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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 来源：《殷都学刊》, 2014 (4) :63-68 作者：杨景龙 摘要: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一派繁荣兴旺的大好局面下，还存在着诸如当代诗词的语言和体式、当代诗词作者的文学史意识、当代诗词与新诗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当代旧体诗词艺术水平提高的瓶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求得破解之道。 关键词: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现状；艺术水平；问题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正常，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旧体诗词在经历了五四以降新体诗歌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冲击之后，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终于渡尽劫波，在轮回中再度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春天。 当代诗词创作的空前繁荣，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凡此皆足说明:诗词作为一种早已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文学样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在当代诗词姹紫嫣红开遍、一派繁荣兴旺的大好局面下，也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当代诗词创作艺术水平提高的瓶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求得破解之道。 本文就此提出三个方面的粗浅看法，向与会的方家同好请教。  一、当代诗词的语言形式问题 制约当代诗词艺术水平提高的瓶颈之一，就是当代诗词的语言和体式问题。先谈语言。  总体上看，当代诗词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当代诗词文本中的语词意象，仍属古代汉语系统，这是一种先在的限制，是当代诗词几乎无法摆脱的宿命。 因为你只要选择了运用诗词体式创作，你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语词意象、平仄格律、粘对规则等等，而这些前设的规矩都是不能总体上突破的，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当代诗词作者如果放弃古典语词意象，改用现代汉语词汇进行创作，那么写出来的作品就会类似顺口溜和打油诗，最高境界也就是接近大约一个世纪前胡适先生白话诗词的水准;或者部分嵌入新的语汇，恐怕仍然脱不出近代黄遵宪等人“新派诗”的路数，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不能根本改变传统诗词总体下行的发展演变趋势。 在这里有两位旧体诗人也许必须提起:一是启功先生，二是聂绀弩先生，他们往往会被视为运用浅近语言写作旧体诗词的成功范例。但究其实际，两位先生的作品仍然以浅近文言为主，间以现代口语。 试举他们的名作以为印证，比如启先生的《鹧鸪天·乘公共交通车》八首之三:“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聂先生的《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口中淡出鸟来无? 寒夜壶浆马哈鱼。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君但重于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馀。”启作化用玉溪生诗句，使用道教神仙家语典；聂作首句活用古白话小说成句，颔联的“旨酒”出自《诗经》，“信美”见于王粲《登楼赋》；如不笺释，普通读者恐怕亦未必能够完全看得明白。 至于二作的格调，如不为尊者、贤者讳，就应该承认，这种文白间杂的语言风格，诙谐调侃的风趣有余，高雅深远的意境不足。例以汉晋唐宋诗词，仿照钟嵘三品论诗的话，这样的当代诗词文本究竟如何品第，到底入于几等，应该也不会是太费踌躇的事情吧。 上举例证启示我们:若要保留诗词的古雅之风韵，让诗词看上去还很美，起码像是诗词，那么显而易见，当代诗词写作是无法完全、充分地使用现代汉语的，而必须继续主要使用古汉语词汇意象。 可是，古汉语已经是一种“过去时”的语言，它早已随着古近代历史的完结，整体退出现当代人的日常口语交流和书面写作实际。语言是社会现实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一种文体使用的语言已经与时代总体上脱节，那么这种文体就注定不大可能很好地表现这个时代复杂多端、纷纭多变的社会生活，不大可能深入、准确地捕捉传达生活在现当代社会的人们的思想情感的本质特征和微妙之处。这是当代诗词创作面临的几乎无法破解的难题和悖论。 怎样看待和评价这种文体的现当代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凸显在每一个清醒的研究评价者面前的不容回避的问题。胡适先生关于“活文字”与“死文字”、“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区别的看法，［1］林庚先生关于择取承载“新事物、新感情”的“新语言”，不断发现“诗的新原质”，以增强“诗的活力”的论述，［2]在今天仍具有现实针对性，应该真正引起当代诗词界的注意。 当代诗词创作的困境，除了语言使用上的悖论，还有体式这道关坎不易度越。 一是过于整齐、固定的句式，难免某种程度上的僵化与拘谨，和现当代人的语言实际差距过大，一般读者难以从中获得阅读的亲切认同感。 新诗人就此进行过讽喻，李亚伟在《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中写道:“古人宽大的衣袖里/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他们咳嗽/和七律一样整齐/ /他们鞠躬/有时著书立说，或者/在江上向后人推出排比句/他们随时都有打拱的可能/ /偶尔也把笔扛到皇帝面前去玩/提成千韵脚的意见/有时采纳了，天下太平/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生活中的语言，是参差错杂、流动变化的，决不会和“七律一样整齐”，属于应用文体范围的提意见建议的“谏书”，也实无押“成千韵脚”的必要。内容和形式的分离，势必影响文本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体词调曲牌必须严格遵循的声韵格律，有些时候也真会成了束缚、桎楛“诗情”自由舒展地表现的“镣铐”，导致如戴望舒指出的“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结果。［3］ 为突破诗词凝定的体式限制，使诗词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与时代更为适应，当代诗词界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创新，尝试加以变通，如对“中华新韵”的提倡，如“度词”的实验等，但前者等于用“新约”代替“旧约”，后者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三是诗词文体的生命力与生命质量。 诗词在现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上追唐宋，则肯定是瞠乎其后、难以为继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诗词体式的当代生命质量问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四言产生过《诗经》之后，骚体产生过屈宋之后，古近体诗产生过陶谢王孟、李杜高岑、元白韩孟、欧苏王黄之后，词曲产生过温韦柳周、辛陆姜吴、关王白马之后，诗词曲体式的黄金时代已过，青春风采已失，生命质量下降，渐入式微晚景，这是不抱成见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的诗歌史发展演变的实际。王国维说过如下两段话:“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4］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论，值得当代诗词创作家和研究家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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