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一条田野调查规定引发的故事

暑期到，出书斋入田野的日子又到了。即便烈日炎炎、“水深火热”，语言学、考古学等专业的小伙伴仍在田野调查前线奋斗。遥想当年，赵元任、李方桂、胡厚宣、董作宾、徐中舒、梁思永们也和大家一样曾在前线挥汗如雨吧？不如我们一起读（ba）读（gua）同行大前辈的小故事，也许可以解乏消暑，或许可以在田野的星空下怀古思今。

1934年仲夏，走马上任不久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制定了一条田野调查禁令：外出调查不得携眷。（咦，这是干涉自由呀，但能禁止虐狗呀，小编有点纠结…）

丁君万万没想到，此令下达至史语所，竟引起一系列故事，引发了两起辞职风波。

8月，时任史语所语言组（二组）主任的赵元任和组员李方桂听闻禁令后提出辞职，尤其李方桂辞意颇为坚决。

事情的前因后果可参见丁文江致傅斯年的信函（函文引自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所存信函，后文简称《傅档》）：

元任自青岛有长信来，因闻济之言，弟前有函禁止携眷，颇怒，云不收回成命，彼必去。弟已有恳切信慰之，同时在某种条件之下，允收回成命，或可有效，兄暂作不知可已。

丁文江找赵元任恳谈了两次，结果是丁君同意撤回禁令函，赵元任收回辞呈，但李方桂仍坚决辞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不能“作不知”，遂致电考古组（三组）主任李济（字济之，曾代理所长事务，并与丁文江、赵元任有私谊），请他斡旋：

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

李济复电推辞：

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

其后丁文江从赵元任处得知李方桂坚决辞职另有隐情，又致函傅斯年，请他在北京“设法”：

弟允将先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

丁君信中称“此恐不确”，大概因为他和胡适私交甚厚，不愿相信胡适居然“挖墙脚”。

其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大约有挖李方桂到北大任教之事（胡适日记记载八月与李方桂晤谈事）。同年7月，刘半农在方言调查途中染病逝世，北大语音学讲座一职空缺，李方桂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于当时的史语所语言组而言，失李方桂则是失去股肱。

可能傅斯年之力不足以挽回局势，丁文江只得“以去就争之”（大概是若胡挖走李，丁也要辞职），请蔡元培出面调解。最终李方桂留史语所，胡适另请罗常培任教，此事才告结。

李方桂去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风波而延迟，其后带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研究的权威。

可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解决了语言组辞职事件，考古组又起风波。

1935年春梁思永主持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徐中舒、董作宾（甲骨文“四堂”之彦堂）等与事。董作宾与原配夫人离异，4月，时为其女友的熊海平女士至安阳参观、留宿（二人已有结褵之意，见夏鼐等人日记）。

梁思永致电考古组主任李济告知此事，李济请梁维持最小限度的纪律。徐中舒自安阳返回将事情告诉傅斯年，傅闻此事后大动肝火，自请“革罚”（见《傅斯年致史语所电》）：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

傅斯年痛哭请罪，事态已然失控，作为考古组主任兼代理所长的李济致电丁文江，称当负全责并引咎辞职：

……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

当事人董作宾听闻傅斯年、李济均欲引咎辞职，亦致电请辞：

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

李济致电梁思永询问事情“真相”，梁在复电中陈述了事态的发展（见《傅档》）：

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

一时傅斯年、李济、徐中舒、董作宾都要辞职，徐中舒回南京，董作宾回北京，梁思永在观望中勉力维持考古工作站。没想到因“携眷”一事，竟再次致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事业陷入濒临崩盘的境地。

一人做事有“万事开头难”，有虎头蛇尾，众人共事又比单干难，戮力同心难，一哄而散易。史语所以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学术宗旨，以“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目标。众人因共识聚于史语所，小小禁止携眷令竟促发两起连环辞职风波。究其原因，大概一因“独立自由之意志”，不自由，毋宁死；二是意气用事，才子书生，桀骜狷介，不合意则拂袖去。那么独立自由和协作共事如何调合呢？

原本傅斯年等以“总当把研究院撑持起来”劝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见《傅档》），现在他们要“一哄而散，各自奋斗去”，丁文江竭力劝解“辞职诸位”。他在致徐中舒和致董作宾的信函中解释了制禁令的原因和共事的原则（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致徐中舒函：

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

致董作宾函：

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

奈何董作宾去意坚决，丁文江只得求助于胡适：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

胡适的劝说并没有打消董的辞意，董作宾与傅斯年本有私谊，因此事生嫌隙并颇有怨言。最终由丁文江的一纸长信化解了怨隙，留住了董作宾：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

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孟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

董作宾读信后回心转意，与傅斯年等重归于好，5月初恢复正常工作。这起连环辞职风波由此平息。

百年倏忽而过，当年喜怒皆付笑谈。上一个百年留给我们的有真性情、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国梦想、学术理想。不知道这一个百年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附丁文江先生、李方桂先生逸事：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今人多不知丁文江，丁先生实为民国贤能中的佼佼者。他早年负笈海外，攻动物学、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既用心于学术，且以中国学术发展、社会发展为己任。

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引荐李四光、葛利普（Grabau）到北大任教，北大地质系由此发展起来。葛利普先生现在长眠于燕园（在西门西南联大纪念碑附近）。

因共同的理想，丁先生与梁任公、胡适等为知交。梁任公逝世，他写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丁先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享年49岁。胡适写诗悼念：“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胡适悼文中说，从前只道阮籍能为青白眼，认识丁在君后才亲见作青白眼之人。

文人多赞竹虚心有节，丁先生却厌竹，称：“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诗中描摹的确属伪君子形貌。

丁文江先生事迹可参见胡适《丁文江传》、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等文（收在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

 李方桂先生与史语所还有一段轶事：

抗战时期，史语所和西南联大一样迁到昆明。当时傅斯年接任中研院总干事，想请李方桂接任史语所所长一职。李方桂坚决推辞，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对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说：“我是三等人才。”

可能一时场面难免尴尬，但傅斯年并不介怀，仍坚持劝说。当时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去了美国，李方桂最终退了一步，答应接替赵元任出任语言组主任。这个故事经马学良在《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一文中讲述后，成为学界美谈。

本文主要参考：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岱峻：《民国衣冠 风雨中研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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