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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下酒 再来个李先生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中对《史记》和《汉书》的评价吧，受益匪浅啊： 汉书文字精炼 文字类碑文（黄季刚语）虽有抄史记及他书处 他书不过班固著书之材料 去文字之敏烦是其功（没有汉书 恐怕目录学史得重新写过） 况举世多问以汉书名家者 少有以治史记名家者 这也是“汉书下酒”的原因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一四五～约前七八），字子长，陕西韩城人。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大家。他父亲是汉朝的史官，他继承了这一行业。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说了真话，替李陵开脱，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当时死刑可以用两种方法代替；一种是拿钱来赎，一种是割生殖器。司马迁没有钱，为了完成他父亲和他自己著作《史记》的宏愿，就忍受割生殖器的处罚。三年以后，他被赦出狱，仍旧被汉武帝用做秘书（中书令），隐忍苟活，终于在五十五岁那年，完成了《史记》。 《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现在传下来的，有一点残缺。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 古代的史家被：“倡优畜之”，但却不乏直笔；后代的史家不乏被礼遇，但是直笔却在哪儿？－历史变了？还是时代变了，关心世道的人，请叹息而看此书。 班固：《汉书》 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坚，陕西咸阳人。从小聪明好学，十六岁进大学。他的父亲班彪是名学者，著《史记后传》，没完就死了。班固继承父志，并私撰《汉书》。五年以后，被人告发，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奔走，被放出来，还封了兰台令史的官，负责修国史，续作《汉书》，努力了二十年。后来跟大将军窦宪征匈奴胜利，在燕然山勒石记功，由他撰文记盛。不久窦宪以谋反被杀，班固被牵连，二度下狱，终于以六十之年，死在牢里。 班固死后，《汉书》遗稿经汉和帝叫班固妹妹班昭〔曹大家〕续成，书中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在天文志上，马续也帮了忙。 《汉书》是记刘邦到王莽之间二百三十九年的事。分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表、十志，共有一百篇、八十多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因为它的成就，跟《史记》辉映，所以古书中，常常见到“史汉”、“班、马”、“迁、固”等合称。 在文采上，《汉书）虽不如《史记》，但在详赡上，《汉书》却比《史记》严密。《汉书》的完成，前后经过班家两代三人的努力，总计有三四十年以上。 汉书文字精炼 文字类碑文（黄季刚语）虽有抄史记及他书处 他书不过班固著书之材料 去文字之敏烦是其功（没有汉书 恐怕目录学史得重新写过） 况举世多问以汉书名家者 少有以治史记名家者 这也是“汉书下酒”的原因 国学正史中，不管从史学还是文学价值而论，我们一般首推《史记》，次评《汉书》，其他各朝代的官方修史不论出自哪些名家巨匠之手，明显都无法与这两部史书同日而语。然而在古代首推《汉书》的人们也不少，大的方面大概是因为《汉书》是各朝各代编纂断代史的通用样本，就个人而言，则因阅读口味不同各有所取各有所好，但总体上来看，《汉书》历来为人所称道的更多。我本人就不因大权威鲁迅先生一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更喜爱《史记》，虽然丝毫不敢否认它的价值。老实说我觉得《史记》里司马迁夹杂的个人成见不少，虽然没把它们表述在具体事件上，但至少流露自他的语言语气中。而《汉书》的叙述则相对平淡自然，平易近人，无刻板教化之气，而多老友相聚如数家珍倾诉衷肠之情。这大概就是古人为何以《汉书》下酒，而没见过用《史记》下酒的原因。 这两部史书的内容虽然在汉武帝之前（含武帝）大致相同，《汉书》多抄录自《史记》，但从其中任意拿出一篇，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来自《史记》还是《汉书》，二史的语言风格太明显了。尤其对于《汉书》来说，班固需要处理的史料要比司马迁少得多，而他耗尽了一生的时间，上接其父班彪，下续其妹班昭，写《汉书》比记《史记》用时长的多。人们写历史很难不掺入个人看法，《汉书》中原有的诸多偏颇和锋芒大概就是被如此漫长的时间打磨平滑了。 细细辨别，这两部史书应该是各有千秋，很难找到共同点以区分高下。《史记》叙事宏大，结构严谨，义理突出；《汉书》则显得零散细碎而富于人情味。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侧重于叙事；而《汉书》作为第一部断代史，其义理早已前定，所以重在写人。《史记》易使人明理，而看《汉书》则让人懂得知人。一句话，《史记》演绎了一个客观理论化的社会，而《汉书》宁毋说是记录了一个个人命运起伏跌宕的江湖。 《汉书》对每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记录都很全面，甚至会全面到有失均衡，失去意义，让一个人物成为众口莫辨很难说清的人，从而还原到一种原生态的真实，就像我们身边那些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一样，一生事无巨细直至盖棺定论之际都很难做出确切评价。比如《汉书》的名篇《苏武传》，记叙得重复拖沓面面俱到，以至难免让人觉得苏武除了愚忠之外是否还有些别的，比如险些被李陵说动，他至少动摇过，以及此中更深的原因，在人才辈出的汉代他是否竞争力太差等等。 对于公孙弘这样一个人，《史记》和《汉书》在他身上选用的史料几乎毫无二致，但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叙事中，我们会对他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司马迁笔下是一个唯君是命为虎作伥的走狗式的儒者，一个老油条投机分子，他对这个七十来岁才入仕途的老人厌恶多于同情；而在班固笔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身不由己奋力挣扎的垂老的灵魂。那时候丞相是一个管事却无权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历代丞相不是被杀就是免职，象公孙弘这样一个年迈智衰的老人在这样的处境下适应下来该是多么不易。在第二次应招时他本已不欲前往，却被地方上硬推举上去了，之后南疆考察一趟回来，报告写的又不入圣意，这次却鬼使神差地没受责罚，他以后敢不小心翼翼地揣摩主子的意图。后来好不容易升上了御史大夫这样的高位，再次得意忘形仗义执言了几句，结果又惹得汉武帝不高兴，他不得不违心地认错，还主动请求去经营边远的朔方郡，自贬身价，这种无耻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却也逼不得已。此后不久他由皇帝的近臣御史改任丞相，这明显就是被疏远了。至于后来馋害主父偃和董仲舒，朝堂之上本就互相倾轧，汲黯主父偃那些纵横家本来就是政客兼江湖骗子，他们也进过公孙弘的谗言，只是公孙弘的方式显得比较阴险，不够光明正大而已；对董仲舒这个同行冤家，他更不能不驱除，因为他本人也是靠学儒起家的，这个根若丢了就全完了。顺便指出，这两件事略写并非有意袒护主人公，而是因为它们与主父和董各自的传有重复。 他跟卜式儿宽一样出身低微，东海边猪倌出身，到四十岁才开始学儒，本性即使说不上淳朴老实，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规矩的。当然人在江湖，纵使淳朴如卜式儿宽之辈，泥人也有个土性。再看看他在各个职位上的后继者，红极一时的酷吏张汤落了个什么下场？又酸又硬的萧望之如果活在汉武帝时代，能在皇帝跟前待几天？ 公孙弘最后总算在丞相那个危险的位子上挺下来了，落了个寿终正寝，还开了丞相封侯之先河（这是他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并荫及子孙，虽然他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着实不容易呀，凭这就当浮一大白！ 再者，象公孙弘这样的儒相，《史记》只选了他一个人做代表，而大器晚成的他却是最不具备代表性的。《汉书》中还记了很多，比如匡衡，丙吉，萧望之等，当然还是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情况。象凿壁偷光的匡衡，虽则迂腐不堪，却很少出错惹祸，而最后竟落了个强占4万亩土地，遭免职抑郁而死。丙吉的圆滑和肚量则为《汉书》独有的精彩之笔，常作为典故世代相传。 为此，当再浮一大白！ 汉书下酒这一典故据说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舜钦身上，南宋诗人和爱国将领陆游也曾仿效于此，所以从这个典故的起源本身看它的意义指涉就已非常明显。我们知道，两宋时期国家经济还是很强盛的，北宋甚至被统计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时代，偏安江南的南宋也处处歌舞升平，百姓存酒余粮不竭。然而它在对外军事和外交上却一败再败，饱受屈辱，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每个北方弱小夷狄民族的崛起壮大无不靠着对宋朝这块大肥肉的掠夺而得以滋养。有识之士对此愤慨之余，自然就难免借酒追怀史上国力最强大民族英雄世代辈出的大汉烈烈雄风，而《汉书》对此记载得最全面最完整，这正是《汉书》中最令人可堪吐气扬眉豪情勃发的地方，最适于下酒，同时击节高歌之处。 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北方野蛮民族就始终与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纠缠不休，这已成了历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是万里长城的由来，是中国史情特色之处，也是与社会发展理论异质而令人无限费解之处。殷商时代，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就因此迁居西岐，西周建立近三百年后，也终因犬戎入侵而国破迁都。秦始皇之强大足以兼并六国，对北方夷狄却只能暂时赶跑，然后筑长城以自守；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才发现匈奴比项羽难对付得多，才开始行以和亲之策。大汉强盛之后，紧接着是更为惨重的五胡十六国乱华；隋唐再度强盛，宋明的亡国又紧随其后。这是什么道理，绅士本来就斗不过泥腿子，还是华夏人种有问题？这问题一下子不好说，但西方还不是一样惨遭过匈奴和蒙古人的蹂躏劫掠，那批匈奴还是被汉人打击后力量大为削弱的一支。 汉朝的历史则完全足以消除任何对我们种族的疑虑，恢复我们的民族豪气和自信心。我们不单从张骞李广苏武身上看到了不屈的忍耐力，更从大将军卫青，战神霍去病，和后来的窦宪班固身上看到了强大的反击力。 西方史学家认为，匈奴的战争方式一般是先突袭抢掠，然后快速退至他们熟悉适应的荒漠地带，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歼灭远途追来的敌人，这就是匈奴不能从根本上被消灭的原因，汉朝也为此吃尽了苦头。且不说这种看法多么理性刻板，他们对汉朝屡次大破匈奴的史实还存疑呢，这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现代状况的原因，西方人一直认为汉人从来只会封闭自守，不适合出击远征。实际上那时西方人做不到的远程深入歼敌正是汉朝人做到了，天纵奇才的无畏英雄霍去病（最大时只有22岁）四度率军千里纵横驰骋匈奴大漠，歼敌无数所向披靡，直至封狼居胥而还。这奇迹般的行动固然与汉军骑兵的壮大有关，却也唯有象霍去病这样大胆以至盲目无理性的将领才做得到，匈奴人野蛮无理性，我比你还野蛮无理性，这样才能真正降服对方，令其望而生畏不战自败。匈奴人对霍去病的恐惧是一目了然的，那次河西受降，匈奴四万人发生哗变，霍去病只身闯入敌群，手刃叛乱者，居然无一人敢动，哗变立止。人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然而如果让霍去病驻守阴山，只怕胡人连觉都不敢睡。由此不难看出李广那套打法只适合此前的防守时期，他已跟不上霍去病的时代，两次与霍去病同时出征他都无功而返，不是迷路就是部队脱节走散，这已足以说明问题。据说汉武帝本想亲自传授霍去病兵法，霍去病拒绝了，“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象这样打仗的人历史上只有两个，一个是楚霸王项羽，他拒绝跟项燕学文学武学兵法，却创造了彭城之战三万人胜五十万那样的奇迹，另一个就是霍去病。 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已使它元气大伤，到后汉窦宪再次率军出塞三千里，给予继续劫掠汉朝和汉属国的匈奴残部（北匈奴）以毁灭性的打击，随军的《汉书》作者班固在燕然山勒石封功。自此两年后，匈奴除一部西迁欧洲外，其余全部归降汉朝。 强大的汉朝军事上对外武功卓越辉煌，外交上同样君临天下，无往而不利，这之间固然是相辅相成，最终由强盛的国力决定的，却也事在人为。汉武帝后期，傅介子受辅政大臣霍光委派调查楼兰龟兹等国杀死汉使事件，他本已超额完成了出使西域的任务，查清事件真相，谴责各国当事国王，杀死了匈奴使者，回来报告完毕，胆大心细的傅介子却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打算冒险刺杀一个国王，作为他们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惩戒。与霍光汉武帝商定后，他装作犒赏楼兰王仅带领几十人就再次出发了。然而这一次楼兰似乎已有了准备，国王躲在王城里拒绝接见他，于是他设计把楼兰王诱到国境边上，摆下酒宴，送上礼品，乘其防备松懈刺死了他。然后向楼兰国民宣读罪状，扶立太子，其它西域各国为之震骇，再不敢对汉朝行不敬之举。 另一位外交上令人荡气回肠的突出人物是宣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当时他只是西域都护府的副校尉，与校尉甘延寿带着几百人出使西域。那时西域远端各国都在匈奴郅支单于威胁控制之下，陈汤看准郅支单于大军分散在外，城邦无险可守的形势，建议召集西域各国军队抓住时机直接攻其城都。这个想法虽好，在当时的通讯条件和法令制度下却行不通，各国能否出兵及远途行进的障碍也都在未可知之数。正是在这个最考验一个外交家权变和毅力的时候，陈汤果断地假传圣旨千里跃进使这次震撼历史的行动付诸实施，匈奴在西域的最后一股力量被消灭，丝绸走廊全部畅通。 应该看到，汉朝外交上的辉煌不止来自国家强盛这个硬实力，还来源于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历史经验丰富这个软实力，正是这个软实力造就了无数个傅介子陈汤这样出色的人才。傅介子陈汤只是显现出来的两个成功的例子，其他湮没于历史中的未成功的事例不定还有多少。还好《汉书》中附带地记录着一个，那就是苏武出使匈奴时，他的一个区区副手张胜就想乘匈奴内部谋反劫持单于，冒险迫其订立城下之盟。不幸消息走漏，这个大胆的计划胎死腹中，苏武因之饱受连累，张胜变节投降遗臭万年，假如他冒险成功的话，汉匈历史又要缩短很多年了。 何以下酒，还是《汉书》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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