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田兆元 | 论《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一）

seawn 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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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楚辞》神话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继承古代神话精神，又开创新神话主题，呈现出新陈代谢的活泼局面。文章指出，引起《楚辞》神话的新变有三大重要因素：一，人的整体觉醒使神灵世俗化，神话从此唱起生命恋曲；二，民族精神的成长使神话在文化冲突中占据突出地位，《楚辞》神话的许多重要篇章都是面对异族神话挑战的应战，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三，个性人格的成长，冲破了神话固有的属于集体的属性、民族性与个性人格的交织，使《楚辞》神话走向全新境界。《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过程加深了我们对神话发展规律的认识。

《楚辞》神话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在它诞生的年代，中国早已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当时的楚国已经历过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鼎盛期，揖别茹毛饮血的年代已久，古老的神话已在楚地长期流传。楚人所作《山海经》中的神话诸多内容显然比《楚辞》神话更为原始。然而正如弗兰茨·博厄斯所言：“好象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再被打碎，以便从碎片中建立起新世界。”没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神话体系能成为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民族都能普遍认同的终极存在。《山海经》神话虽然是《楚辞》神话的源头，但两者的面貌大不一样。在新的环境中，楚神话发生了巨变，《山海经》神话已经解体，《楚辞》神话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楚辞》诞生的年代，中原地区诸子理性学说广为传播，怪诞的神话受到怀疑和排斥。各派学说的次第传入或许就产生在楚国大地，使得楚国古老的神话遭到了冲击。神的尊崇地位遭到怀疑，而人是世界主宰力量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故神的狰狞面目发生了变化。《楚辞》中的神一改其狰狞而变成了多情的世俗男女，这是旧神话演变为新神话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诸子学说理性精神传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异族神话，那些与楚人的民族习俗与精神崇拜迥异的神的故事在楚人的心中引起了强烈震荡，不同的文化观念在神话领域里展开了异常尖锐的冲突，于是楚神话不得不改变姿态与异族神话展开决战，使神的面目又为之一变。

人的地位的提高进而出现个性人格的确立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在北方有孟子的“大丈夫”形象，南方的屈原则是从民族的神话原型中提炼其精神因素作为个性人格动力，于是，民族神活原型向个性人格的转移在《楚辞》中留下了清晰的足印，个人意志改变了神话的原貌。

《楚辞》神话是一个流动的系列，呈现出新陈代谢的活泼局面。人的地位提高，改变了神的面貌；文化冲突，引起了神话的重建；而个性人格的确立，又使神话再次发生变化。这就是《楚辞)神话流变的基本线索。

这是《山海经》里的四方神：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西龙。

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显然，这些是原始神话，人实际上受着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灵奴役，这是人的不自信。人们对自然的恐怖转为对自然的崇拜是这类神话产生的原因。神是人的对立物，离开了对它们的崇拜，则唯恐灾祸降临，故对山、海诸神隆加祭祀，《山海经》里广泛记载了这种对神的祭典。

初始的神是人的异类，故其形态行为与人迥异。那些怪模怪样的神，如鸟首龙身、龙首鸟身、乌身龙首之类，身上存在着神秘的力量，有些神物一出现便会认为天大旱或战祸将至，人们除了以礼币牲畜祭祀以祈其恩赐外则一筹莫展。此时，人在神的统治下抬不起头来。

在《山海经》里，神的形象都是怪诞的。后世美丽的西王母的神话原型是：“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西王母其状若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西次三经》）。这简直就是一个母夜叉，一个威胁人的生存的恶魔。即便是后世传为人王的一些人物，《山海经》里都赋予他们种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如启，后传为夏朝开国君主，但《大荒西经》却是这样写他的：“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这不象人间的帝王，倒似一个神巫，往来于天人之间。

对《山海经》是否楚人著作学术界颇有争议，但不管它是何人所作，它先于《楚辞》并影响《楚辞》却是不可动摇的事实。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流传下来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昆仑系统，一个是蓬莱系统。《山海经》是昆仑神话的有系统的记载。《楚辞》神话接受了昆仑神话。《山海经》与《楚辞》的渊源关系，王逸以下，代有所述。《楚辞》神话承袭《山海经》之处历历可见。如前引夏后启窃《九辩》《九歌》事，《楚辞》有述。《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又《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与《山海经》所载一脉相承。《山海经》与《楚辞》的神话在内容上的关联，竟使得有的人如朱嘉等本末倒置地把《山海经》说成是“缘《天问》而作”，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楚神话的源流。

《楚辞》神话毕竟已非《山海经》神话。《楚辞》中，神仙除了还有《山海经》中残留的脚下所乘的龙以外，那些兽身人面的怪模样不见了。请看《九歌》诸神：

湘君——美要眇兮宜修；

湘夫人——目眇眇兮怨予；

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这与其说是天界神灵，不如说是人间美女。昔日神灵们的狰狞面目一变为窈窕淑女，竟然同凡人眉目传情。实际上《九歌》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人神交往的和谐的图画，与其说人们在娱神祈福，不如说是自娱。《东君》向我们展示了一次隆重的祭神场面：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緪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

这里已明白地说，不仅是娱神，而且“娱人”。看热闹的人被动人的歌声和舞姿迷惑住了，竟然忘了归去。巫女们的神态把他们弄得想入非非。在许多诗篇里，神不再那么凛然不可亲近，相反，他们跟人一样耐不住寂寞，尤其是性爱的困惑，这样神实际上变成了人。

楚民性格不象北方豪迈爽直，大多深沉忧郁，这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表现尤其明显。《诗》三百篇中，一越过江、汉，则格调一变。恋爱总是情深谊长而忧思绵绵。美人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徒留下无限的哀怨。除《河伯》一篇外，《九歌》所述的神的爱情故事多是悲剧，有无限的离愁别绪、无尽的相思，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山鬼有一段著名的内心独白：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这是最动人的爱情诗章之一。实际上不是什么鬼神之恋，而是描绘一个山中的女子一次赴约会，由于情人的失约带来的巨大的内心痛苦。可见《楚辞》神的爱情故事正是楚人爱情生活的写照。神灵的人情化、世俗化，是《楚辞》神话与旧神话的一个重大区别。

神的新变与人的自我地位逐渐提高密切相关。长期对自然的观察和斗争与社会实践，使人们对神的力量发生了怀疑，并且越来越发现，主宰人生的终究是自己。福祸不全是天意所致，而是因为人自身的行为。故自春秋以来，轻神重民的思想不断抬头。这在《左传》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如桓公六年，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僖公五年，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人们由重人轻神，进一步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僖公十六年，叔兴说：“吉凶由人。”襄公二十三年，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这样，“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好坏不在鬼神的威灵，鬼神的作用实际上被否定了”。这种普遍的思潮在楚地也有强烈反响。老子的著作便给人与天地、与道并提的崇高地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楚哲人的这段论述，对思想史上人的问题的探讨具有深远意义。神威已经消失，神的狰狞面目也就随之逝去，而代之以人身。

既然神的地位逐渐衰弱，为何湘、沅间的祭神之风仍盛行不衰呢？这是因为，祭神作为一种仪式，它会因功能的改变而贯注新的内容使仪式的生命长存，但娱神祈福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娱人的成分加强，这就是楚俗好祠的原因所在。楚不象北方把祭祀活动主要局限在庙堂，而推广于广大民间，这便大大地增强了神的世俗性，使其失去庄重典雅的特征，有如凡夫俗子，喜怒哀乐之情齐备。人们对神由恐惧转为亲媚，于是祭神仪式的功能大大扩张。人们除了表达对神的礼赞，祈求获得福助的目的外，参加祭神活动又有了新的动机。一者可欣赏娱神的歌舞与音乐。除《东君》的描述外，《礼魂》也展现了祭神时歌舞齐作的盛况：“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客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那里芳春满堂，美女如云，歌声悠扬，舞姿动人，观者可获得视听的感官享受，人们把敬神与自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二者祭神活动也是一次社会活动，男女借此发展爱情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在那里，没有礼教的束缚，人们自由地表达和歌唱爱情，风气之盛以至神灵也染此习性。《九歌》之神，十有八九要谈情说爱，或与人，或与神，缠绵俳恻，一如凡人。故祭神之会也犹如《诗经·溱洧》所记的一次男女大联欢。此时，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一齐坠入情网，祭神实质上变成了一次人际心灵大沟通。

神变成了人，祭神活动变成了自娱活动，是人的自主性的逐渐确立在神话中的投影。《楚辞》神话的这一变化，展示了中国神话发展的新趋向。《楚辞》以后，神越来越世俗化，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王母的“豹尾暴齿”的凶悍之象在《楚辞》里已了无痕迹。西王母由丑渐变为美。在《穆天子传》里，她已口诵诗文，彬彬有礼；《汉武故事》中，西王母见武帝，竟“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到《汉武内传》则又一变，美貌不亚观音：“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褡䙱，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天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璚凤文之鸟。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西王母演变中由神变人，人神交往的过程，正是循着《楚辞》指引的方向前进的。武帝与西王母的交往乃为请不死之药，乞望长生，表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对人生的留恋。而在《九歌·大司命》篇中就已流露出这种情绪来了：“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为了生命的延续而亲近司命神可为后世神话求长生的先声。热爱生命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象汉武求见西王母之类的故事，代表了人类的愿望。诚然，这类神话显示出个人主义的膨胀，但在当时，个人主义的出现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我们不能总是把简朴的原始神话视若珍宝，而把人类精神的合逻辑的进步视为垃圾。人们尊重个体感性生命，正是重视人本身，是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