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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与西方传教士(全文)

 高观点笃者 2021-12-07

编者按:2008年10月24日,萧克在风和日丽的宁静中到达了人生的终点。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萧克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的一生。本期特发《萧克与西方传教士》、《“大树将军”萧克》,以缅怀萧克的不朽功绩。

一名西方传教士跟随红军长征,后来,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眼光,撰写了《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自述》一书,向世人介绍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位西方传教士和红军将领萧克还有了一段特殊的交往。他,就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薄复礼――中文名)。萧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回顾了他与瑞士薄复礼那段富有传奇般的友谊……

长征途中不期而遇

1934年8月,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率约9000人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出发西征。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东时西,时南时北,像神龙腾空,机动灵活,行踪飘忽,不可捉摸。10月初,这支队伍强渡大沙河,攻占旧州,在贵州黄平与外国传教士勃沙特和海曼及其家人不期而遇。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母都是瑞士人。1922年11月,勃沙特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中国,“到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贵州”传教,还起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薄复礼。他在书中写到:“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中国12周年纪念日,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参加了一次传教士聚会活动后,归来时决定沿小路前行,前方一个小山村遥遥在望,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小山包,小村庄一览无余,还没等下山,这时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持枪者,拦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的艰苦行程……”

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佳,就把他们抓了起来。红六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告诉他们说:“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你们暂时不能离开红军。”

萧克在回忆中谈到:“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多、谷深、道路窄小……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100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后来,红军把他们扣留的妇女、孩子以及海曼等人都先后释放了。

第一次交往赢得好感

在旧州教堂,红军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份在教堂中缴获的法文贵州省地图。它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萧克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红军干部中,稍懂点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萧克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

一天的长途行军,薄复礼疲惫不堪。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正想睡觉,忽然有人来叫他,说是军团长萧克要召见他。萧克把他召唤来,就是让他来翻译这张地图的。他们走到一张桌子边。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萧克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薄复礼讲,萧克记。萧克指着那张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的一个法文地名,要他读出中文,薄复礼就读出中文,萧克就将那些法文地名一一都标注上了中文。他们谈笑风生,兴意甚浓,当他俩把地名译完,已经是三更了。这是薄复礼有生以来第一次为红军效力。

在相互交谈中,萧克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薄复礼的身世。过去,萧克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同对待地主一样,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这位传教士帮助萧克翻译的这张地图,对红军在贵州的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方向起了很好的作用。薄复礼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做了对红军有益的事情,因此萧克对他有了些好感。

萧克后来在回忆中讲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我们从湖南进入贵州,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而且它只有20平方分米大。得到这样一张一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

薄复礼在他的书中写到,当时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他只有25岁,有着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说起话来温文尔雅,让人感到他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有渊博的知识,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我觉得,他是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领,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他率领的部队仅靠一张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来决策战略方向。”

所见、所闻、所思

在薄复礼与红军一起行军的日子里,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环境一直伴随他同红六军团行动了18 个月,其艰苦程度让这位传教士难以想象。他在书中写到:“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得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尽管红军在危险地带常派人在那儿协助,必要时帮上一把,但大家还是没少摔跤。”行军途中,他的鞋子破了,有的战士从脚上脱下鞋来给他穿。住宿时,总是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地板上,而同他一起的士兵们则都睡在地上。

在接下来的“随军跋涉”中,薄复礼看到:“红军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反蒋介石的标语也不少,'打倒蒋介石!’'活捉蒋介石!’还有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

期间,让薄复礼惊讶地看到了许多令他不解的事:曾是贺龙部下,后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被俘后,不仅没有被杀,还当了红军的军事教官,萧克也拿着马扎去听课。红军为什么这样对待俘虏?他看到原来抽烟的战士戒了烟,没人赌博,没人抽鸦片;他看到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满清秀才、绅士周素园,57岁时还坐着滑杆随红军到延安;他还看到面对艰难毫无惧色的红军中的女性,红军中奋勇杀敌、有着传奇般的经历的黄炳炎、余秋里等10位独臂将军……

在海曼离开后,极端困苦的行程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好几次都想冲着看守的枪口扑去,以求了结,但他最后都坚持住了。薄复礼看到红军那面用教堂里的一块油画布做的旗帜上,有一颗星――伯利恒的星。他以为这是上帝的引导,是上帝安排他来这里经受磨难。于是,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娱乐,甚至打毛衣、翻译外文报纸,并和红军战士进行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辩论……

在与红军一起的日子里,萧克与薄复礼的交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他们在一起接触过许多次: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加深了了解。1936年4月,考虑到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红军打到昆明附近,决定无条件释放薄复礼。在云南曲靖送别之夜,萧克为他设宴,并亲手做了一道粉蒸肉。王震、萧克等红军领导人在饭桌上和他谈宗教、信仰,谈共产主义和基督精神。4月12日,复活节阳光灿烂的清晨,薄复礼踏上了“自由”之路。

萧克在回忆中写到:“1936年4 月12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亲历和目睹使薄复礼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红军。他的结论是:“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真理。”1936年,他在昆明的病榻上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写下了披露红军长征的第一本书《神灵之手》。和夫人返回英国治病后,他又在集会等公众场合讲述他的所见所闻。1940年,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绕道美国、日本,再次踏上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贵州盘县教会工作,直到1951年冬。1974年,又写了《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自述》。

50年后又重新联系

当年萧克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领导者,在红六军团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以忘记。

20世纪,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更为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共产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在信仰、追求、出身、种族等方面尽管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互相间的往来。

1984年,英国著名老作家索尔兹伯里来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信给萧克,询问一位当年曾为萧克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这一提及,萧克立即就想起了薄复礼,想起和他一起翻译地图的情景。想到这些,萧克马上给索尔兹伯里回信,向他介绍了全部的过程。尔后,萧克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亲属,请代致问候!”

索尔兹伯里办事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给萧克寄来了薄复礼写的那本书。后来,他又追寻到英国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他们交谈甚久,气氛融洽,索尔兹伯里向薄复礼转达了萧克的问候。事后,索尔兹伯里又给萧克寄来了他们在一起交谈时的合影,介绍了他们俩交谈的情况,而且还带来了薄复礼的问候。

萧克找到薄复礼的另一个途径是由我外交人员帮忙联系的。这样,萧克在50年后,与传教士薄复礼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1984年秋,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他就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传教士。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比吉特夫人的关系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给我国驻法使馆人员回了信,在信中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还委托我使馆人员向萧克“转达热忱的问候”。

此后,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来中国访问,薄复礼又委托他俩将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相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带给萧克。1987年5月,萧克通过我外交部门,给薄复礼去信,表示问候。后来又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60周年纪念画册托他人送给薄复礼。转告他,50年前,他接触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如今已大变样了。虽然这时的薄复礼已经不可能来到中国的军队中走走看看,但他从这本画册中也可知其概貌。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因病去世,给他102岁的人生之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萧克与传教士薄复礼的交往佳话就此长留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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