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23日，尤凤伟因病逝世，享年78岁。 熟悉《十月》《收获》《北京文学》《江南》等大型文学刊物的读者，不会对尤凤伟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活跃于文坛，几乎每发表一篇都会引起强烈反响，并被连续转载。 2014年8月12日，他的《金山寺》在《作家文摘》完成连载。尤凤伟以《心怀敬畏》表达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心情： “……对大自然，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结晶，甚至包括您对自己的事业、职守，都应心怀敬畏之心。没有这种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致使人的精神溃败，行为失范……” 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切口很小，却直抵人心。在《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中山装》以一件普通的中山制服为文眼，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金山寺》中，“10万香火钱”揭示了很少被人关注的隐秘的世界。 几年前，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曾专访尤凤伟，了解其创作生涯所经历的变化和探索。在采访中，他曾说：我希望做一个清醒的、真实的作家。  《生存》尤凤伟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25.00元 Q：三十年多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尤凤伟：第一个阶段应该是1978~1988年，我的写作基本都可以装进“反思文学”这个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清水衙门》。这个作品开新时期文学反腐题材之先河，说本人是反腐文学鼻祖亦不为过，但比较粗浅、直露，没多少文学性。尚可聊以自慰的是后期的几部中篇：《山地》《秋的旅程》《旷野》及《诺言》。我自己很少再读自己的旧作，《山地》是个例外，每次读都心绪难平。可以说是《山地》之后我才知道小说该怎样写。 第二个阶段是1988~1998年。我的创作发生了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说回归文学之本也可，说“玩”文学也行。首先“玩”出来的是石门系列的首篇《金龟》，此后是《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及《泱泱水》。1994~1996年三年间，我写了一个所谓抗战系列。包括中篇《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与两个短篇。 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我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出版了《中国1957》《泥鳅》《色》《衣钵》《百合的江湖》等。《沧海客》是《中国1957》的修订版。 Q：有评论认为您的作品隐含着历史的线索。而且无论什么题材，背后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关照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 尤凤伟：重要的历史节点在我的创作上都有体现，没有什么大的遗漏，所以被称是一种编年史写作。有人说文学没有多大承担，也承担不了什么，现状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便如此，作家也不能找退路，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生活。天下雨了，这场雨对麦子、对苞米有没有利？这几天不下雨，麦子能不能干死？我现在还有田园情结。对于写作，特别是上了年纪，我考虑的已不是出多大的名，赚多少稿费。而是对得起中国作家这个称谓，希望写出属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家一看，会说尤凤伟写的是中国地面上发生的真实的社会人生，不离大谱。 Q：做到“不离大谱”也很难。 尤凤伟：一方面要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生活就摆在您面前，只看你怎样选择题材，就是人们常说的写什么。我相信我写的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雷同。我希望做一个清醒的、真实的作家。如果一个作家市侩、功利、虚伪，作品就会跟着走，文如其人，他的创作也不会和社会有真正的情感联系。 Q：从开始写作，如何走上写作道路？ 尤凤伟：中学毕业后我到工地拉大板车，工地上有一件事触动了我，我写了《一片读书声》投给《烟台日报》，得了5块钱稿费，这算是处女作。后来参军，我在部队演出队还能写个相声、快板、对口词什么的，也算不上文学创作。从部队复员后去工厂里当车工。1975年《山东文学》到青岛办改稿班，战友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改稿班可以玩，也可以写。我就请了假，写了一篇小说《出徒那天》。一开始大家评价不像小说，我改了一遍，据说像小说了。也正是这部作品，我被借调到《青岛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从此走向了所谓的文学创作之路。  《归乡》尤凤伟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36.80元 Q：您的写作一直非常顺利吗？ 尤凤伟：顺啥呢？写了大半辈子也没写出啥名堂。不过，要说顺也就是没有多少退稿，唯一的退稿是《中国1957》。《中国1957》写完后，转了四五家出版社，大型杂志都走遍了。编辑告诉说，非常喜欢这本书，目前出版不是时候，略等一等。直到2001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此我非常感谢出版社以及已去世的责编张森老先生。这期间搞了几年电影，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倒耽误了小说创作。 Q：说到电影，您的中篇《生存》改编为《鬼子来了》，当年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尤凤伟：《生存》写了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人无论面对多么神圣多么重大的事情，生存总是首要的。《生存》后来拍了电影，就是《鬼子来了》。片子在当时算得“另类”，多处出新，很多人都买帐，但我认为拍得并不理想，起码与我的预期有差距。蹩脚的“黑色幽默”，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没有真正进入人性与情感的层面。为这部电影与姜文打了一场官司，还出了本《鬼子来了官司谈》的书，记录了官司的全过程。作家书写战争，虽各有其初衷，但有一点必须具备：向人们呈现出的战争(事件与人物)必须真实可信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拒绝单一立场。这是以往战争书写的问题所在。 Q：您的抗战系列被称为“新战争小说”，“新”在哪里？ 尤凤伟：是客观地反映抗战形态，不是模式化处理。我从小读到一些抗日作品，篇一律，完全是模式化写作。“抗战”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因我并没有亲历那场战争。起意要写可能归咎于涉猎了一些国外书写战争的作品，如《丧钟为谁而鸣》《第四十一》等，又不免反观中国的战争文学作品，感觉差距太大，便想自己写一写。我看过一幅照片，一位老乡绅骑在驴上，带领他的儿子、儿媳妇们抗日参战，后来全家都牺牲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想描绘出一幅民众抗日的图像，社会各阶层都投身并付出了牺牲。 Q：《中国1957》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您本人作何评价？ 尤凤伟：也许我永远再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翻着看着，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写作时状态太好了。如果要我留下一本书，留下这一本心安理得。  《金山寺》尤凤伟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4月版/48.00元 Q：自《衣钵》之后，您的创作基本从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在《十月》发表的《中山装》，《作家文摘》转载的《金山寺》等作品，写得风生水起，非常大胆，但尺度把握非常得体。 尤凤伟：要说把握得好，首先是编辑。《中山装》先发表在《十月》上，他们将其中的一段做了删节，我觉得可惜，后来几家选刊要选，我故意给编辑发的是原稿，神奇的是不同刊物的编辑不约而同都删节了那一段。看来大家对作品的把握，尺度是一样的。 《金山寺》写的是当下信仰现状，《桥》写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国人为信仰遭遣受惩。所以不自量力地进入非同一般的领域，不是为题材上的猎奇，而是被现实生活中这个神圣层面日益世俗化所触动。 官员也有官员的苦衷，我写官场，还是设身处地考虑官场的人，考虑正常的欲望和思维。官场如果写得太片面，一是不可信，二是不好玩。 Q：您的自身经历与写作基本无关，写作是如何做到超越自我的？ 尤凤伟：我的写作比较脱离个人生活，特别写得中短篇，大部分与我个人经历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又有千丝万缕看不见摸不着的关联，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过于自恋，觉得自己的经历是唯一的写作源泉，那样写作的视野比较狭窄。如果只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 作家能否走得远，要看他的虚构能力、对写作的概括能力，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情怀，有没有责任感。是面对自己还是开放性地面对社会人生？总体说，还是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写什么的问题。有的作家太在意形式，像是写作机器一样写小说。这次写这个形状，下次换个形状。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没必要。读者看的是内容。托尔斯泰说过，内容决定作品的成败。 Q：他们有自觉的创新和突破意识，不很可贵吗？ 尤凤伟：很多有成就的作家，研究文体创新。为什么这样？是在内容上太局限了，不知道内容该写什么。对形式问题不必太刻意，自然就来到小说中。有作家把小说当字典来写，一本可以，本本如此就不可以；有的当成散文化来写，一篇可以，篇篇如此就不应该。 作家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社会生活。完全不顾忌文体是不对的，我是觉得不应该忽略最主要的东西。 注：原标题为《尤凤伟：我希望做一个清晰的作家》，舒晋瑜 来源：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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