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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之梦 文/盛常国 1975年冬季，年仅13岁的我，因家庭贫困，连期末考试也未参加，被迫辍学。从此后，与大人们一起，每天早晨太阳露脸就到地头，晚上太阳钻进西山就放工回家，参加的是永远载入中国农村史的“农业学大寨“。 没几天，又投入了挖掘长达10公里的农业渠工程。那渠正好绕着村前过，瘦弱的我，挑着二大筐泥土在工地上踉跄行走着，无法数清一天到晚10几个小时中挑了多少趟。晚上一看肩红肿了，内衣被血污染红，并牢牢沾在肩肉上，撕裂的疼痛叫哭声，在破烂不堪的小屋中阵阵哀嚎。两条小腿肿胀、疼酸一齐附身，脚底的血泡，也看不清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也就是这样的冬季，紧挨着又一个春季，却是我家断粮的最难关键，从小营养不良的我，在饥寒交迫中还得去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至今也难以想象我是怎样度过这样的每一天。 在春耕大忙季节，又得紧张繁重劳动，与苦役般无异。到了夏收夏种时，总是在凌晨1点钟就要到田头割稻，到了早上8点时收工。可虽然收工了，由于我家当时还有7口人，那笨重的水淋淋的稻草分配，起码有好几千斤。哥哥进了国营厂工作后自立门户，很少有时间顾家。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又幼小，父亲是“睁眼瞎”，母亲是体弱的聋哑人，而又同样体弱多病的我，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力。所以将这些分配的烂稻草，必须深一脚浅一脚从烂泥地背到河边去凉晒，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还有那可恶的毛骨悚然的数10条蚂蝗叮咬的双腿，早已腿无完肤。刚几天时就哭，后来欲哭无泪。我想，那是命该如此！ 尽管在如此的生活残酷折磨中，我不忘挤时间看书，有时将书包背到田头，趁社员们一起休息半小时之机，就去读自己本该在学校里念完的课本内容。有不少社员问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读书，我强忍着心里的泪水不以回答。 1976年9月，家庭并没有因为我参加劳动，而改变一点点面貌。我终于明白“只有读好书，才能救自己”的这一道理，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甚至将我赶出家门的威吓，我自借2元5角报名费，决心要重新走进学校。村里的许多人都认为读书有啥用，无法明白我会如此酷爱读书。有一次放工回来，社员们听说我过几天要读书去了，就一路追问我这样那样，有人甚至说：“你到学校去读书有什么用？今后又不能当饭吃。”与我父亲一样的口气：“农民永远是农民”。我实在压抑不住大声地说：“读书怎么会没用？将来我的落码去学校当一名老师”。此言一出，生产队员们哈哈大笑。这“的落码”，是奉化地区方言音，意思是“最起码。”他们笑我当老师是一个空洞的梦想而已，就像一个丑陋的穷光蛋，却想把美女娶亲那样好笑。但那时农村还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看到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农民家庭出身。就拿后来我上初中时来说吧，二节作文课，几百字的作文，我在半节课后就完成了。当初老师看到我静静坐着，认为我不会作文了，后来一看我的作文，非常兴奋地把作文抄写在黑板上。当然，在老师要向同学们讲解我的作文之前，他一定要同我商量好作文中心思想怎么说。 这次我终于走进了学校，同样受到了低一级同学们热烈欢迎。不久文革结束，我也很顺利地升入初中，那时父亲已不再承担我任何一分钱的学习费用（其实他也没钱啊）。我没去怪他，自己拾破烂筹集下一学期的书学费。但几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时，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当初好言相劝我也没用，后来发狠般地将我的书包扔进了门前的污水沟里，扬言说如果我去读书，他就不想活了。 我爱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幸福感，但给了我的生命，哺育了我长大，我只有孝顺二字才可回报他们。再说，子不嫌父母丑，不笑父母贫，这是做子女的最起码道德观。失去这一道德观，即使美貌倾城，富可敌国，也只钉在耻辱柱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里，决不会让你一点点玷污。我明白他们的辛苦和无奈，而那时书学费飞涨到每学期25元，那对我来说与天文数字无啥差别。我再也无能为力，只好选择了结束我的学生时代。而全国教育体制的大改革，也在逐渐淘汰民办教师的这一特殊教师队伍。我的那个曾经梦想上大学，并且最起码当一名老师的愿望，也同时化为泡影，再次与社员们早出晚归参加生产劳动。然而并不十分理解我的社员们，总是以“的落码老师”称呼我。连生产队长指派我干什么活时说：“的落码老师，你干**事情。” 到了20岁那年，我从爱好读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喜欢上文学写作。我想把有生的酸甜苦辣用文字表达出来。最大的希望就是走上文学道路了，也许有可能有学校聘请我成为一名代课老师。树立这一雄心壮志后，我在劳动之余，就是看书写作。口袋里有了几块钱就去买文学著作。但一年又一年过去，每月10篇的小说、散文寄出，总是先后被一一退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文学上已奋斗了10年，不少亲朋好友，从热情支持到冷嘲热讽，有一位很友好的老同学干脆说，如果我有文章刊登了，他就叫我为老师。他的话并没有让我反感，反而更加给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动力。 为此，我即使到田间劳动，也跨着书包笔记本。有了好的灵感主题，就马上记下来，晚上在灯下写成一个文章。但更不幸的事又无情的压在我的身上，本来身体虚弱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艰难起来。曾经与我患难与共五六年的妻子也忧心忡忡，她的理由是，连贫困也改变不了的男人，又有什么能力去追求老师之梦？ 无奈之下，我放下了书生气的架子，在村菜场边摆起了修鞋摊。在无生意时，还是看书，在膝盖上写作。妻子为我酷爱文学而深深感动，她开始支持我写作，当起了第一位读者，为我买邮票，寄送稿件。我也将修鞋车，组装成一辆有4个轮子的推车。车上钉着一块报纸大小的木板。我在这木板上不断地写作。但直到2001年，已在文学上苦苦奋斗了20年，写下了约有200万字的稿件，却没有一篇被变成铅字，我的内心真如万箭穿过。20年啊，人生又有多少个20年呢？到了第二年，终于在省内外发表小文章了。特别是在宁波一家报纸上，发表的影视评论最多。这一年我参加了一家报纸的征文，被评为二等奖，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2003年，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件30篇左右，被评为积极通讯员。一个在省外发表的散文，被奉化文联评为三等奖。2004年，参加宁波一家报纸的征文中，获得一等奖，另外还有几家报社的奖励。 诸多的荣誉，接踵而来，引起了省内多家报纸的关注。先后将我身残志不残的修鞋匠，以专版报道。2005年，我被奉化市政府评为“十佳杰出残疾人”。同年底，一家电视台花3个月时间，跟踪拍摄了我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写作镜头。这个《修鞋匠的文学梦》纪录片，被评为宁波级一等奖。在奉化市文联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我终于领到了梦寐以求20多年的作家证。后来，我又参加了一次次征文大赛，大多获奖。2008年，我又艰难地学会电脑上写作及微博等，努力想做一名紧跟时代节奏的人。但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又无文化功底的贫困之人，即使还有民办教师体制，也非常难以符合教师岗位条件，真的难上加难。但心中只要有追求的梦，努力不懈，奋斗不止，相信一切的追不到的梦，也有精彩的人生。当然，我也有过能过一次三尺讲台瘾的机会。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向我要了一大堆退稿，分发给全班同学，同学们都说很想见见我。这位老师就要求我给学生们上一堂文学课，但被我婉拒了。因为，那时的我，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拿什么资格去上文学课呀？ 的落码老师，这一绰号至今还有很多村民叫我。可我很像有阿Q精神，对带有“老师”二个音符，在我的心中，总会演奏起激动的琴声。 这是我的老师之梦，40多年过去了，可我根本没一次走上过三尺讲台。尽管当地有不少文学友人、导师、新闻记者，总称我为：“盛老师。”但我听着心里总是在酸溜溜中，又带有甜蜜蜜的。 现在已白发绕头的我，还是想着当一名学校老师多好，这样，可以实现了我奋斗了40余年的老师之梦，哪怕一生清贫，我也心甘情愿。  作者简介 盛常国 □LOGO\题图\尾签设计：野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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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海燕文化工作室 > 《盛常国 徐子涵 郑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