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為中心

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

──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為中心

陳以愛*

一、從傅斯年的兩封佚函說起

　　1920-1930年代中國學術界經歷了一場「從疑古到重建」的思想轉折，其發生的原委、過程及其意義，經杜正勝、王汎森、余英時等先生為文探討，已成為近代中國學術史的常識。杜、王、余先生撰寫的主要文章，其篇目如下：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上述文章幾乎都聚焦在胡適、顧頡剛、傅斯年三人的學術思想交涉，特別關注傅斯年在思想上的變化，到頭來是如何反過來影響了胡適，走出了與顧頡剛的不一樣的道路。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勾勒出近代學術演進的重要線索，揭示出若干重要事實，可惜卻未能充分正視王國維在其中所起的絕大作用，未能意識到王國維的著作在這個史學轉折中所發揮的影響力。本文想要彌補上述缺憾，著重探討及論證傅斯年思想變化的過程，以勾勒王國維與傅斯年在思想上的關連性。

      要探索學者的思想淵源及其影響，一向是不容易的事，卻又異常重要，也總是引起人們好奇。整理傅斯年檔案的王汎森指出：

　  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除了早年的一篇書評外，從未專文討論過王國維，這就使得後人要考索這一層因緣變得相當困難。[1]

王汎森指出史語所藏傅斯年藏書中的眉批，為考索王、傅的思想關係提供線索，也確實揭示了王、傅思想的關連性。但若細讀傅斯年的文稿、傳記資料，還可以從中找到傅斯年深受王國維影響的痕跡。本文試圖結合新舊材料，以微觀的歷史考證，重建1926-1928年傅斯年思想變化的歷史，以期說明王國維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

      最近十餘年來學者對傅斯年史學思想所作的研究成果，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所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及刊佈有直接關係。學者爬梳傅檔的書信、文稿、藏書批註，對照早前出版的傅氏著作，對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形成及轉折有了深入的認識。前幾年刊佈的寫於1926年的兩封傅斯年佚函，則使人意識到傅斯年古史觀的轉變，從疑古轉向重建古史，不始於殷墟發掘以後，而是在更早時期。傅斯年古史觀的轉變，則與王國維的研究成績有相當關係。下面先摘錄這兩封傅斯年佚函，進而探索傅斯年史學觀的形塑，考察王國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2009年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收錄了寫於1926年11月9日的傅斯年信函。2011年，此函又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印行的《傅斯年遺札》。這封信寫於傅斯年從歐洲返抵國門後十天。傅斯年從上海寄南京函告老友羅家倫，說他不就清華之聘，理由是：

　　　到清華本無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處我畏王靜庵君，梁〔啟超〕非我所畏，陳〔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2]

傅斯年這句話透露出來的對王國維的敬畏之情，是令人驚訝的。而且，信函的寫作日期也令人驚訝。這時傅斯年尚未正式展開他的學術道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猶未創建。傅斯年對王國維既表示出如許景仰之情，那麼王國維的著述是否在他古史觀的形塑過程中，發揮了怎樣重大的作用？

　  傅斯年上函寫成後五天，1926年11月14日有第二函給羅家倫，回覆羅家倫的演講邀約。他在信上簡述其對漢學研究的看法：

　　茲已想定兩個可以說的題目：

一，漢學之進步與其所用材料之關係。（此lecture必provoke些人）

(1)  漢學之進步是少數專業者手中的事，其豐長的進步，必在大家不復「以讀些舊書為助成其某種生活狀態」之後。

(2)  豐長的發展，每靠從新方面得材料，或用材料，舉多例。

(3)  以新成就破遺傳的題目。

(4)  以新材料創有開拓力量的新題目。

二，論歷史不是由事實抽結論的學問，此中論歷史無law，而有shape，我想還很original。[3]

上述第一點，已見兩年後他執筆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史語所工作之旨趣〉）之芻形。這時傅斯年的觀點是：「漢學進步」與「新材料」有密切關係。而我們不難發現到，這樣的研究取徑不僅是歐洲漢學家著作之特色，更鮮明地具體呈現在王國維的研究論著中。尤其是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成果，運用殷墟出土的新材料，對經史問題作出劃時代的貢獻。那麼傅斯年是否已讀過王國維的古史論著？閱讀王著的結果是否對他的思想轉向起了關鍵性作用？

　　想要瞭解這些問題的答案，先需要回顧1926年傅斯年歸國前，乃至於在更早的時段，他的古史觀是甚麼？王國維著作進入他的視野大約在甚麼時候？他是否接受王國維的影響而改變了他的古史觀？下面擬先以北大時期及遊歐時期的傅斯年作為中心，考察傅氏早期史學思想之內涵及轉變歷程。

二、北大時期及歐遊時期傅斯年的古史觀

王汎森、杜正勝的研究指出，北大時期的傅斯年有濃厚的疑古傾向。傅斯年在《新潮》發表的〈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即稱東周以前為「傳疑時代」，指「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4]推崇《史記志疑》等疑偽之書的價值，大發疑古之論：

　與其過而信之也，毋寧過而疑之。

　中國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當信，此書獨能疑所不當疑。無論所疑諸端，條理畢張，即此敢於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範後昆〔世〕矣。[5]

這時的傅斯年是一位疑古論者，極力歌頌「敢於自信，不輕信古人」的精神，強調「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6]杜正勝指出，傅斯年甚至可能還影響了他的老師胡適。胡適的名言：「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很可能是脫貽自傅斯年「與其過而信之也，毋寧過而疑之」，其言甚確。[7]

當傅斯年就讀北大，王國維已經開始了他的古史新證之研究。1917年，王國維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這三篇劃時代作品。不過，因印數寡少，流通未廣，一時未進入北大師生視野。[8]就如王汎森指出：

〈殷周制度論〉于公元1917年發表時，在北大中文系讀書的傅斯年顯然并未注意。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從未提到過。[9]

「從未提到」雖不宜直接推論出「並未注意」的結論，惟從各種資料綜合來看，傅斯年這時確未接觸王國維的古史論。他對王國維的印象，大約停留在王國維是《宋元戲曲考》的作者，一位受過西學啟迪的傑出當代學人。

1920年傅斯年赴歐以後，一開始是注意心理學、自然科學。[10]他後來說自己「多年不讀中國書」，並不全是謙詞。歐洲與中國的地理距離，也使他對王國維在國內聲譽日隆的情形，不可能完全清楚。不過，來自中國絡繹不絕的訪客，乃至舊日同窗顧頡剛「累次的寄信與著作」，[11]使他可以略知國內學界動態。當時留歐學生對國內情形普遍關心，更加上傅斯年與顧頡剛的深厚交誼，使他在「古史辨」興起之後，很可就得悉了論戰內容。

的確，促使傅斯年開始思考古史問題者，正是老友顧頡剛所掀起的古史論戰。[12]傅斯年〈與顧頡剛函〉：

　　　我這幾年到歐洲，……承你屢次的寄信與著作……。我看見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讀書雜誌》9、10、11、12、14（13號未見過，14號後也未見過）所登的。[13]

顧頡剛寄去的《讀書雜誌》第9期，即「古史辨」掀起的開端，在1923年5月出版。據傅斯年說，他讀過這幾期刊物後，一度「發憤想寫一大篇參加論戰」，闡述自己「如泉湧的意思」，可見興味之濃。只因「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復原狀態。」[14]但可以大致推想：1923年以後，古史問題就不時在傅斯年腦中盤旋，使他開始留意這方面的議論。

近年刊佈的《顧頡剛書信集》，收錄一封1924年5月10日顧頡剛致友人函，提到傅斯年對顧頡剛的評論：

　有一位新從英國回來、現任北大經濟學教授的劉光一先生，他對我說：　「孟真在英國時常稱道你，說你的學問成就了。他說：『我們何必出洋讀書，我們出洋的成就還不敵頡剛的在國內呢。』」孟真的稱道我真是不絕於口的，上月子水寫信來，說：「你辨論古史的文章，孟真和我讀了都歡喜讚歎的了不得。孟真說：「這一定成了討論古史的中心問題。」[15]

可見最遲在1924年，傅斯年就對顧頡剛的「古史辨」相當瞭解。1930年1月傅斯年發表的〈論所謂五等爵〉，也說他思考古史問題發軔於1923-1924年之交：

　　　此文主旨，大體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時，後曾以大意匆匆寫投顧頡剛先生，為顧先生登于《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較周，節目自異，然立論所歸仍與前同。[16]

可見傅斯年絕非返國前才忽然有了學術轉向，這時他對古史問題雖未有系統的見解，更不曾撰寫片言隻字參與辯論，卻早已不完全是「史學圈外人」。[17]

傅斯年開始思考古史問題之後，頗欲從歐洲學者獲得研究方法及靈感，漢學家伯希和（M. Pelliot）就是他請教的對象之一。1926年12月傅斯年寫給顧頡剛的信上說：

我久疑此小九州之故說亦起于齊。去年告M. Pelliot，他云島州一字甚可能。……今春找到August Conrady二十年前一文，名〈紀元前六世紀印度在中國之影響〉于此一點甚致疑。他說州之觀念及推小至大之瀛海環州，均見于Veda，當是由印度傳至中國。但此涉想之無稽甚顯然。……[18]

可見傅斯年想從歐洲比較歷史學、比較語言學的取徑，作為研究中國古史的靈感來源。傅斯年向伯希和請教不止這麼一次，胡適日記1926月9月7日條下記載了另一次會晤。那天胡適偕同傅斯年、梅光迪前訪伯希和，共談了兩個小時。[19]這些偶然被記錄下來的晤談，說明傅斯年在古史研究上的積極性，過於過去人們的認知。1926年9月初胡適到法國，給予傅斯年一次整理自己思想的機會，因而有一冊紀錄其思想片斷的筆記本。杜正勝據此以為，傅斯年的思想在一年多內有了「巨變」。[20]這一說法，過份強調了傅對顧的競勝之心，而未注意到傅斯年與其他學人接觸所造成的影響。不過，傅斯年一向好勝，這次在巴黎和睽違七年的胡適見面，無疑使他積極整理一下自己的古史觀及研究方法論。這次胡、傅見面後，胡適日記中留下了評語，說傅「談的極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詳記下來」。但胡適仍對傅斯年的「頹放」感到失望，認為「遠不如頡剛之勤」，[21]這主要指傅斯年不曾下筆為文而言。

在此應順便釐清一個誤解，人們時常惑於傅斯年的戲謔之詞，誤判了他思索古史問題的程度。最常被廣泛徵引的幾句話，例如傅斯年在1926年致胡適函中，說他「在國中念得幾句中國書，忘得光光淨淨」。[22]又如傅斯年在1924-1926年致顧頡剛長函中，說自己「不弄史學」。[23]這些都不能照字面理解，果真「忘得光光淨淨」，又如何能在同函中展現對古書及古史的討論深度？傅斯年性好戲謔，又極自負，他給胡、顧函上所述，每多自貶，狀似消極，卻不宜引以為據。就如傅斯年致顧頡剛長函中，說自己「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善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他隨即在致羅家倫函中，卻對上函流露沾沾自喜之意：「前云寄頡剛信，終於在船上寫成，約六十頁。其中有許多意思我甚喜，後必要來請兄一看而批評之。」[24]可見對傅的話要審慎評估，才不致誤判真相實情。又如杜正勝據傅斯年檔案中一冊留歐筆記，推估傅斯年在留學後期才發生了思想上的轉變。[25]王汎森卻在另一篇文中指出，1924年1-2月傅斯年評論丁文江新著之時，已試從「種族－文化」關係，推想「或者殷周之際，中國的大啟文化，也有點種族關係正未可知。」可見傅斯年很早就熱心於「中國歷史與中國人種的關係」之取徑，且可能醞釀於更早的北大時期。[26]

近年刊佈的1926年11月9日傅斯年致羅家倫函，清楚透露傅斯年對古史的研究興趣起於相當早的時候。傅斯年函說：

　我蓄志數年，欲害頡剛。換言之，我和頡剛一起，可以狼狽為善……。莊重言之，頡剛古史研究我有許多地方可以幫他忙，而我近中所作二部書，也有很多地方他很可以幫我忙。[27]

這一段話清楚說明傅斯年對古史研究的探討歷程，大約從1924年就開始了。1926年返國之前，他趁胡適遊歐之際，認真整理自己幾年來的積思所得，隨即在致胡適、顧頡剛的信函中透露其古史研究之心得。胡適後來指出：傅斯年「壯年幾本最偉大的、繼往開來的學術論著，都是在留學時期中就已想到的」，[28]可以作為明確的證據。

不僅如此，從上引傅斯年「殷周之際」一語，令我們懷疑這時他已聽聞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的主要論斷。如今可以確知傅斯年正式接觸王國維古史論，最遲應不晚於1923-1924年之際。而他初次得悉王國維的論點，乃是透過疑古派的論述而間接獲得。上面提及，傅斯年在歐洲得見《讀書雜誌》第9、10、11、12、14期。那幾期所刊載的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錢玄同〈答顧頡剛書〉，都徵引了王國維〈樂詩考略〉、〈說〈商頌〉下〉諸文。錢、顧兩氏王說，或肯定或否定，卻無意中散播了王國維原先流傳不廣的觀點。至少傅斯年正是透過這樣的機會，接觸到王國維的古史論著，並從一開始就流露欣賞之情。據1926年撰成的傅斯年致顧頡剛長函，即知傅斯年讀過顧頡剛、錢玄同幾篇文章後，反倒更為同意王國維的觀點。顧、錢在文中，討論〈商頌〉、〈魯頌〉的寫作年代，錢玄同對王國維的駁論尤其直切。不料傅斯年閱讀之後，認為王國維之說更合理而精采。錢玄同駁王國維之說為「臆測無據之談」，傅斯年反駁錢玄同說：

　　　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庵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於摹擬」，這話頗有意思，並不必如玄同先生〔所說〕以為臆測。或者摹擬兩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敘，反轉則甚費解。[29]

這是傅斯年讚賞王國維論點的直接證據。傅斯年這一段駁論，寫於1925年春，[30]但上述看法卻可能產生於初讀《讀書雜誌》顧、錢諸文之後。

不過，這一時期的傅斯年，顯然更傾心於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系統論說，認為抓住了「古史討論的中心問題」。1926年8月17-18日傅斯年給胡適長函，就給予顧頡剛極高評價：

頡剛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體投地」。先是大前年，始于朋友處找到零碎不全的《努力》上見到他的文章。一時大驚大喜。同類的思想，我也零零碎碎的以前想到幾條，只是決不會有他這樣一體的解決（系文題）。這一個中央思想，實是亭林、百詩以來章句批評學之大結論，三百年中文史學之最上乘。由此可得無數具體的問題，一條一條解決之後，可收漢學之局，可為後來求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可以成中國ALtertumswissenschaft之結晶軸。數年不見頡剛，成績如此，不勝羨慕。近來見到他的《古史辨》一，匆匆一翻，沒有細看下去。覺得他不應該就此辨下去，應該一條一條的把他辨出來的問題料理去（近來想把三二年以來要給頡剛的零碎集成一萬言的信，有稿子時便寄先生一看）。在這一體上我或者也有三部書可作，希望見時細談。

我回國前是把時光白費的了，回國後卻很想寫點物事。此時想到的題目，至少有三打。[31]

可見傅斯年對顧頡剛的研究方法雖略有批評，大體上同意顧頡剛的主要論點，更在顧頡剛的啟發下有意寫出「三部書」來。他致胡、顧的信函上，就透露了不少發揮「層累造成」之見解。總之，當時顧頡剛的著作對傅斯年起了「典範」作用，激發起他研究古史的熱情，也啟發了他研究古史的取徑。

傅斯年有意追隨顧頡剛之後研究古史時，他同時注意到國內學者的古史研究方法論，主要有兩種不同主張，一派是主張「文獻整理」，一派是強調「系統發掘」。前者以顧頡剛作為代表，後者以馬衡、李宗侗大力提倡，而皆北京大學師生。[32]這時傅斯年傾向顧頡剛的觀點，認為「文獻整理」是康莊大道，對「系統發掘」信心不大。下面是他寫給顧頡剛的信函，寫於1924年末至1925年初，其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甚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于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是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去年春和天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甚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讚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為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33]

這一封信對顧頡剛作了最為熱烈的讚許。從傅斯年的眼光來看，「系統發掘」的前途既相當有限，而顧頡剛已抓住「史學的中央題目」，同輩及師長輩都不得不稱臣了。[34]

　　傅斯年在下面所作的評論，更是為顧頡剛的「層累造成說」作出學術史定位。他認為，此說可施之於文籍考訂、古史研究、民間傳說，都是最核心而最有效的工具：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層累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匯」，只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甚麼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35]

我們從這些話看出，傅斯年這時熱心於演繹顧頡剛的「層累」說，勤於為顧頡剛尋找實例。這時他可說是「層累說」的推闡者，他所致力的是「文獻整理」的路徑。在這個時候，他雖然已知道有殷墟出土文書，卻對「系統發掘」期望不高，對王國維的研究成績似亦所知不多。

不過，這時傅斯年也發生一些思想上的變化，使他不再像北大時期那樣接受今文家說。這一個思想轉變，對他「走出疑古」有相當的關鍵性。傅斯年的思想變化，則似乎與陳寅恪的交往有關。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記得民國十三年間，我正在柏林住着，見到顧頡剛先生在《努力》上的疑夏禹諸文，發生許多胡思亂想。曾和陳寅恪先生每一禮拜談論幾回，後來也曾略寫下些來，回國途中只抄了一半給頡剛。[36]

可見從1924年起，傅、陳經常討論古史。從傅斯年給顧頡剛的長函看，傅、陳討論的問題，應包含了聚訟紛紜的今古文問題。傅斯年在1926年8月17-18日致胡適長函中，紀錄了陳寅恪推想古籍作者及時代的片斷見解。[37]綜合來看，1924-1926年間，傅斯年對今文家說如康有為、崔適以至錢玄同的信心，有一個逐漸低落的過程。他認為：「向、歆父子非突然而起」，「古文學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康崔諸君的那個假設太大」、「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決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吧？」、「今文古文之爭，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適，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38]傅斯年對今文家說的信心低降，對他接受王國維的古史論，恐怕是相當關鍵性的。

相較之下，顧頡剛受到錢玄同更多的影響，對古書、古史皆抱極端懷疑之論。傅斯年對錢玄同的論斷，卻不能完全滿意。他在與顧頡剛的長函中，就表示不同意錢玄同〈答顧頡剛書〉對《春秋》的論斷：

《春秋》和孔子的關係，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春秋》一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係不能一言斷其為無。[39]

這顯示他的態度較顧、錢更加審慎，已不是當年強調疑古的傅斯年了。而且，他傾向從更寬廣的思想背景推論古籍作者：

《春秋》這部書……是不是孔子所筆削。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甚麼確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這部書的思想源泉，總是在孔子的。[40]

可見這時傅斯年的疑古，與錢玄同和顧頡剛有著程度上的差別，他寧可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來考察古籍的思想來源。

王汎森的看法是，留歐後期的傅斯年已透露出「由疑轉信」的徵兆，傅斯年給顧頡剛的長函便提供了證據。王汎森說：

此時他對於古史信多於疑，雖然處處還流露著晚清今文家疑偽的口氣，而且認為堯、舜、黃帝等可能是傳說，但態度已大大不同，而且商、周為東、西二集團的初步想法，以及東夷一地（渤海灣一帶）是中國古文明的發源地之想法也已隱然成形。雖然因為沾染今文家說而對《左傳》等書仍有所保留，但基本上已信過於疑了。而且覺得古文家偽造的許多東西必有很長的淵源，不可能只是順應政治需求而造出。[41]

王汎森指出傅斯年有了「商、周為東、西二集團的初步想法」，令人再一次揣想他是否已聽聞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的觀點。若如王汎森所說，這時傅斯年已發生「由疑轉信」的變化，那麼這些變化是否與王國維有關？王汎森或許高估了傅斯年對古史由疑轉信的程度，但傅斯年回國前的思想有了變化卻是事實。

本人認為傅斯年思想上的變化，包括他對王國維的進一步認識，發生在他留學的最後階段以及由歐洲返國的航程上。其中的關鍵性事件，應是他離開歐洲大陸以前，收到了顧頡剛寄來的《古史辨》第一冊。1926年8月17-18日傅斯年致胡適函，說已收到《古史辨》第一冊。[42]1926年10月30日寫成的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有更詳細的交代：

　 承頡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贊嘆的話。[43]

1926年8月-10月，亦即傅斯年閱讀《古史辨》好幾遍以後，他大概會注意到其中提起王國維的幾處地方。第一處是顧頡剛的長篇序文中，高度推崇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績，表達了最高的敬意。第二處是顧頡剛、錢玄同等文章中，多次徵引王國維的古史論。第三處是該書下編收錄王國維的《古史新證》第一二章，正是王國維古史研究的重要論述。也就是說，透過新寄到歐洲的《古史辨》第一冊，傅斯年對王國維的學說忽然有了飛躍性的認識，加速了他「由疑轉信」的步伐。

若想瞭解傅斯年抵達國門以前他對王國維有怎樣的認識？不妨摘錄《古史辨》第一冊論王國維的相關段落。首先，不能不提及傅斯年特別欣賞的「最可愛」的那篇「長敘」。顧頡剛是如此推崇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績：

〔民國〕十年春間，校中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幼漁〔、〕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研究所……是很有興味的：四壁排滿了書架，……我這也弄弄，那也翻翻，……在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先生（振玉）和王靜安先生（國維）的著述。叔蘊先生在日本編印的圖譜，靜安先生在廣倉學宭發表的篇章，為了價錢的昂貴，傳佈的寡少，我都沒有見過。到這時，研究所中備齊了他們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見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簡，新疆木簡的圖象，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更明白自己知識的淺陋。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着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史的系統上面致力罷了。……他們的求真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辯，這是以前的史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他們正為我們開出一條研究的大路，我們只應對於他們表示尊敬和感謝。只恨我的學問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學的素養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們的研究的結果都親切地承受了呢！[44]

顧頡剛鄭重推崇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謙稱：「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着手的一條路是大路」。這樣一番措辭，不可能不引起傅斯年注意。

　　第二處是錢玄同、顧頡剛文中多次徵引王國維論著的地方。前面業已指出，傅斯年閱讀《讀書雜誌》時，很可能已留意到錢、顧引用王國維論述處。現在《古史辨》第一冊收錄了更多錢、顧的文字，卻又一再徵引王國維的觀點，自然更引起傅斯年的注意。[45]錢、顧徵引王說，或表示贊許，或加以反駁。他們贊同王國維觀點之處，固然會引起傅斯年注意；他們反駁王國維的地方，卻也可能收到意料之外的效果。我們從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看出，傅斯年對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諸文仔細讀過，卻沒有被說服而信從今文家說。他致顧頡剛長函的最末一節，倒是充分表達對「康崔諸君」的不信任，更語帶嘲諷地指出：「今文傳統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偽造』」，可見錢玄同之說未能說服他。我們注意到《古史辨》第一冊收錄的錢玄同論著，不管是〈答顧頡剛先生書〉或〈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稱引今文家說時，均著意批駁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的論斷。而從傅斯年的上述表現來看，可以推想他既不以錢玄同之說為然，或亦不以錢玄同對王國維的駁論為是。反而錢玄同引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在深具地理概念的傅斯年看來，或許還會引起一番欣賞之情。[46]

最後不能不提到《古史辨》第一冊收錄的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這可能是傅斯年首次讀到較完整的王國維古史論述。這一部份雖只是節選，卻收錄了全書最重要的方法論部份。顧頡剛選錄王國維的這兩章文字，原欲根據王國維的「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之說，用以「證明」他的一個假設：「那時（春秋）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顧的推論是：「他們不言堯舜，髣髴不知道有堯舜似的」。[47]不料顧頡剛引用的《古史新證》第一二章，不但不能對他的假設提供有力的「證據」，反倒包含了對他推論方式的有力針砭。下面是顧頡剛引用《古史新證》的一開篇論述：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48]

這一觀點，後來在傅斯年的著作中即能找到。[49]王國維更直指疑古派之失：

　　　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史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50]

王國維批評顧頡剛等未能使用地下出土新材料，又過度抹殺紙上文獻記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最後一句，他說疑古派往往以「不見」為「不有」，把「未得證明」的古人一概「否定」，而這正是顧頡剛最常使用的推論方式。顧頡剛這次在徵引王說之後，於其文末〈跋〉中，再一次施用這種推論方式，可見他並未因王國維的批評，從此謹慎使用「顧頡剛式」推論。可是，王、顧觀點的並陳，很可能在傅斯年眼裏產生另一種感悟，使他提早擺脫顧式疑古。我們從傅斯年歸國之後，迅即出現與王國維相似的對顧頡剛式推論的批評，揣想這一變化很可能是從《古史新證》中獲得啟示。

總而言之，透過顧頡剛寄去的《古史辨》第一冊，傅斯年開始對顧頡剛的推論及假說，產生了一種新的批判眼光。透過王國維的視野，他對顧頡剛的評價開始有了新的看法。這樣說來，《古史辨》這冊匯集了疑古派論著的結晶品，竟然提供了破解疑古派論述的利器，擴大了王國維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恐怕是編者顧頡剛難以逆料的事。不過，能這樣迂迴地萃取王國維思想的精華，亦非傅斯年這樣敏銳的讀者不能辦到。

1926年9月22夜，傅斯年從意大利啟程，在船上整理積存了三四年的觀點，抄成給顧頡剛的一封長信。這封長信的第五節，略記閱讀《古史辨》後的想法，寫至10月30日船將至香港為止。對於這一趟旅程，杜正勝曾有一段富想像力的描述：

　傅斯年原先既是疑古派，疑古的顧頡剛所建築的史學王國，對轉變中的傅斯年，像一個繭，這也是向來他自己做的繭。但在東航中，傅斯年破繭而出，在悠悠天地間飛翔。大約四十天的航程，藍天碧海，傅斯年欣賞朝日晚霞和觀星望斗時，古史研究的課目和即將展開的史學革命應該是無時不在腦海中盤旋的吧！[51]

在傅斯年欲待「破繭而出」、苦苦思索「古史研究的課目和即將展開的史學革命」時，或許王國維的議論也在他腦海中盤旋不去：「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這些句句針對疑古派的論斷，使他第一次深刻發現顧頡剛古史論的限制及盲點。同時，這些議論也讓他感受到：結合新材料和舊材料的研究路徑已經在中國出現，其集結而成的作品有《古史新證》及《觀堂集林》等。回國之後，他勢必要搜讀這些論著，同時把積存數年的課題作一次認真整理，才能邁開史學研究的新步伐。[52]

三、「我畏王靜庵君」

10月30日輪船抵達香港，傅斯年隨即轉赴上海，在滬上逗留約七天。七天內，他一度往商務印書館借款，又慎重考慮自己的行止。[53]11月9日，他寫信給羅家倫，說他暫時不去清華，是因「畏王靜庵君」，「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這句話，顯示出他自信心的不足，也流露了對王國維的敬畏。五天後，又寄信給羅家倫，概述「漢學」研究必須重視「新材料」。這樣對「新材料」的強調，過去不曾出現過在傅斯年筆下。無疑傅斯年在歐洲之時，目睹漢學家的「典型」，瞭解他們善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也從西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莫母森（Theodor Mommsen）的著作中，知道新材料與歷史研究的關係。[54]可是，如此突出「新材料」的重要性，在傅斯年是前未見的。我們或可合理地推想：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的主張，已在他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

不止如此，我們從傅斯年在上海小住幾天，不禁猜想他或許趁便閱讀了王國維一篇流傳極廣的通論性著作，其內容正是強調「新材料」的重要性。此文有兩個極為接近的版本，在當時都不難索得：第一篇題作〈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作者署名「抗父」），另一篇題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二文內容略同，都可能出自王國維手筆。[55]前一篇刊載於1922年2月10日號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東方雜誌》，隨後收入商務《東方文庫》；後一篇發表於1925年《清華周刊》350期，隨後收載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衡》第45期。1926年傅斯年返國時，都不難找到這兩篇文字。我們別忘了，傅斯年一到上海就去商務印書館，又對王國維有如此深刻印象，故極可能特地搜讀王國維的論著。閱讀此二文後，不難發現其中的主要論旨及若干觀點，在傅斯年隨後撰寫的文稿中，有非常相近的想法。

王國維〈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的主要論旨是：「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呈正比例。最近二十年舊學之進步，與「新材料」大量出土有關，包括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當代最能利用「新材料」做「新研究」的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關於近代新材料的出土與新學問的關係，〈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開篇就說：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56]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則總括王國維的學術貢獻：

　　　經史小學，在前三百年中，已大進步者，王君復由新材料出發，以圖解決數千年未決之問題。……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及近時土中之新學問，確得其根本之結合與調和──此惟於最近十年中始得見之。凡此皆與新出之古書古器相關者也。[57]

如此強調新材料與新學問的密切關係，在兩文中不斷重覆闡述。王國維的豐碩研究成果，則證明了這一研究取徑的有效性。傅斯年返國前，在歐洲漢學家著作啟發下，早已認識新材料的重要性，卻未見太多具體而成功的實例。因此，王國維用新材料解決傳統經史問題而得出的成果，對傅斯年有特別重要的啟示作用。

專就古史研究範疇而言，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是如此總結殷墟文字出土後，羅振玉及他本人的貢獻：

　　　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為故殷虛，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余復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作〈殷周制度論〉以比較兩代之文化。然此學中所可研究發明之處尚多，不能不有待於後此之努力也。[58]

此段論述王國維用新材料證明紙上文獻的可靠性，與他早前撰寫〈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時，特別指出新出材料與《史記》的世系記載「頗殊」，所強調的重點顯然有了轉移，這大約是王國維眼見古史辨風潮興起，遂從先前強調新材料有補訂舊文的作用，改為強調新材料可證實紙上文獻之可靠。而上述文字則引人推導出下列結論：第一、地下材料與紙上文獻的互證，乃是古史研究的康莊大道。第二、傅斯年先前不能無疑的《世本》、《史記》等紙上文獻，可藉由地下出土新材料而確認其可靠性。由此而指示出一條古史研究之路，就傅斯年來說是非常明確的：要徹底解決古史問題，必須走上結合新舊材料的的道路。王國維的研究成果，已經作出最好的示範，較諸顧頡剛的消極疑古，將整理傳說看得比史蹟還原為重，可以得出更為積極而堅實的結論來。

　　早有論者指出，傅斯年回國後不久，開始對疑古派發出尖銳批評。惟人們幾乎都未曾察覺到，王國維論著是促成傅斯年思想轉變的不可忽略的原因。其中，最受人們注意的是1926年12月7日傅斯年給顧頡剛的長函。杜正勝早已正確地指出，此函是傅斯年「擺脫顧頡剛的陰影」以後，對疑古派「從推論的邏輯性」施以攻擊的開端。傅函中批評顧頡剛的新作〈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于世界的想像〉，其中有兩段話這麼說：

我對于你的「古史辨」美中不足之一，是看你說殷頗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勢。殷誠然不是一個一統天下，誠然還不如成周，但也決不會僅等于昆吾大彭。殷的疆域，東邊「海外有截」，西邊伐鬼方，到了甘肅省，北邊你已承認它游牧到了直隸的保定。而且敵國之周，都那樣稱它，連曰大商大商，真像克殷才定了天下樣的。我們在這些地方，應該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缺的地方，即讓他缺着。此文中你說商，也未免有與古史辨中同一趨勢。

……「知道他們已經游牧到直隸保定了」，此句似應于他們下加「至少」兩字。因為找出證據來者，可斷其為有，不曾找出證據來者，亦不能斷其為無。[59]

傅斯年上面的最後一句話，與王國維的「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兩者論調何其相似！有人注意到此前張蔭麟有一篇〈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1925年4月在《學衡》發表），也是從方法論上批評顧頡剛濫用默證。[60]不過，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是一個更為直接的思想淵源，似不必捨近求遠地受到張氏影響。當然，不排除傅斯年對王、張兩文都一度寓目，但王國維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杜正勝進一步指出，從這一個時期以後，傅斯年對顧頡剛及疑古派的指責就日益尖銳。杜正勝舉出了幾個例子：1927-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學撰寫的講義《戰國子家敘論》，直率地批評：「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強調史家「應該充量用尚未的史料」，直指顧頡剛的〈秦漢統一〉，其運用材料的態度「未免有與《古史辨》中同一趨勢」，其推論「與在《古史辨》中頗犯一種毛病」。抗戰期間，傅氏撰寫《性命古訓辯證》，對疑古派作出更為嚴厲的批評：

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違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61]

綜括來看，從1920-1940年代，傅斯年對疑古派所作的批評，都未能跳出《古史新證》的論點之外。使人們好奇的事是，傅斯年的這些批評之詞，不見於留歐後期，卻見於歸國以後，這使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王國維的論著啟發了傅斯年的思路，使他意識到疑古派在推論上的謬誤，因而得以及早擺脫顧頡剛的疑古王國。

或許考證一下傅斯年歸國後所讀的王國維著作，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對於傅斯年閱讀歷程的瞭解，包括時間點的釐清，有助我們瞭解在傅斯年思想轉變的過程中，王國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發揮過何等程度的作用？而殷墟發掘到底是傅斯年思想轉變的因？還是果？這裏想特別考察王國維的兩部著作──《古史新證》足本及《觀堂集林》──的流通情形，並傅斯年閱讀這兩部著作的時間。因為這兩部著作最系統而完整地闡述了王國維的古史觀點，故有必要對傅斯年接觸這兩部書的過程略事考察。

先考察《古史新證》的流佈情形。1925年9月，《古史新證》由清華國學研究院以講義形式印行。那時古史辨運動正方興未艾，加上王國維的崇高學術聲望，使這部講義不脛而走，迅速流傳南北，有不止一個版本，很可能是王國維生前流傳最廣的一部著作。現在推想傅斯年接觸到《古史新證》足本，很可能是透過兩種途徑：一、購讀了1927年11月北京述學社出版的《國學月報》第2卷第8、9、10號合刊「王靜安先生專號」，其中就收錄了《古史新證》足本。後來傅斯年撰寫〈《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引用《古史新證》的文句，就指明是用的《國學月報》本。[62]二、借讀了顧頡剛個人收藏及點讀的《古史新證》講義本。依據顧頡剛日記記述，1926年他南下前，特別拜會了王國維，並從清華索得一冊《古史新證》講義本。隨後，顧頡剛多次點讀這個本子。[63]1927年4月份，顧頡剛應傅斯年之約，從廈門大學轉赴廣州中山大學。我們可以想像，傅、顧兩位老友重逢，必定傾談古史問題。這時候，顧頡剛很可能向傅斯年出示這個本子，並一起討論王國維的主要觀點，包括王國維對疑古派的質疑。總之，傅斯年通讀《古史新證》足本，最遲不應晚於1927年底。

不但如此，從顧頡剛的日記、書信來看，傅斯年和顧頡剛重逢之時，王國維其人其學是他們的中心話題。我們可以想像，《古史辨》及《古史新證》中針鋒相對的觀點，必是1927-1928年他們反覆討論的問題。我們所知的是，傅、顧對王國維著作雖有不同回應，兩人對王國維的敬畏並無二致。傅斯年對王國維的「敬畏」之心，在其致羅家倫函上流露無遺。就顧頡剛來說，他對王國維的欽佩也不下於傅斯年。1927年7月4日顧頡剛致葉聖陶函即說：

我的爭勝之心要向將來可以勝過而現在尚難望其項背的人來發施。例如十年前的對於太炎先生，近來的對於靜安先生。[64]

這是顧頡剛對王國維存爭勝之意的直白流露。傅、顧推崇王國維而高於胡適，是毫無疑問的事實。惟顧頡剛此時甚熱心於他的「層累造成說」，[65]尚無暇結合考古材料研究。傅斯年則已別有看法，且對「顧頡剛式」推論頗有微詞。然而，傅、顧共同尊仰王國維，是絕對沒有問題的。1927年6月27日顧頡剛致傅斯年函上，有這麼一段自然抒發的感慨：「王靜庵先生所以能有這樣好的學問，亦由於他在日本住上五六年」。[66]想必傅、顧平日聚談時，王國維其人其學是他們不時圍繞的中心話題，才會有這樣自然而然流露的感言。

再看《觀堂集林》的流佈情形。據王汎森指出，傅斯年是1927年8月在上海購得一冊《觀堂集林》。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傅斯年批注《觀堂集林》本，證明傅斯年曾細讀此書。[67]其中，《觀堂集林》被傅斯年全文圈點的共有兩篇文章：〈鬼方昆夷玁狁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自是王國維古史新證的第一篇名著。1930年代初傅斯年撰寫《史學方法論》時稱道：

王靜安君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觀堂集林》卷九），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68]

應當在此指出的是，這樣的高度推崇之詞，在〈史語所工作之旨趣〉中卻用壓抑得多的筆調提及，絕不似上面說得毫不含糊。這樣的對比，提醒我們意識到〈旨趣〉是一篇別標新幟的創刊詞，史語所又隸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自然不好過份推崇一位以「遺老」著稱的學者。然而，傅斯年對王國維的欽佩之情，卻不容置疑。

至1930年傅斯年撰寫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則也公開表達他對〈鬼方昆夷玁狁考〉的激賞之情：

〔民國〕十六年八月，始於上海買王靜庵君之《觀堂集林》讀之，知國內以族類及地理分別之歷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玁狁考〉等之豐長發展者。然此一線上之題目正多，而每每甚細，如粗粗鹵鹵的泛以這民族論那民族，亦未曾有是處。[69]

傅斯年早年就很重視的「種族－地理」之研究取向，不意在王國維的著作中已有了「豐長發展」，不免使他顯得驚喜交集。據傅斯年自道：他在閱讀《觀堂集林》後不久，又見到王國維弟子徐中舒的〈從古史書推測之殷周民族〉。王汎森引用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指出：

旋見《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按：應作第一號〕徐中舒先生〈從古史書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覺傾佩……。[70]

《國學論叢》第1卷第1號，是在1927年6月刊行。我們從顧頡剛日記知悉，1927年8月下旬傅斯年與徐中舒在上海有一次晤面（詳下節），故他得悉徐中舒的這一篇新著，很可能在這個時候。這篇令傅斯年「傾佩」不已的文章，正是徐中舒接受王國維的指導而寫，是展現了「王門心法」的古史論著。[71]傅斯年對徐中舒文章的「至覺傾佩」，既反映了他與王國維在觀念上的親近性，也促使他更加注意王國維這一研究途轍的開展性。

綜上所述，1927年底前，傅斯年已得見《古史新證》及《觀堂集林》兩書。這一閱讀過程，似乎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傅斯年從王國維的古史研究中，瞭解到二重證據法的有效性，知道王氏如何有力地補正及證實了古籍的相對可靠性，使他得以更為徹底地擺脫今古文之爭的陰影，以及顧頡剛疑古論的羈絆，轉思積極從事重建古史的工作。第二、傅斯年重視的運用民族、地理觀念來研究古史的取徑，在王國維與其弟子的著述中，也已作出篳路藍縷的貢獻，後人大可接續及深化這一研究途轍。細讀1927年以後傅斯年的文稿發現，他對王國維著作十分熟悉。王國維的史學主張、研究方法及具體研究結論，日後可以在傅斯年的著作中找到許多迴響。

四、尊王熱潮中對古史研究的反省

如果我們更擴大一點視野，注意1926-1928年間中國學術界的整體動向，則更能瞭解到傅斯年回國之時，他特別注意搜讀王國維的著作，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共同氣氛。的確，在整個1920年代下半期，隨著王國維著作的結集與刊佈，其學術聲望不斷穩步攀升。尤其王國維執教清華以後，接觸的學生既多，隱然形成一種與北大的古史辨派分庭抗禮的氣勢。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消息傳出，更一時把「尊王」空氣推向了高峰。域外漢學家如日本、法國學者的熱烈反響，復增加了王國維其人其學受到國人關注的程度。1927-1928年，一場自北而南的全國性悼王熱潮，成為晚清至民國學術界的頭號大事，彷彿中國學界共同舉辦了一場國葬。下面稍整理1927-1928年間中國境內發行的「王國維紀念專號」，以呈現學界紀念王國維之空前盛況。

上面這六份報刊，涵蓋了中、日新舊老少各派學人哀悼詩文。就刊物性質而言，也包括了學術性及通俗性著作。其他散見《東方雜誌》等刊物的零星文字，還不在上述之列。總括1927-1928年的這股悼王熱潮，略如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所描述：

自王先生自沈以來，國內學術界深致哀悼，稱道弗衰，而以詩文或雜誌專刊作為紀念者，尤後先相望……，王先生之生平及其著作，已為眾所稔知。[72]

又如清華國學院學生吳其昌的觀察：

靜安王先生自湛後之數月，事遂為舉世所震悼，稍有知識者，咸徨徨然如以不知先生為恥，可謂盛矣！[73]

在「舉世震悼」的氣氛下，傅斯年心中肯定引發了不小的波瀾。他在1926年底婉拒清華之約，錯過向王國維當面請益的機會。如今斯人已逝，唯有透過閱讀王國維的遺著及悼王專號，才能稍為彌補他心中的遺憾。

如今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傅斯年對上述紀念王國維專號「至少」披覽過下列三種：《文學周報》、《國學月報》、《國學論叢》。所謂「至少」，指我們可以找到傅斯年閱讀這三份刊物的直接或間接紀錄。由於這幾份專號收錄了王國維的遺著及大量述王著作，它們當然有助傅斯年深入瞭解王國維的學術世界，並知悉這個學術世界對當代學人的啟迪作用。而且，由於王國維晚年專注於古史研究，故專號上的文字不免聚焦於這一範疇。因此，傅斯年披覽這些悼王專號時，不啻置身於古史研究的思索中。這些相關的評述文字，大致可以歸納成這樣一系列問題：古史研究的未來方向是甚麼？王國維的著作給予人們怎樣的啟發？應如何看待新材料與舊文獻？新材料對古史研究的貢獻有多大？這些問題實質上是延續了古史辨與王國維古史新證的辯論，它們向傅斯年展示出兩條研究途徑，並提供王國維著作留給後人的啟發和省思。

當傅斯年翻閱這些刊物時，考古學者馬衡（署名殷南）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有可能特別引起他的注意。馬衡未署上本名，編者儲皖峰卻指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者」，「同王先生有三十年的交情」，使人不難猜知作者的身份。而1927年初，傅斯年有鑒於北京政治風暴，曾邀請馬衡、李宗侗等南下廣州中山大學執教，可見傅對馬的學問有一定認識。[74]而馬衡此文特別強調的論點是，王國維在古史研究上的成績，與得見大量新材料有直接關係：

　他所以研究考古學的原因，是完全因為材料見得多，引起他研究的興味。他從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後，和羅振玉總是在一起，從來沒有離開過。羅是喜歡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時候，中國有幾種考古學材料的大發見，如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羅氏都首先見到。他處在這個時代和環境之中，那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他當然免不了參加的。於是這墾荒的事業就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到後來竟有很大的收穫了。[75]

馬衡強調王國維的成就是因為「材料見得多」，這一番話很容易引起傅斯年共鳴。1927年8月，傅斯年和馬衡有一次晤面機會，上述意思很可能成為他們討論的話題，並促進傅斯年對系統發掘的興趣和決心。[76]（詳下節）

至於悼王專號上年輕一代學人的熱烈迴響，更可能向傅斯年指明一個未來動向：即王國維的治學途轍對年輕一代深富吸引力，甚至引起他們追步效法的熱情。在此不妨舉幾個例子：顧頡剛在〈悼王靜安先生〉就公開表白：「我對於他雖向少往來，但是戀慕之十年來如一旦。三年前，曾給他一信，其意是說：『頡剛現在困於人事，未得專心向學；待將來事務較簡，學業稍進，便當追隨杖履，為始終受業之一人。』……現在呵，這個希望成為夢幻泡影了！」又稱道王國維「在學問上……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成為中國學術界中惟一的重鎮。」又說王「用了數十年的努力，在史學界上貢獻了許多成績，為中國在國際間掙得了僅有的榮譽。」[77]陸侃如撰寫的〈關於王靜安的死〉，也稱道王國維是「中國唯一偉大學者」。[78]清華述學社的《國學月報》專號，其〈引言〉則聲稱：王國維「所開闢的地盤國很肥美的，所指示的路徑是正當的，倘使有人依著他走去，一定有新創獲。將來《中國文化史》的建築，一定就在這樣銖積黍累的基礎上。」[79]像這樣的普遍推崇之語，不禁令人想起陳寅恪在1930年代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時，推崇王國維為「大師鉅子」，稱說王氏著作「足以轉移一世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80]陳寅恪的這幾句話，原來並非一種期待之語，而是一種紀實性描述，它適切概括了王國維著作在年輕一代學人中引起的強烈迴響。

不僅如此，在年輕一輩學人的悼王文章中，並不乏對古史研究作認真反省之作，其中更包含了對疑古派的委婉諷喻。其中最可能引起傅斯年注意的文字，應是徐中舒撰寫的三篇文章。我們從傅斯年激賞徐中舒的〈從古史書推測之殷周民族〉，推想徐氏的三篇作品有可能引起傅斯年的重視。此三文篇目是：1.〈王靜安先生傳〉；2.〈追憶王靜安先生〉；3.〈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第一篇文字，刊載在上海《東方雜誌》；後兩篇文章，登載在上海《文學周報》。上述《東方雜誌》和《文學周報》的出版，都在1927年7-8月份。《文學周報》是顧頡剛等樸社同人的出版物，與傅斯年的交遊圈完全重疊。1927年8月傅斯年到上海去，剛好遇到《文學周報》悼王專號出版，又與徐中舒有一次晤面機會，（詳下節）故很可能在此時讀到徐文。至於另一篇徐撰寫的王國維傳記，則或許遲至1927年11月才在廣州讀到。[81]同今翻閱這幾篇文字，可以發現稍後傅斯年撰寫的文章，有極多內容與此相互呼應。因此，下面擬先介紹徐中舒三文要旨，探討傅、徐思想之關連性，並說明徐中舒是如何作為一位媒介人物，拉近了傅斯年與王國維的距離。

關於史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一向比較容易引起傅斯年的關注。徐中舒的〈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一文，即特別側重這方面的論述。徐文開頭引用王國維的著名論點：自來新的學問，皆從新的材料得來。[82]他說王國維的研究特色，便是運用新材料治古文字學。在材料的使用上，徐中舒盛道王國維的研究方法：

　　　先生的古文字學，以新資料證明舊資料，以舊資料解釋新資料。這種古文字學，完全是與文字學打成一片，決不能分為兩截的。[83]

徐中舒特別強調新舊材料調和的取徑：

先生凡立一說，必本於新材料與舊材料完備齊集之後，然後再加以大胆的假設，深邃的觀察，精密的分析，卓越的綜合：務使所得的結論與新材料舊材料恰得一個根本的調和。這種實證的方法，忠實的態度，只有在先生著述裏可以看到。[84]

徐中舒推崇王國維能綜合運用「新材料」和「舊材料」，的確把握住「王門心法」的神髓。其最後一句話，則有貶抑當代學人的意味。

事實上，徐中舒推崇王國維之餘，對信古和疑古兩派都有批評，其議論一本王國維之說。如他在文字學範疇內，批評信守《說文》的學人：

　一般以《說文》為中心的小學家，本於傳統的思想，對於古文字學不免要妄加詆毀。他們不是說彝器文字是瑣屑短書；便要說甲骨文字，出於偽造。他們這種態度，完全是出於嫉視。先生對於這種態度，毫不芥〔介〕意。……先生以為現在既有了新材料，就應當比從前的小學家更進一步而研究古文字學。[85]

這話是針對章太炎、黃侃、柳詒徵等人而發。同時，他委婉諷諭了疑古派：

至論證不足與無法解釋的文字，則先生寧可疑而不斷，付之蓋闕。這種客觀謹慎的態度，在羅先生著《殷虛書契待問篇》時已反覆聲明其必要；而先生對此更有堅決的主張。……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才真是科學家的精神。[86]

徐中舒認為王國維才真正具備了「科學家的精神」，使人聯想到一向標榜以「科學方法」、「科學精神」治學的胡適和顧頡剛。徐中舒此處顯然是「有所為而發」，針對著胡、顧所帶動的疑古之風。

當初古史辨如火如荼地展開，徐中舒就極為關切這場學術論辯，只是未撰文參加而已。[87]到清華追隨王國維治學以後，他對研究古史的方法才算有了系統看法。他在〈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一文末後，詳引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一文，對王國維作出總結性評價：

　　　先生由古文字學出發而說明殷代的世系，鬼方的地理，殷周的制度，三古的典禮，這些問題：都是從前人想解釋而不能解釋，不能解釋而勉強解釋的；先生都從古文字方面，明明白白的解釋出來。這些問題與我國學術上，關係極鉅。抗父先生說：「經史小學在前三百年中已大進步者，王君復由新材料出發，以圖解釋數千年未決之問題。其最重要者，如《周書》〈洛誥〉〈顧命〉之新說，〈鬼方〉〈玁狁〉之地理，明堂寢廟之制度，與以聲音文字上種種之解釋；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與近時土中之新問題，確得其根本之結合與調和。此惟最近十年中始得見之。（《東方文庫考故學零簡》〈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這真是很確當的批評。[88]

徐中舒引用抗父的文章，稱讚王國維「由新材料出發」研究歷史，最後使新材料與舊學問得到「根本之結合與調和」，使傅斯年再一次重溫王國維的主張。即便傅斯年歸國之初未能直接讀到抗父文章，這時候也可以透過徐中舒的引述清楚瞭解王的治學旨趣。一年後，傅斯年在其執筆的〈史語所工作之旨趣〉中，對這一番旨趣做了「傅斯年式」的表述，只是沒有突出王國維的治學成果而已。但王、徐、傅在思想上的連繫，依然可以相當清楚地尋索而得。

最後，徐中舒在〈王靜安先生傳〉中，還對後學作了一番呼籲，亦可能使傅斯年印象深刻。徐中舒說：

先生之考古學，實由於新材料之發現，在今日尚在開創之期。先生嘗論殷虛甲骨文字曰：「此學中所可研究發明之處尚多，不能不有待於後此之努力也。」[89]

這一番話，乃是響應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末尾的結論。王國維在綜論近代發見的古物後，進一步號召少年學者應繼起而努力：

此等發見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闡發尚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90]

王、徐的學術傳承，及其號召後學的呼籲，很可能在傅斯年心中激起了熱烈的迴響。史語所的創辦，亦以號召及集結少年學者為方針，沿著新舊史料結合的道路，開展對於古史的重建工作。

總括地說，徐中舒對王國維學術主張的紹述，並作出了依循王氏治學途轍的研究成果，使傅斯年意識到王國維治學方法的開創性及開展性，進而號召及聚集一群少年學者，繼起而作重建古史的事業。這一個重建的事業，以新材料治新學問為口號，意圖作出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來。錢穆後來對史語所有所批評，深憾於其主張：「因謂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學問。此乃以考據代學問」。[91]其實，這正是傅斯年深受王國維影響之處，只不過傅氏的主張尤為激切，比較容易引人們詬病。

五、共同探索「新史學之路」

最近刊佈的一套顧頡剛日記，復使我們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史語所創辦的前一年，傅斯年、顧頡剛在上海的學術交往情形。這一段珍貴的歷史記錄，為我們揭示傅斯年創建史語所的思想及活動背景，使人們瞭解到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學人，是如何共同探索出一條「新史學」之路。

閱讀顧頡剛日記的簡略記述以前，我們需要先瞭解幾個時代背景，才有助於解讀日記中蘊含的豐富訊息。首先，1927年夏是傅斯年歸國後第一個夏天，他從廣州前赴上海與舊日師友聚談，同時也是為了結識一批新進少年學者。其次，1927年是北伐第二年，國民黨軍隊剛控制住長江流域，蔡元培倡議的中央研究院也醞釀成立。傅斯年很快意識到這個新設立的學術機構中，有可能成立一個史學研究機構，達到他「為中國而豪外國」的雄心壯志。最後，1927年8月是王國維逝世後兩個月，學人多仍沉浸在悼念王國維的氣氛之中，王國維留下的學術遺產促使人們思考：中國文史之學應朝向甚麼方向發展？古史辨以後的中國古史研究應以怎樣的方式進行？考古發掘是否一條可走的路？如何適切運用新舊材料作整合性研究？上述這三個氛氣，正是1927年夏天聚集上海的學人所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

下面想使用表格的形式，一方面摘錄顧頡剛日記的記述，一方面簡要說明這些活動的背景，以抉發這些人事活動的學術史意涵。

1927年8月10日-9月2日顧頡剛日記的簡略記述，保存了翌年成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誕生之過程。顧頡剛日記使我們看見，史語所是擘劃於一群富有朝氣、積極醞釀變革的少壯學人手上。就時代背景而言，1927年正是北伐第二年，滬上充滿了一種世代交替的變革氣氛。顧頡剛日記透露出一群新進學人是如何自由地交換意見，同時也謀求個人生涯的發展。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到達上海，既是敘舊，更是網羅同道。杯酒交錯之際，眾人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文史之學的未來發展。顧頡剛日記中不曾出現、卻又為眾人所共仰的兩位中外學人：王國維和高本漢，則預示了一條新學術之路的曙光，指向一個明確的方向：以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為範疇，用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研究新問題、得出新結論。翌年發表的由傅斯年執筆的〈史語所工作之旨趣〉，成為引領學人的一面新史學旗幟。

就傅斯年個人的學術生命而言，1927年夏天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前文提到傅斯年在這時候購得一冊《觀堂集林》，同時閱讀《古史新證》及幾份王國維紀念專號，開始深受王國維著作的洗禮，並思索古史研究的前途。在滬上這段時期，他又透過另一層媒介，加深了對王國維其人其學的認識，此即藉由與王國維密切關係的幾位學人：陳寅恪、馬衡、徐中舒等，他又得以增進對王國維的認識。我們結合其他史料，得知顧頡剛日記中提到他與陳寅恪、徐中舒等人的晤面，絕非泛泛交際應酬，而是深入地討論學術問題，而王國維正是他們討論的一個焦點。

就陳寅恪與傅斯年的關係而言，這兩位在德早有深交的朋友，這次得以交換對學術現況及前景的見解，殊為難得。陳寅恪對王國維的評價之高，則是盡人皆知的事。王、陳在清華共聚一年，人們皆知陳對王極為傾佩，[92]陳對王的學術也有真正深入的認識。1934年陳寅恪作〈《王國維先生遺書序〉，推崇王國維為「大師鉅子」，認為王氏之學，既能「承續先哲」、更足以「開啟來者」。[93]陳氏晚年重述其學術評論時，依然尊王國維為「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94]因此，1927年8月陳、傅晤談之際，陳寅恪對王國維特表崇敬，又向傅斯年詳道王國維其人其學，是可以想見的。

今按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27年8月條下，更留下這次陳、傅談話的片斷紀錄，足以證明這次兩人的交談，確實多有涉及王國維之處。卞譜引用蘇同炳（莊練）《涉史隨筆》中〈王國維與羅振玉〉的記述，特別收錄傅斯年三篇跋文。[95]這三篇跋文，後來不曾收入《傅斯年文集》或《傅斯年全集》，其內容是涉及羅振玉署名的幾部書之著作權。傅三跋尊王貶羅，對羅振玉猶表深惡痛絕。三跋篇目是：〈《殷虛書契考釋》批語〉、〈跋王國維《殷墟書契考釋後序》〉、〈《流沙墜簡序》批注〉。[96]本文摘錄這三篇跋文，並不是為了重啟爭議，而是想借此考察傅斯年對王國維的學術評價。

下面先來看第一篇，即傅斯年〈《殷虛書契考釋》批語〉，其內容說：

　民國十六年夏，余晤陳寅恪於上海，為余言王死故甚詳。此書本王氏自作自寫，因受羅貲，遂畀之，託詞自比於張力臣，蓋飾言也。後陳君為王作輓詞，再以此等事叩之，不發一言矣。

　此書再版，盡刪附注頁數，不特不便，且實昧於此書著作之體。舉證孤懸，不登全語，立論多難覆核矣。意者此亦羅氏露馬腳處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詢寅恪，此書一所得代價。寅恪云：「王說，羅以四百元為贈。」亟記之。十九年七月二七日晚。

此跋涉及《殷墟書契考釋》一書的著作權。據整理傅斯年檔案的王汎森說：傅斯年「對《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作了不少眉批，而且全書圈點一過，他用的是丁卯（公元1927年）年東方學會所印增訂本。」[97]傅斯年認定此書為王國維「自作自寫」，充分透露出他對此書的推重之情。

第二跋，是傅斯年的〈跋王國維《殷虛書契考釋後序》〉，其內容如下：

　　　此文所論至允，不自嘗甘苦者未能如此明瞭也。羅振玉以四百元易此書，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自慚，其品可知矣。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

　　　彥堂近自旅順晤羅，返云：與之談殷契文，彼頗有不瞭解之處，此可記之事也。

　　　羅氏老賊於南北史、兩唐書甚習，故考證碑志每有見地。若夫古文字學，固懞然無知。王氏卒後，古器大出，羅竟擱筆，其偶輯大令尊，不逮初學，於是形態畢露。亦可笑也。

此跋仍尊王貶羅，並特表欣賞於王國維的〈後序〉。此跋記於1930年8月，但傅斯年對王國維的欣賞之情，當為1930年之前的事。

至於最後一跋，則為傅斯年的〈《流沙墜簡序》批注〉，其內容僅短短一句：

　此書亦王氏一人之作，而羅賊刊名者也。

此跋仍是為王國維爭著作權。而傅斯年對《流沙墜簡》的評價，較完整的見諸《史學方法論》之〈史料論略〉。他寫道：

近來出土之直接史料，可據以校正史傳者，尚有西陲所得漢簡。此種材料，法人沙畹、德人康拉地皆試為考證，而皆無大功，至王靜安君手，乃蔚成精美之史學知識。[98]

顧頡剛說傅斯年回國以後，「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99]如今王國維的著作，顯然是傅斯年認為水準超邁歐洲漢學家之上的著作，故特表佩服，也顯示王在傅心中的份量之重。

　　卞譜1927年8月條下的上述記載，為我們補充了顧頡剛日記所不曾詳記的傅、陳談話內容，使我們清楚知道，王國維其人其學，的確是陳、傅談話的重要話題。通過陳寅恪的評介，傅斯年對王國維的認識很可能得到進一步的提高。我們甚至可以推想：陳寅恪也闡述了他對古史研究的看法，並表達對王國維治學途轍的推崇。今檢〈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陳寅恪有一段話這樣說：

王靜安先生……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100]

陳寅恪對二重證據法的推崇，以及對〈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的評價，與傅斯年的看法一致。這到底是英雄所見略同？抑相互影響所致？頗難確知。但傅、陳對王國維共表敬佩，則為不爭之事實。

至於傅斯年與徐中舒在上海的晤談，也是一次以王國維為中心的學術討論。在此需要稍為交代一下王國維和徐中舒的學術淵源。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對此有一段說明：

　民國10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孫仲容先生所著書，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因廣搜彝器款識龜甲獸骨文字以補其闕，遂於上虞羅氏所刻《雪堂》《雲窗》兩叢書及英人哈同所刻《廣倉學窘叢書》中得讀先生所著書不下數十種，於是始知並世學者中乃有謹嚴精深之大師如先生其人者。

民國14年秋，北京清華學校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延先生主講席。余遂決然前往就學，以償積年願見而無緣相見之大師焉。……時先生方講《古史新證》，以鐘鼎款識，及甲骨文字中之有關古代史蹟者，疏通而證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為之根據，此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蓋取舊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諸篇，增訂而成。……余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題之時尤多。[101]

徐中舒的自述親切地表明，他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讀，正是為了追隨王國維治學，而恰好趕上了王國維講述《古史新證》的歷史時刻。徐氏入學後，從課堂聽講到課後請益，深深折服於王國維「精深嚴謹」的治學風格，時常把握機會私下請益。這一段治學歷程的結晶，初步反映在他的畢業論文〈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之選題及論旨上。[102]王國維逝世之後，徐中舒接二連三寫出的幾篇文字，更顯示他在清華的王門弟子中，對於乃師的學術途轍有特別深入的體悟，對信古派和疑古派的失誤也有清晰的看法。

1927年8月30日傅、顧、楊、徐在滄州旅社的晤談，必是一場關於古史研究的深入談話。而王國維的精魄時時浮現，引領著他們的話題與思路。徐亮工引傅斯年檔案收藏的徐中舒函札，指1928年夏徐中舒與傅斯年的幾次晤談，使傅斯年邀請徐中舒入史語所工作。[103]今據顧頡剛日記所載，可知徐中舒與傅斯年相識的時間，應在1927年8月。這一次晤面之後，雙方都留下良好印象。翌年，徐中舒被正式邀請入新設的史語所，成為傅斯年刻意裁培的「少年學者」之一。被傅斯年網羅入所的另一位清華王門弟子，是治甲骨文字的余永梁。徐、余兩位，都是王國維較為親近的弟子，[104]是顧頡剛口中王國維所造就的「學術水平很高的專家」。[105]余永梁認識傅斯年，更在徐中舒之後，可能是徐中舒所薦舉，其入所較徐為早。桑兵以「找新才、重實學、開新路」，來評論傅斯年組織史語所的成功秘訣。[106]徐、余的被邀入所，反映了傅斯年對王門弟子的重視，期望他們加盟這個新成立的研究機構之後，可以引入一種「謹嚴精深」、「客觀謹慎」的王氏學風。[107]

在此需要稍加辨明的是，論者以為徐中舒入史語所後，其九年間發表的論著，從「研究範圍和方法」來看，無一不是傅斯年史學主張的產物。甚至認為徐中舒入史語所之後，「研究方向為之一變，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研究中國古代史」。[108]此說恐倒果為因，既放大了傅斯年對徐中舒的影響，又低估了王國維對徐中舒的啟迪。傅斯年深表「傾佩」的徐氏〈從古史書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發表時間在徐氏入史語所以前，此文絕非受傅斯年影響下的產物，是毫無疑義的。傅斯年對徐文的激賞，正反映他與王國維思路的親近性。徐氏入所後的治學業績，乃是貫徹王國維的治學途轍，正不必處處都從傅斯年去尋找思想源頭。[109]論者引用徐中舒〈從古史書推測之殷周民族〉中的主張：「史之良窳率以史料為準，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以為「完全就是傅斯年先生『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主張的翻版」，[110]卻忽略徐中舒強調史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本是王門弟子之本色。論者誤以徐中舒受傅斯年影響，倒證明了王、傅思想的接近，而王更是促使傅思想轉向的重要源頭。

六、結語

本文以王國維與傅斯年的思想交涉作為考察的重心，探討傅斯年古史觀的變化，進而探討其原因所在。這一個研究的成果，使我們可以再次回答杜正勝從心理層面提出的問題：當傅斯年以「一個史學圈外人進入史學領域內，可能面對甚麼問題？所要挑戰和超越的是甚麼對象？」杜正勝對這個問題的回應，認為應從傅斯年和胡適、顧頡剛的關係說起，認為「對這兩人的評論是傅斯年以『不弄史學』之人而終於在史學王國引領風騷的關鍵」。[111]杜說揭示了某一層面的事實，卻不免忽略了王國維留下的巨大身影及學術遺產，提供了傅斯年思考如何「挑戰和超越」的參考之資，也使他對顧頡剛的學術評價有了新的洞見。

王汎森對傅斯年思想轉變的原因，特別注意到王國維著作所起的影響力。他認為傅斯年從疑古到主張重建古史，「促成其轉變的，當然是史語所殷墟考古的成果，而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等文字也對傅有微妙的影響。」[112]王說揭示了王國維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親緣關係，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王國維以外，從未見到傅斯年對任何學者如此傾心」，[113]這是確鑿可信的論斷。不過，王國維對傅斯年古史觀的影響，比王汎森認知的還要重大、其發揮作用也在更早時段。本文的研究表明，王國維對傅斯年古史觀所發揮的啟迪作用，在1926-1928年就相當深刻，且影響了史語所的發展方針及殷墟發掘。因此，殷墟發掘是傅斯年思想轉變的果，而不是其因。本文顯示，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成果，促使傅斯年確信古史研究的美好前景，認為充分結合新材料與舊材料研究的必要性，相信單靠紙上文獻不足以開闢一條新史學之路。這一番見解，後來都在〈史語所工作之旨趣〉中有充分發揮，在史語所同人的工作中有豐富實踐。

如果我們同意一個觀點：傅斯年通過其鮮明的史學主張及制度性建構，引導了近代中國學界由疑古轉向重建古史，這是傅斯年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貢獻。那麼就應當補充一個事實：傅斯年是在王國維著作的啟迪下，發生了這一場思想上的轉折，擺脫了胡適、顧頡剛的疑古路徑，進而再運用他的高超組織力，在學術界中發揮轉移風氣的作用。因此，我們大可視傅斯年為王國維工作的宣揚者、實踐者、後繼者，是繼王國維之後推動中國古史研究轉向的一位重要人物。

* 私立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本文蒙2009-2010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98-2410-H-029-042-MY2。

[1]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09，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2003年6月），頁305。

[2] 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9），收入：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頁363。

[3] 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14），收入：羅家芳、羅家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364-365。

[4]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頁34。

[5] 傅斯年，〈故書新評：《史記志疑》〉，《傅斯年全集》，第1卷，頁120。

[6] 傅斯年，〈故書新評：《史記志疑》〉，頁120-121。

[7]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收入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店，2004），頁96-97。

[8] 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2008:12），頁106-107。

[9]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09。

[10]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5月），頁60-71。

[11]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52。本文以下引用之傅斯年函，皆用《遺札》本。

[12]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頁73。

[13]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52。

[14]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52-53。

[15] 顧頡剛，〈致殷履安函〉（1924.5.10），《顧頡剛書信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427。

[16] 傅斯年，〈論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3卷，頁45。

[17] 「史學圈外人」是杜正勝對留歐時期傅斯年的評論。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臺北：三民書店，2004年5月），頁120。

[18]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于世界的想像〉〉，原載《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2期（1927:11.8），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2冊（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頁12。

[19]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1926年9月7日條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385。

[20]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頁120-128。

[21]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1926年9月2、5日條下，頁375-383。

[22] 傅斯年，〈致胡適函〉（1926.8.17-18），頁50。

[23] 傅斯年，〈致顧頡剛函〉（1924-1926），頁63。

[24] 傅斯年，〈致顧頡剛函〉（1924-1926），頁96。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9），頁98。

[25] 杜正勝認為傅斯年在留學歐洲後期才開始思考古史問題。參見：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頁99。杜說實誤。

[26]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09-310。

[27] 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9），頁98。

[28] 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收入：蔡尚志編選，《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臺北：故鄉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3月），頁4。

[29] 傅斯年，〈致顧頡剛函〉（1924-1926），頁95。

[30] 傅斯年，〈致顧頡剛函〉（1924-1926），註腳說明傅氏自註：「此一段稿是1925年春所寫」。頁94。

[31] 傅斯年，〈致胡適函〉（1926:8.17-18），頁50-51。

[32]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頁326-336。

[33]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62-63。

[34] 杜正勝認為，從1925-1926年9月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看法有了轉變，從消極轉為積極，其動機是為了與顧頡剛爭勝，「走出自己的路」。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頁124-125。但這一看法，仍未有充分證據支持。

[35]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65。

[36]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收入：李濟等編，《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1930:12），現引自：歐陽哲生主編，《傅全年全集》，第3卷，頁113。

[37] 傅斯年，〈致胡適函〉（1926.8.17-18），頁47。

[38] 傅斯年，〈致胡適函〉（1926.8.17-18），頁48。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92-94。

[39]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71-74。

[40]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74。

[41] 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25。

[42] 傅斯年，〈致胡適函〉（1927.8.17-18），頁51。

[43] 傅斯年，〈與顧頡剛函〉（1924-1926），頁92。

[44] 顧頡剛編，《古史辨．自序》，第1冊，頁50。

[45] 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頁67-68、125、237-242。

[46] 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頁240-241。

[47] 顧頡剛，〈附跋〉，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頁267。

[48]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頁264。

[49]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頁131。王汎森注意到王國維與傅斯年有「相同的觀點」，卻未指出兩者之淵源授受關係。

[50]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二章》，頁265。

[51]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頁127。

[52] 杜正勝認為傅斯年回國以前，已經「超過《古史辨》的層次」，由疑古轉向重建。又說：「民國十五年底回到中國，他已樹起鮮明的史學革命的旗幟，與顧頡剛分庭抗禮了。」這話恐怕高估了傅氏返國時的思想成熟程度。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頁107-109。

[53] 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9），頁362。

[54]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頁113。

[55] 金毓黻仔細比較二文後，認為「二文辭意略同，疑為一人所撰。」金毓黻，《靜晤室日記》1938年10月24日條下，第6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10月），頁4240。

[56]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收入：姚淦銘等編，《王國維文集》，第4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頁33。

[57] 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東方雜誌》，第19卷第3號（1922:2.10），頁37-38。

[58]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頁34-35。

[59] 傅斯年，〈評〈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頁11。

[60] 張蔭麟的批評是：「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史事之稱述，該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2冊，頁271-272。杜正勝注意到張、傅觀點接近，卻未直指兩者存在關連。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收入氏著，《新史學之路》，頁99。

[61]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頁594。

[62]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頁140。

[63] 顧頡剛日記1926年11月24日條下記：「點《古史新證》。」11月26日條下記：「點讀《古史新證》畢業（粗讀）。」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1（臺北：聯經，2007），頁819-820。

[64] 顧頡剛，〈致葉聖陶函〉（1927.7.4），頁86-88。

[65]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收入：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1，頁21-27。

[66] 顧頡剛，〈致傅斯年函〉（1927.6.27），收入氏著，《顧頡剛書信集》，第1卷，頁194。

[67]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09。是文附錄輯錄了傅斯年眉批中對《觀堂集林》的學術評論，參見：頁319-320。若要正確解讀書中的圈點及眉批，不能不對學術史先有一定認識。例如〈鬼方昆夷玁狁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是兩篇只有圈點而無評語的文字。傅斯年未留下片言隻語，卻不代表他不重視二文，更不代表對二文印象不深，更不能視為不贊同王國維的見解。總之，解讀文獻需要以他種史料為證，才不致「以不見為不有」，可以作出近情合理的解釋。

[68]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2卷，頁311-312。

[69]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頁142。

[70]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頁142。

[71]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13-314。王汎森細心地指出，徐中舒文暗中修正了王國維的觀點，就如傅斯年隨後寫〈夷夏東西說〉，從「民族代興」的觀點探討殷周之際的變化，也超出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原有的觀點。可是，具體觀點上的差異，不能掩蓋王、徐、傅三人在「種族－地理」研究取向上為同調。

[72] 編者，〈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2期（1928:6.4），頁9。

[73]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4），頁181。

[74] 朱家驊、傅斯年，〈致李石曾、吳稚暉函〉（1927.5.16），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頁49。此函《遺札》失收。

[75] 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國學月報》，第2卷第8、9、10號合刊（1927:10），頁524。

[76] 1928年底，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開始挖掘殷墟後，馬衡要求加入而被拒。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頁152。按馬氏被拒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對「知識的態度和追求知識的方法」與傅斯年有絕大差異，其中確有人事及門戶的考慮。

[77]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週報》，第5卷第276期（1927:8），頁1-2、5。

[78] 陸侃如，〈關於王靜安的死〉，《文學週報》，第5卷第276期，頁77。

[79] 《國學月報》之〈引言〉，第2卷第8、9、10合刊，頁3。

[80]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頁247。

[81] 顧頡剛日記1927年11月4日條下，記傅斯年和他在廣州時，幾位年輕同事包括王國維的清華弟子余永梁等，與他「同到彥堂處。看《東方雜誌》王靜安先生傳。」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2，頁101。這一則記載，顯示這群新進學者對王國維其人其學的關注程度。

[82]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文學週報》，第5卷第276期，頁13。

[83]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頁13。

[84]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頁22-23。

[85]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頁13、15。

[86]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頁24。

[87] 徐亮工，〈從「書」裏到「書」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收入：徐中舒，《川大史學：徐中舒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頁4。

[88] 徐中舒，〈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頁27。

[89] 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東方雜誌》，第24卷第13號（1927:7），頁45。

[90]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頁38。

[91] 桑兵，〈近代學術轉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頁285。

[92] 清華國學院學生戴家祥回憶：「陳師和我在校散步時，自稱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靜安先生，其次是陳垣。」戴家祥，〈致蔣秉南書〉，引自：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27年6月條下（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04。

[93]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頁247。按陳寅恪此文著眼於轉移及奠定學術評價的標準，當另文詳論。

[94] 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收入氏著，《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頁463。

[95] 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27年8月條下，頁106。

[96] 傅集編者不收載三文，可能是因涉及羅、王著作權爭議，其後學界看法不盡與傅斯年同。前幾年有一部《殷虛書契考釋原稿信札》出版，便有力地闢除此一傳言，證實羅竊王書之說不實。參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原稿信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

[97] 王汎森，〈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之〈附錄〉，收入：孫敦恆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29。

[98]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頁331。

[99]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1928年4月30日條下，為1973月7月補記4月29日晚上事，卷2，頁160。

[100]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頁247。

[101] 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頁68。

[102] 徐中舒文章原題「殷周民族考」，發表時加上「從古書中推測」幾個字。根據羅志田推想，應是徐氏考慮到該文未使用「非古書」材料，因而有此改動。徐亮工，〈從「書」裏到「書」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頁8。今按徐氏改題，或是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之說影響。

[103] 徐亮工，〈從「書」裏到「書」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頁9-11。

[104] 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頁69。

[105]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頁16。

[106] 桑兵，〈近代學術轉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273。

[107] 施耐德注意到傅斯年早年招募的研究工作人員中，特別聘任了王國維在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施耐德著，關山、李貌華譯，《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6月），頁45。

[108] 徐亮工，〈從「書」裏到「書」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頁11、13。

[109] 桑兵早已指出：「誠然，傅斯年『史學革命』的效果仍是客觀實在的，無毋置疑的，只是成功的原因不一定是理念的新穎或旗幟的特色。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進程中，傅斯年的學術貢獻遠不及他的事功，史語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學革命勝利的象徵，并且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學術理念的作用。」桑兵，〈近代學術轉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273。

[110] 徐亮工，〈從「書」裏到「書」外：徐中舒先生的學術與生平〉（代前言）），頁13。

[111]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頁120。

[112]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15。

[113] 王汎森，〈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頁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