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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次重大事件。历时近八百年的周王朝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这时商朝的残余势力依然不容小觑。夏、商、周的改朝换代并不像后世一些王朝那样对前朝统治者赶尽杀绝。夏、商、周之间的改朝换代并不是后一个王朝灭掉前面的王朝，而是商部族强大起来后打败了夏部族，取代了夏部族成为所有部族共同尊奉的共主，但夏部族并未被灭掉，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发祥地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后来周部族推翻商王朝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模式。  商朝被推翻后商朝王族依然还有着相当强大的残余势力。武王伐纣时商朝的主力部队正在东方与夷人作战。周武王尽管拿下了防守薄弱的商朝都城朝歌，但商朝在东方仍保留有完整的成建制的主力部队。如果新生的周王朝要对商朝的残余势力赶尽杀绝，那么就得承担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牺牲。只想尽快稳定周王朝统治秩序的周武王自然不愿再节外生枝。因此周武王并没用武力方式对商朝残余势力赶尽杀绝，而是试图通过安抚的方式使商朝的残余势力臣服于自己。  周武王对商朝残余势力的具体处理办法是：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及其宗族、部众集中起来就地安置，同时将自己的三个同父同母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分封在周围。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就像带刀侍卫似的对武庚及其部众提供贴身保护（实际上是变相监管）。这相当于是把商朝遗民画地为牢，然后再派出自己的三位骨肉至亲在旁边时刻监视。负责监视商朝遗民的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被称为“三监”。前朝遗民的问题就这样看似得到了妥善解决。  为什么说是看似得到了妥善解决呢？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后来出问题了。周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此时尚在襁褓之中。很显然成王并不具备实际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能力，于是由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摄政。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觉得自己也是周武王同父同母的兄弟，可为什么成王继位后却是由周公旦摄政呢？三监出于对周公摄政的不满心理就制造了关于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谣言。三监与周公的矛盾使纣王之子武庚看到了复辟商朝的希望。  武庚并没直接打起恢复商朝的旗号，而是以周公对成王不利为由拉拢三监以护卫成王的名义发动对周公的讨伐。周公得知消息以后举兵东征，杀死武庚、罢黜三监，之后一路向东灭掉奄国等五十余国，将周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东海之滨，后来周王朝将位于东海之滨的土地分封给齐、鲁两国，这就是今天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的最初由来。《诗经周颂》记载：“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藩属。  天下重归安定并没使周公旦感觉安心。尽管这场叛乱被成功平息了，可导致叛乱发生的原因却没消除。如果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么保不齐哪天又得出乱子。周王朝为何在草创之初就爆发了这样一场叛乱呢？归根结底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前朝遗民的安置问题；二是宗室内部的关系问题。由于前朝遗民的安置问题没解决好，所以导致了武庚之乱的发生；由于宗室内部的关系问题没理顺，所以身为周王室成员的三监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因此周公旦在平叛后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  武庚之乱证明将前朝遗民就地安置集中监管的做法其实是为将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既然就地安置集中监管的方法不可取，那么就还剩下斩尽杀绝和分而化之两种方案。斩尽杀绝倒是可以一劳永逸除掉后患，但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咧。如果周王朝要对商朝遗民采取赶尽杀绝的办法，那么就必须承担对方殊死反扑的风险。况且搞种族灭绝也不利于新兴王朝声誉形象的树立。如果不对商朝遗民斩尽杀绝就只能是分而化之了，但该如何分、如何化则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与谋略。  周朝统治者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止是前朝遗民的安置问题。在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传位没成法无疑是暗藏的政治炸弹。生活安逸的君主、贵族往往有着众多的子嗣，可君王的位置却始终只有一个。那么究竟该由谁继位就成了关系到王朝是否能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问题。周公旦为了有效稳妥地解决现实（前朝遗民安置）和长远（王朝长治久安）的问题创建了周礼。尽管周公旦设计的周礼最初是立足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客观上都受到周礼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四大古文明。时至今日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已销声匿迹，那么为何华夏文明能一直繁衍至今呢？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在分裂之后就再也无法还原了；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可中国每次分裂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以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形态出现。  这种差异说明中国人在身份文化认同上是一致的。罗马帝国治下的各民族并不都自认为是罗马人，波斯帝国治下的各民族也并不都自认为是波斯人，然而使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彼此之间是互相认同的。这就是统一的民族文化所拥有的凝聚力。中国早在商朝就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同时也已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这一切表明中国至少在商代就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制度，但这时的中国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  正是周公旦开创的周礼完成了统一社会文化的构建。华夏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称谓。所谓周礼就是周公旦系统制定的成文礼乐制度。 周礼是历代儒家士子口中构建国家社会体系的最佳模式，也是鲁迅先生口中吃人的封建礼教。这其实就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周礼的核心思想可以大略概括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说君父就该高高在上，臣子就该匍匐在地；而是指的为人父者要有父亲的样子，为人子者要有孩子的样子，为君者就该有君主的胸襟气度，为臣者就该竭尽臣节。  这在本质上其实就是要求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周礼对君父和臣子的要求是对等的：每要求臣子做一件事，那么君父也必须对等做一件事。这也就是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周礼虽然对等要求君父和臣子，但对等和平等并不是一回事：对臣子的要求是硬性的，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会被定罪甚至处死；对君父的要求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只是要求君父应该对等去做一些事，可如果君父不这样去做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中国人所讲的礼仪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它体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种种特点，也体现了社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周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其实就是以周礼作为指导思想的。周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探索创立了一套完整复杂的宗法制度。依靠农业兴盛的姬姓部落很早就意识到家大业大也架不住子嗣众多的道理。因此周人琢磨出了嫡庶有别的制度：正妻所生的儿子在家族中享有优先的继承权。只有当正妻没生儿子或正妻所生的儿子夭折时妾室所生的儿子才能享有继承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狼多肉少的供求矛盾。可如果正妻生了一堆嫡子怎么办？周礼将贵族的子嗣分成大宗和小宗。大宗就是嫡长子永远只有一个，大宗之外无论嫡庶一律划为小宗。如果嫡长子夭折则由正妻所生的其他儿子按年龄大小依次补位。如果正妻生的儿子都死了，那么才可能由妾室生的儿子补位。王朝的君主称天子，大宗便是储君，小宗则降级为诸侯。诸侯的儿子也有大小宗之分：大宗继位继续当诸侯，小宗再降一级做卿大夫。卿大夫的大宗可以继续做卿大夫，小宗同样降一级做士。 士作为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也被称为国人。士的大宗可以继续做士，小宗则降为平民百姓。降为平民以后也就彻底脱离了规范贵族等级秩序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宗法制度下天子的地盘称为王土，诸侯的地盘称为国土，卿大夫的地盘称为采邑，士的地盘称为禄田。这些大小贵族们就靠自己的封地的租税维持生活，至于没地盘的平民只能老老实实卖力气劳作养活自己一家老小。因此就出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的说法。这种“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继承制度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也许有人觉得这种以出身定终生的世袭方式不公平。那么假设当时如果不是依嫡长的标准确定继承顺序又能如何处理呢？可能会有人说应当根据各人是否贤能作为标准。可贤与不贤这种事并没一个能明确量化的客观标准。每个人的脸上都没写着未来的命运：谁兴业谁败家可能天知地知而唯独人不知。按贤能为标准确定继承顺序只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唯出身论这种简单直接粗暴的一刀切方式才能让所有人都闭嘴。不过宗法制所确立的世袭规则并不是自动继承。 天子的册命对一些重要的官职爵位存在有效期限：父亲死了以后大宗子嗣要想继承官职爵位得天子重新册命才作数。如果天子驾崩则意味着原来的册命即时失效。继任的新天子可以重新进行册命，也可以直接来个新官不理旧账。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诸侯贵族的册命任免之权上。宗法圈内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些大小贵族们都住在城市里：当时天子和诸侯的都城被称为“国”，因此生活在都城的人被称为“国人”。都城近郊的“乡”则留给贵族阶级中最底层的士居住。 士享有发表政见、接受教育、获得选拔等权利，同时要承担兵役、劳役等义务。士阶层是当时唯一需要服兵役的阶层，军队的将领则从更高等级的贵族中选拔。宗法圈子以外的平民阶层则住在城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当时平民居住的广大农村地区被称为“野”，所以生活在城外的平民又被称为“野人”。平民几乎没土地这样的大型资产，所以没必要按什么大小宗分配财产。周礼的宗法制度不适用于平民阶层，所以又有“礼不下庶人”之说。平民在当时没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只有拼命干活交租税的义务。 周礼不仅设计了“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制度，与此同时还在宗法制下对每个阶层有着一整套行为规范：祭祖该怎么祭？结婚该怎么结？葬礼该怎么办？出门该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在当时每个阶层在这些事上都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一些规范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视为繁文缛节而被淘汰，可有也另外一些规范被视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实际上影响到了后世几千年的华夏历史，甚至我们今天所遵循的传统礼仪中仍有周礼的影子。 夏、商两朝其实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因为这两个王朝实际上都还保留有一定的氏族部落集团特征。周王朝同样是作为一个臣服于商朝的部族起家的，然而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标志着周王朝已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高度成熟的国家政权形态过渡的全过程。夏、商时期国家政治机器的结构、王位的继承秩序都还没一套明确的标准，可到了周朝已出现了一整套规范各个阶层行为秩序的礼乐制度。这种秩序的构建本身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但没任何制度设计是完美无缺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使原来适用的制度变得不再适用。为什么周礼中有很多被我们如今的人视为繁文缛节的规范遭到摈弃呢？因为如今的时代变了，所以有些东西不适用了。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说中国的传统礼教是吃人的封建糟粕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礼教毫无可取之处，而是传统礼教中的一些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周礼设计了一套让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社会秩序。这在当时的确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进步，可凡事有一利几乎也就意味着必然也有一弊。 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下层人士必须安于现状，一辈子都没可能改变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可这是违反人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甘心长期屈居人下，所以总会有一些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下层人士会起而反抗。一开始统治者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构和军队可以镇压底层人士的反抗。可在统治阶级内部王室和诸侯贵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终于有一天所有矛盾集中爆发，随着西周王朝的覆灭中国历史由波澜不惊的上古三代进入动荡激变的春秋战国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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