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的分歧

来源：北京晚报

2021-12-04 10:32

　　《〈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

[日]大木康著 田访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刘奈

　　唐代在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将唐初收藏于宫中的书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和佛经、道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就是自《隋书·经籍志》后形成的。《隋书·经籍志》中排在史部最开头的书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史书开启了中国历史记载的模式范本，在日本学者大木康的眼中，《史记》和《汉书》就像相扑中的东、西两位横纲，永远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高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二者只有东横纲和西横纲的差别。至于说《史记》和《汉书》哪一个是东横纲？这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对此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氛围。

　　日本学者大木康就《史记》与《汉书》背后的差异以及在历史上各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思潮进行深入研究。《〈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正是在二者的比较中展开中国史学文化的发展。在日本这两本著作虽然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经典作品，但是与中国一样，《史记》的光芒远远盖过《汉书》。这两部书在比较中究竟给中国文化、中国史学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学者大木康通过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的两者互相比较，探索两部作品在两国评价中的共性。

　　《史记》与《汉书》最大的不同还要从它们的根本性质上来看——一个是通史著作，一个是断代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上古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汉书》本来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想写《史记》之后到当下的历史。不过，班彪续写《史记》的想法并没有被儿子班固继承，班固则以另一种思路，书写了西汉一个朝代的历史。编辑思路的改变也导致了看待历史方式的巨大分歧。对于通史的《史记》来说，无论是项羽还是吕后，不一定非得是帝王才能被写进本纪中，只要是一个时代脉动的中心人物就能够收入进本纪中。而《汉书》作为断代史，能够进入本纪的只有本王朝的皇帝，只有皇帝的存在才能证实朝代的延续，因此皇帝在断代史中成为了本位，这让历史的视角和价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各个王朝的兴衰，在各种事迹中讲述历史循环的规律，同时也预示着现在生活的朝代也会走向灭亡的可能，这种以史为鉴的价值核心让《史记》不仅仅是一本人物事迹簿，更是一本中国人政治智慧的经典集。因为是通史题材，写作者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写作，大木康觉得这像是上帝视角，能够跨越自己的立场全面式地看待问题。而《汉书》的写作者班固生活于东汉时期，与后世下一个朝代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不一样，政权还是在刘氏汉朝手中，对于见证过光武中兴的班固来说，汉王朝的地位不能被动摇。所以，班固书写《汉书》的视角则是出自于现实，以汉王朝的人间视角来书写的。并不会像《史记》那样去更多的探索历史的规律、王朝核心问题以及价值流变等等问题。

　　另外后世除了从史书书写的角度对两者进行判断以外，还从两者的文章上进行比对。骈文与古文的对比也左右了后世文学家们对两本史书的评价。比如在骈文盛行的年代，东汉至六朝、唐初，《汉书》明显居于上风，士林学子大多喜欢《汉书》而不喜欢《史记》。然而自中晚唐的古文运动兴起开始，《史记》的评价则越来越高。书中大木康以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为时间轴，韩愈以前《汉书》评价高，韩愈之后《史记》评价高。

　　韩愈所处的时代，旧贵族势力的影响逐渐式微，新兴寒族官僚阶级正在崛起中，韩愈以“不平则鸣”这一文学口号，激励着寒族士子在艰苦的环境下奋进考取功名，其中司马迁在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中写就的《史记》则被韩愈作为事例激励着学子们。骈文作为一种贵族文学的代表，在韩愈的时代成为了新兴阶层的阻力，韩愈以抬高《史记》的价值来对抗贵族式的骈文，期望打破贵族对于政治、官僚的垄断，这种“不平文学”的代表就是《史记》。

　　到了宋代，门阀贵族势力再也成不了气候，通过科举上来的寒族士人掌握了官僚阶层的话语权。韩愈作为寒族士子抗争门阀贵族的先驱而被士人称颂，加上后继者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的盛行，当年为韩愈所盛赞的《史记》，地位也逐渐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汉书》的严重批判，南宋初期的著名史学家郑樵，仿照《史记》通史的写法，写作了《通志》一书。在《通志·总序》中他一边赞赏《史记》，一边责备《汉书》，甚至说司马迁与班固，就像龙与猪那样不可比拟。从写作上责备班固剽窃《史记》中的内容，几乎没有自己写作的部分；从体例上说《汉书》所代表的断代史，虽说是一个朝代史，但是制度基本上都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仅仅只是记录没有什么意义。还有人物，有些人前朝是叛臣，到了本朝就是忠臣了，这种站在王朝角度上对人物进行的评价大有问题。还有类似宋人倪思写的《班马异同》，则是直接把《史记》与《汉书》做比较，将其中共同记述的内容拉出来做对照。整体来看，在宋代《史记》的地位得以确立，但《汉书》则有些贬抑过甚。

　　明代则将《史记》与《汉书》的对比变换了一个赛道，开始有了将两部作品视为文学作品看待的倾向。这让此前围绕着两部作品历史观、体裁等方面的争论逐渐淡去，重新寻找到了两部作品在史学之外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史记》的模仿，催生了明代通俗小说的发达，《史记》中透露出的激烈的情感，是明代人所追求的对象，明代很多半虚构小说就是在学习与模仿中诞生的。

　　《史记》与《汉书》都是优秀的历史作品，无论历史上曾有过怎样的争议，这两部著作中蕴藏着不同的价值。中国历史记载的这两种潮流从古至今未曾变化过，正是这两部著作印证了中国独有的史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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