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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在外，我很少和父母联系，更不喜欢打电话，即使是有事不得不联系，也往往只是寥寥几句。以前偶有发烧感冒之类的小病，在电话里说漏了嘴，便惹来母亲的一番叮嘱与唠叨。后来，既是不愿意听到这些耳朵起茧的嘱咐，也觉着不应该一丁点破事儿就让父母千山万水地操心，就很少说自己的事情。   二 输液之后，疼痛稍微缓解，我回到宿舍抓紧时间休息了会儿，担心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疼痛就再次袭来。果然，晚上9点钟左右，我又被痛醒了。连续几天的疼痛终于使我不敢再大意，下午诊所医生的话也让我心有惴惴。我拿过扔在床头的手机，犹豫了一会，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只身在外，我很少和父母联系，更不喜欢打电话，即使是有事不得不联系，也往往只是寥寥几句。以前偶有发烧感冒之类的小病，在电话里说漏了嘴，便惹来母亲的一番叮嘱与唠叨。后来，既是不愿意听到这些耳朵起茧的嘱咐，也觉着不应该一丁点破事儿就让父母千山万水地操心，就很少说自己的事情。而此刻，我不得不打通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正在看电视。我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希望他们第二天能来运城陪我一起去检查。父亲应了下来，挂了电话。过了一会，父亲回了电话。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父亲新接了活儿，走不开身。母亲对运城人生地不熟，运城医院的医疗水平是否值得信赖也不清楚。而且已经生病三四天，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恐怕是有些疑难杂症，最好是直接去郑大一附院。这样的确是最为方便也最为稳妥的。 挂了电话，我联系如一老师安排了周三的课，又向波哥请假，并拜托他替我安排周四周五的课。之前安排的初中部开放日的工作也无法继续，波哥爽快地接了过去。没一会儿，波哥和赵医生来到我的宿舍，问了下病情，嘱咐我先安心看病。 3月8日。 又是难眠的一夜，不过不怎么困。早上五点多醒来，穿上羽绒服，搬上小凳子坐在阳台捂肚子，还好不是很痛。六点多，匆匆洗漱，去办公室和教室简单收拾下东西，联系好的车准时到达，到达三门峡南站时还不到八点。昨晚担心赶不上车，预定的是九点的高铁，现在看来运气不错，就改签了8点20分的，这趟车在郑州站停，那里离郑大一附院很近。 我和母亲昨晚已经约好直接在医院见面。我到达郑州站时，母亲和姐姐也刚到达郑州东站，我先坐地铁去了医学院站，在出站检票口等他们。上车前，去了一次厕所，大便绿得发黑。这样的颜色显然不正常，应该是需要告诉医生的，但屎尿这样的泄物要被认真地拿来讨论总觉着有些别扭，直到蹲得腿麻。我忍不住嘲笑自己——人家医生不知道见过多少了，你还在这里“自作多情”。之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仅仅是个开始——进了医院，更多时候，你也只能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了。没有采便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我只好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聊胜于无。 在检票口等母亲的时候，肚子的疼痛又渐渐加重，我不得不靠墙蹲下，还好他们很快就到了。但地铁口到门诊楼还有一段距离，走进门诊大厅的时候，我已经几乎站不住脚。姐姐去挂号，母亲问我怎样，我只捂着肚子摇摇头。诊室外面座无虚席，姐姐拿着挂号单去登记排队，我勉强站着，母亲也四处搜寻可以坐的位置。终于有一个人站起来走了，母亲赶紧让我过去坐下等待。 坐了不到三分钟，姐姐就喊我进诊室。不过八九平方米的诊室摆了两张桌子、一张诊断床，又挤了快20人。实习医生作了初步问诊，把病历本塞到最下面，让我先等着。我瞅着后面就是诊断床，趁一个人出去时钻了进去，靠里面坐在诊断床上。医生是个大概五十多岁的女性，矮小消瘦，初步问诊的是两三个20岁左右的医生，看着像是她的学生。过了三四个人，主治大夫王医生喊到我的名字，我凑上前，她又让我躺在诊断床上，手指不断摁我的肚皮又松开，问我是否疼痛，是摁着时疼还是松开时疼，又让姐姐去护士那里拿了体温计，给我量了体温，却不发烧，又量一次，不过是37.3°。她也犯了难，推测是急性腹膜炎，但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住院治疗，就给我开了单子，让一个护士带着我去办理住院手续。  交费登记，不知道最终要花多少，母亲、姐姐、我都带足了钱；称体重，67kg；领取脸盆和垃圾篓，戴上标有姓名、住院号还有二维码的手环；挤进电梯，七楼报到。 病床安排好，我就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动。下午的时候，大姨、四姨也都来了，和母亲姊妹三个坐在一起聊天，偶尔问我是否想要喝水或者吃些什么，我都摇头，我丝毫不觉着饿。知道我三四天没有怎么吃东西，她们都满面乌云。  护士来做了皮试，看没有过敏反应就开始输液，大瓶小瓶，输了一下午也没有输完，竟然一直输到晚上，但疼痛依然是疼痛，而且开始浑身燥热。我把自己的衣服都脱了，只穿了病号服，依然热得睡不好。闭上眼迷糊不到十分钟，就会醒来。一遍一遍地看表，纳闷感觉自己睡了很久怎么时间就是不动。我不断地坐起、躺下，搞得留下陪护的姐姐也没有休息好。  （未完，20170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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