部培育着激烈的意象，这一方面是填补面对现实的行为所必然伴随的空虚，同时另一方面，内部进行的这种打熬观念的作业，反而又促使外在的行为愈发彻底地具体化。《野草》的独特性格，在于它的构造没有把对抽象、观念世界的冲动变成对现实的回避，毋宁说将其变成了使作者更具体地关涉于现实的发条，《野草》最大的独创性也正在这里……[30] 这样的解读，仿佛正是竹内好所说的“行动之中的”文学、“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的最生动的演绎，但同时又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使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可以被具体地理解。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应该承认，在《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中，丸山昇尚未完全脱离竹内好那种将鲁迅思想提炼为“原型”的方法论，特别是他描述“革命人”的一些论述，呈现出不亚于竹内好的抽象色彩。但整体看来，丸山昇已经有意识地规避过度“原理”化的论述，他强调，他的目的不是把鲁迅思想提炼为一种“原型”，而是刻画一位“紧贴中国近代的历史，亲身穿过一个个时间点上的课题的知识人”。[31]简言之，从竹内好的“文学者”到丸山昇的“革命人”，存在着决定性的方法论差异。对“文学与政治”命题的过度“原型”化的拒绝，便意味着超越不断“纯粹”化的“永远革命”观念，看到革命之“杂”，更加历史化地理解中国革命。“文学者”不能仅凭“自觉到无力”便通往政治，为了真正介入现实，需要具体的连结点，无数的中间项。而丸山昇的“实证”的思想意义也正在这里。这一思路在数年后的《鲁迅与革命文学》之中进一步明确化，而从外侧促动了这种思考的，恰恰是1960—1970年代日本的“永远革命”话语。 四、永远革命、文学主义与“中间项”的思想 《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出版后，哲学研究者竹内芳郎提出批评，认为丸山昇在“细枝末节的实证研究”上走得太深，主题不够清晰，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没有重视“作为现实行动的政治和非现实行动的文学的本质差别”。[32]而在丸山昇看来，竹内芳郎恰恰是把竹内好未能彻底破却的“文学与政治”框架重新固化了。《鲁迅与革命文学》一书正是以批判这种框架为出发点。丸山昇在书中用“状况论”一词来定位自己的研究，以区别于竹内好或竹内芳郎的“原理论”。他认为日本既往研究在理解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议论时，往往忽视了这种“状况论”的视角。基于这种问题意识，丸山昇重构了鲁迅在广东对国民党“清党”的体验，并考证了《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文艺和政治的歧路》的文本形成时间，强调鲁迅此时对“革命文学”的批判是针对“清党”后的状况，针对蒋介石政权及其御用文学，与后来“革命文学论战”时并不相同。虽然丸山昇的一些推测（例如对《革命时代的文学》修订稿的解释）难以完全证实，但他的总体判断应该说是准确的：鲁迅在广东谈“革命”和在上海谈“革命”时，面对的是不同的状况。丸山昇指出，如果忽视这种差异，只在一般化的“文学与政治（革命）”的框架中理解鲁迅的文章，就会退回日本的思维惯习之中。他强调，鲁迅关心的从来不是作为观念的革命，而是现实的革命，因此那种从《文艺和政治的歧路》中看出“永远革命”论者的鲁迅观点，离鲁迅本质是最远的。[33] 丸山昇将矛头指向“永远革命”观念，并非偶然。如前所述，竹内好在《鲁迅》中已经提炼出“永远革命”的主题。但是，丸山的批判针对的与其说是竹内好本身，毋宁说是那些没有充分理解竹内好中国论的复杂性，而只是延续了其“文学主义”色彩的日本知识人的中国革命观。这种观念又集中体现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日本知识人对中国的现状认识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丸山昇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以“今川元”“平井彻”等笔名在日本共产党的《赤旗》《前卫》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如此直接地、高密度地介入政治争论，在丸山昇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是少见的，这反映出了他当时的某种紧迫感。这类政论具有色彩鲜明的党派性，但又不能仅仅视为对日共官方意见的代言，而是立足于丸山昇的独立思考。例如，丸山昇列举并批评了竹内芳郎、高桥和巳、菊地昌典、藤村俊郎等众多知识人的中国认识（例如从当时的中国看到“永远革命”的理念、“消灭分工”的尝试以及超越官僚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实践等）。丸山昇认为，这类认识带有幻想成分，其根本原因是随着1950年代中期以来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暴露出各种问题，以及日本的“管理社会”化，一些日本人希望从中国找到答案。[34]基于对苏联和日共的批判，当时的日本新左翼否定“前卫”政党的“代行主义”，不再相信政党的组织机构能够代理、代言人民的意志，进而要求“直接民主”和“直接行动”，并从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寻得理论资源，而同时代的中国则仿佛从实践上提供了这种“继续革命”的范例。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对代理、代言（representation）的反思是西方和日本后现代左翼思想的重要贡献，1960年代的激进言论可以说开其先声。但是理论并不能代替对现状的认识。丸山昇并不否定“68年”前后这股新左翼浪潮的意义，但他更关注脱离现实的革命幻想的危险性。在评论当时日本的学生运动时，他也强调不能把现实的运动当成某种原则、理念的自我运动，如果因为幻灭于“前卫”，就寄希望于新的幻想，只会陷入幻想与幻灭的反复循环。[35]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丸山昇的深刻之处还在于看到这种问题背后的历史延续性，并由此反思中日在“革命”历史体验上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鲁迅与革命文学》受到了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启发。丸山真男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给日本文学带来冲击，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输入进来，深刻动摇了日本文学的自律性。而正是这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也决定了日本对“革命”的理解。丸山昇在引用丸山真男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知性的权威”，“第一次将'革命’的课题带进日本思想史”，这也使得日本知识人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把握“革命”，革命就意味着对一套思想体系的接受；但是中国的情况极为不同，就鲁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输入之前，他已通过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体验，将革命作为“开辟现实的事业”而非“观念”来把握。[36]怎样才是将革命作为“开辟现实的事业”来把握呢？在丸山昇看来，鲁迅从“革命文学”论战到参与建立左联的过程就是一种范例。 此事并非日本人经常以为的那样，是由于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年轻人们作为革命家或革命文学者都是冒牌货，所以鲁迅不信任他们，而后来柔石、瞿秋白等真正的革命家或革命文学者出现了，得到了鲁迅的信任。所谓冒牌货（ニセモノ），总是要以真品（ホンモノ）的存在为前提，而这种思维会通向“要么是一切，要么就是无”的思维方式。从这种思维出发，一旦对最初以为是真品的东西感到幻灭，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真品，再幻灭了又会去继续寻找，永远无法走出这种循环。对鲁迅而言，能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家、革命文学者的人是不会那么简单地出现的，这毋宁说是自明的前提。[37] 这样的论述典型地体现了丸山昇对自我纯粹化的“永远革命”的拒斥，他力图超越这种观念（同时也就是超越日本的“文学与革命”框架）来把握鲁迅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鲁迅与革命文学》肯定了李初梨、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的历史意义：与鲁迅一样，他们也面对着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语境，相比于以前模糊的、带有国民革命意识形态性格的种种“革命文学”论，他们提出明快的阶级论来裁断现实，对应新的革命阶段，虽然简单粗暴，但新思想的确立总要经历这种分化、切割的过程。不过，新的思想要真正转化为实践，又必须与历史经验碰撞，重新落脚到现实中。在丸山昇看来，冯乃超、李初梨与影响了他们的福本和夫一样，都是要和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分离，确立无产阶级的运动主体，但他们也都没有对此前的革命运动的切身体验；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幸运”之处在于，鲁迅、茅盾等有着国民革命体验的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发生了碰撞，促成了左翼文学的深化。[38]  鲁迅（1881—1936） 在阐述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丸山昇进一步提出了“中间项”的概念。他认为在1920年代末鲁迅的眼中，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想，包括新输入的马克思主义，都还缺乏真正撼动现实的力量，因为“思想为了推动现实，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究极目标，更需要连接目标与现实的无数中间项”。“在实际的现场，比起究极的目标，思想更多地是通过这些中间项来显现于人们眼前，并受到试炼。”[39]他强调，鲁迅所探寻的并不是任何作为灵丹妙药的“真理”，而是具体的推动现实的“中间项”，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与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走近，与他曾经批判的“革命文学”论者们结成统一战线，共同组建了左联。在丸山看来，这才是日本文学运动应该从鲁迅处学习的战斗方式，而日本的论者总是强调鲁迅与“革命文学”的对立，停留在根深蒂固的“文学与政治”框架中。 丸山昇有时将这种“文学与政治”框架内的鲁迅论称为“文学主义”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批评新左翼政治言说时，也使用过“文学主义”一词。在1972年的一篇文章中，丸山表示他正在重读马克思主义学者户坂润1930年代的文章。在19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瓦解后（所谓的“文艺复兴期”），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反动，日本文坛出现了强调非理性因素的文学潮流，户坂润将其归纳为“文学主义”而加以批判。丸山昇指出，户坂润当年批判的“文学主义”，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思想状况中竟然复活了，日本新左翼关于学生运动和“文革”的言说，往往也是“动员表象以取代概念，以文学表现取代科学分析”，依赖于“反语”“悖论”式的修辞。[40]由此可见，“文学主义”在日本的战前与战后具有一种连续性，植根于日本近代历史。或者可以说，其中包含一个“1930年代的问题”。 在《鲁迅与革命文学》中，丸山昇已经指出，“文学与政治”问题在昭和知识人精神史中的重量，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相关，而日本左翼运动中的“文学—政治”关系，在运动崩溃以后延续到战时的另一种“文学—政治”关系之中。他强调，正是由于经历过这种痛苦体验，才有了战后对“文学与政治”的反思，而竹内好的《鲁迅》也正是与战时的“政治”对决的产物。[41]在这里，他已经触及了“文学主义”的“起源”。而如果借鉴《鲁迅与革命文学》多次引用的丸山真男的文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轮廓。  丸山真男（1914—1996） 丸山真男在《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包含对欧洲近代泛理性主义的批判，然而在日本的接受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却成为近代“理性”本身的象征。“近代欧洲起源不同的、在各种逻辑组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要素，被浓缩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塞进艺术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它们的'综合象征’发挥了作用。”而昭和文学史的悲喜剧正是由此开始的。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接受方式，在无产阶级文学家那里，“政治”被等同于“理论”，“'政治’的表象上升为政治的整体性”，“大政治”（如全国、国际的阶级斗争）“与日常政治的完全对应关系是预先假定好的”，结果“政治的大目标便取代了政治过程本身的定义”。而被左翼的理论／政治所排斥的非理性因素，则在左翼运动崩溃后的复归，呈现为“文学主义”。这些文学家拒绝左翼的理论／政治／科学，一味在非理性中探索文学中人的问题，而这使得他们面对另一种“政治”——军国主义的“非理性”政治时，丧失了批判的原理。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提出的“决断”这一问题。丸山真男认为，当左翼政治变成“普遍主义理论”，“事先便设定了普遍的理论与普遍的现实”相对应，认为“正确的实践”只能来自理论，那么“人格的决断”便会被还原为世界观、阶级利益等一般性的东西，而“以自己的责任为代价去把握和操纵现状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被这样的理论／政治彻底排除的，正是政治中重要的“决断”问题：“在规则概括不了的非理性问题上孤注一掷，这种赌博行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责任为赌注的”。而当这种政治中的“直观”“赌博”的要素绝对化、自我目的化，就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中的决断”）。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治之反动的“文艺复兴”期之所以通向战时体制，也与此有关。从这一角度，丸山真男指出了“文学主义者”小林秀雄的悲剧：他对左翼的“理性”政治有着敏锐的批评，然而面对战争时，他选择了越过理性的“决断”：“既然开战，就要打赢”。[42] 丸山真男此文并未提及竹内好，但小林秀雄的悲喜剧同样发生在竹内好身上。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竹内好面对日本对美开战这一“决断”激动地写道：“历史被创造出来了！”“历史往往是由一个行为所决定的。”[43]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竹内好的这一“决意”与其“回心”“永远革命”的概念相通，追求的是“在近代历史紧张的瞬间成为主体性的自我”[44]，而竹内好所谓的“徒手握住火焰”创造历史的行为，也正是丸山真男所说的“决断”“赌博”。在这里，可以窥见昭和“文学主义者”的宿命。   图左：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图右：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日文版封面 当然，谈到竹内好的战争观，便无法绕过“近代的超克”。这一问题相关研究甚多，此处也无暇展开探讨，但可以指出的是，“文学主义”在战后日本的绵延不绝，正与一种“反近代”的思想谱系相关。竹内好将日本马克思主义也作为一种模仿西方的“近代主义”来批判，这固然立足于他自己的“亚洲”认识，但同时也受制于历史传统：正如丸山真男所说，日本确实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理性的一种“综合象征”来接受的。对这种“近代”的反动延续到了战后，并在新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含义：由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所以“战后民主主义”也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缺乏民族主体性的对西方“近代”的模仿。在这种语境中，竹内好对中国革命的解释被广泛接受。 思想史研究者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一书中，以1955年为界，将日本的战后分为“两个战后”，认为在“第二个战后”，“近代化”已不是需要追求的理想，而是既存秩序，历史体验的差异使得年轻一代不再理解老一代知识人的“悔恨的共同体”，不再理解他们的“近代”和“战后民主主义”理念，而是视为既成现实，作为反叛、攻击的对象。反讽的是，竹内好本来是“悔恨的共同体”的一员，但后来者在延续其“反近代的近代”的中国观时，并未充分继承其言论背后的历史体验。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在1972年《鲁迅与革命文学》出版后的座谈会上，丸山昇承认书中包含一些与鲁迅并非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例如“大正民主”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与继承的问题。丸山昇对当时日本新旧左翼之间的断裂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他在阐述鲁迅、茅盾与年轻一代左翼文人的碰撞与联合时，也特意提及了日本关于“战后民主主义”评价的纷争，希望对立的双方能够学习中国的统一战线经验，在相互批判中深化各自的思想。[45]而作为中国研究者，他看到了“反近代的近代”中国观的局限性，特别是当这种认识上升为“永远革命”理念的时候。在当时日本的学生运动中，既可以看见“文学主义”的决断／赌博，又可以看见“大政治”与现实政治过程的脱节。现实的紧张感推动了丸山昇的思考，促使他从鲁迅和中国的文学运动中寻求一种真正具有现实性的、重视历史“中间项”的政治力学。这种问题意识或许如丸山所承认的，是从日本内部出发，但未尝不能刺激我们对鲁迅与中国革命的思考。 余 论 1970年代以降，丸山昇继续深化对中国1930年代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展开系统性的探讨。这些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艺问题的思考，很多是建立在他此前的鲁迅论的延长线上，特别是重申了“中间项”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丸山昇并未把鲁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神话化，例如在《“福建革命”与鲁迅》一文中，他参照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学界未能与1933年“闽变”后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时联合，或许是一种遗憾。他分析道，鲁迅当时对福建政府的不信任，是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李济深等福建政府核心人物在广东的“清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中共中央当时对福建政府的认识，则如后来的《决议》所批评的，是基于王明路线，然而两者恰恰结论一致。丸山昇由此总结说：任何集体、组织、路线都建立在构成者的个人体验之上，但后者又不能直接保证前者的正确；在这种问题上以文学对置于政治，赞叹“文学者的洞察力”是无济于事的。[46]正如他在《鲁迅与革命文学》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内含“中间项”的原则，但它面对现实的有效性并无先验的保证，必须不断获得适应现实的形态。[47]丸山昇的种种探索，似乎也向我们重新提示了“鲁迅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的生命力。 注释： [1]参见高远东《纪念丸山昇先生——关于他及当代中国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2]代表性的研究有李明晖《论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以及靳丛林、李明晖编著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六、七章等。 [3]丸山昇：《回想——中国·魯迅五十年》，《丸山昇遺文集》第3卷，汲古書院2010年版，第576页。 [4]丸山昇：《中華人民共和国50年と私》，《丸山昇遺文集》第3卷，汲古書院2010年版，第549页。 [5]1952年5月1日劳动节当天，东京的左翼示威队伍与警察在皇宫附近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参与游行的二百余人被检方起诉，直到1972年，被告人中的大多数才被宣告无罪。 [6]丸山昇：《歴史の証言》，《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45页。 [7]参见丸山昇《「吶喊」の時期における魯迅》，《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110、135页。 [8]丸山昇：《魯迅（人と作品·新しい視点）》，《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197~198页。 [9]丸山昇：《抗日戦争と革命戦争の時代》，《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172页。 [10]丸山昇：《战后五十年》，《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11]关于鲁迅研究会的这一事件，参见木山英雄《代序（二）》（《丸山昇遺文集》第2卷，第1~18页）及《代序（続完）》（《丸山昇遺文集》第3卷，第1~23页）。 [12]丸山昇：《あとがき》，《「文革」の軌跡と中国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13]参见《「吶喊」の時期における魯迅》以及《どんなものを読めばよいか——日本における魯迅》，《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67~68、143~144页。 [14]丸山昇：《竹内好氏を乗り越える道——「現代中国論」をよんで》，《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7~10页。 [15]竹内好：《趙樹理文学の新しさ》，《竹内好全集》第3卷，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238~239页。 [16]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7]丸山昇：《中国研究者の戦争責任》，《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256~259页。 [18]参见大江健三郎「われらの性の世界」，《厳粛な綱渡り》，文藝春秋1965年版，第233页。 [19]丸山昇：《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と蔵原理論》，《丸山昇遺文集》第1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288~298、304~305页。 [20][22][27][28][29][30][31]丸山昇：《魯迅その文学と革命》，平凡社1965年版，第89，109，48~51、60~62，44~48，168、185，192，81页。 [21]李明晖：《论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3页。 [23]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5页。 [24]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4页。 [25][26][32][33][36][37][38][39][41][45][47]丸山昇：《魯迅と革命文学》，紀伊國屋書店1994年版，第150，121，121，24~25、63~64，124~129，154~155，106~109，151，124~125，109，153页。 [34]丸山昇：《「文革」賛美論のイデオロギー的性格》，《「文革」の軌跡と中国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45~50页。 [35]丸山昇：《大学·倫理·政治》，《丸山昇遺文集》第2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39页。 [40]丸山昇：《戸坂潤の文学主義批判》，《「文革」の軌跡と中国研究》，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15页。 [42]参见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二章，宋益民、吴晓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3]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5、167页。 [44]韩琛：《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6]丸山昇：《「福建革命」と魯迅》，《丸山昇遺文集》第2卷，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71~7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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