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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解读自然力问题

 为什么73 2021-12-08

思想火炬

2021-12-08 08:18

  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自然力本身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在此,澄清以往对自然力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误读,还原两者的本义,将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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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驳斥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

与自然力的误读

  第一,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其错误之处有二:
  一是有些学者把生产力的发展(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因素”)等同于技术的发展。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来看,技术在生产力当中起引领作用。但生产力的发展是总体性变革,包括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模式、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变化。技术发展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产生不同的效果。

  二是有些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仅视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没有从更加长远的目标来考虑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衷是回答如何能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活方式,抑或如何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理想的参照物。其中,人与自然是高度和谐的状态。从这两点来说,仅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是失之偏颇的。
  第二,不能用资本的反生态性驳斥马克思对自然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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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乔尔·科威尔把资本的反生态性归结为以下3点:“资本容易产生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资本为了生存下来,必须无休止地扩张;资本导致世界体系的混乱,从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不能很好地解决生态危机。”资本的反生态性并不构成反对自然力的必要条件。

  相反的是,资本的反生态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理想社会形态的现实出发点。如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资本、劳动力、科学与自然力并列使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生产方式出发,将自然力问题放到了一个更加严格的资本关系的分析上。自然力是一种物的体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是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人运用自然力是不自由的,物的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而忽视了人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进步。
  第三,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力的关系解读为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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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当代环境伦理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主张将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狭义和广义的划分。因为“'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非感知自然(non-sentient nature)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作贡献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同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单单从工具性方面看待这种贡献。”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同样指出,“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人类依赖自然的这一物质前提,认定自然力构成获取超额利润的自然基础。因此,“要么自然,要么人类”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依然受制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上升至人的生存变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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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原自然力
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本义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认识论问题,而应该将其归结为涉及到人类生存变革的历史观。
  第一,从工业对自然的影响出发,自然向工业的转化、人类对自然力的支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展望近代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未来结果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因为没有自然力,社会生产活动就无法进行,自然力就是生产力。“它(一种稳定的超额利润——作者注)来自劳动的某种较大的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
  第二,将自然力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向度相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资本逻辑意味着一种“恶”流淌于生产的自然强制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本逻辑控制下自然与社会之间分裂根源的理论武器,并指涉共产主义设想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描述从来没有夸大道德批判的重要性,而是从一个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角度表达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转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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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力是个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自然力是一个物质范畴。马克思认为所有存在是或者依赖于物质。进入到人类生活中的“劳动力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的自然力”都对社会的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理解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形成过程中地理变异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是通过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被发现的。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辩证法的这一适用域意味着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结合”,如自然与人类的结合,即将人类产生以来的自然构成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问题成立的前提是“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对人类生存产生的限制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自然本质上是人化自然。尤其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实践活动的引入,使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通过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及其生产方式而被揭示出来。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有理由把生态问题从单纯的生态主义理论当中引领出来,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以此来探索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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