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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十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评选结果在天津市揭晓，我省作家张玉《白羊在地》荣获单篇散文类优秀作品奖。这是张玉继2018年第二十七届“东丽杯”文学奖评选之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白羊在地》是一部真正的非虚构作品，首发于《黄河》2019年第四期，随后被“中国作家网”转载。作者以她真实的童年、少年时期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以及对祖父、对家族的亲情回忆为基础而创作此文。她选择“白羊”这个意象作为农人和土地的象征，通过描写祖父来描写群体乡土；写出了天下农人平实卑顺的人生态度以及这种随遇而安带来的中庸之道，是怎样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重建、新生、随水赋形。它钩沉了一方水土的风物万象，重现了山西乡村、乡情、乡愁特色内涵，阐释了焕发时代光芒的情怀。 附录： 白羊在地（节选） 四 正月就这样过去了，短暂的春天之后，夏日慢慢来临，乙未的苦夏，闷热闷热的，爷爷的身体时好时坏，不复硬朗。我回去看他的次数慢慢多了，每次回去，给他买些水果、肉脯，他很喜欢这些零食，把那种小包装的平遥牛肉揣在兜里，没事干了就吃一块。 他变得唠叨，连奶奶也受了他的感染，他们现在总是絮絮地说着往事。奶奶说起爷爷来，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她说爷爷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能记几十秤粮。这些我都知道，我曾经在北寨村教书，对爷爷的传奇耳熟能详。他从二十多岁起在北寨供销社上班直到退休，北寨的老人们都认识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奇人。他拥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对数字尤其敏感，那个时候乡里交公粮，各生产队的粮食都在供销社的大院里堆放，上百的麻袋排成一列列，他不用看账本，听一遍就能记住每一袋有多少斤，精确无误。他能双手打算盘，他嗜肉食，天生神力，他退休之后在村里种地，十年前有一次秋收时节我们姐妹几个回老家玩，顺便去他的地里帮忙收割，说是帮忙，其实是帮倒忙，因为我们都不会地里的活计——我老公和我弟弟两个年轻男人抬的一只麻袋，他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拎起来，那一年他已经七十五岁。 他开心地笑着，看得出他很享受奶奶的赞扬。他喜欢听人说好话，说他精明，说他厉害。他扳着指头数他的成就：他是兄弟们中最长寿的，身体最好的，脑筋最清楚的，子孙最多的……他显摆着，眼睛一眨一眨，让人好气又好笑。我伯父不喜欢他显摆，说他虚荣，他不服气，说：“我不是显摆，我说的是真的呀！”确实，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就是最长寿，最聪明，最强壮，最多子……我说是的，爷爷最牛了。 我伯父说我不懂事。 我不懂事吗？ 不。 我懂得。 我看着爷爷，啊，这仰之弥高的虚荣和骄傲啊，我怎么不懂？真正不懂他的是我伯父，尽管他是爷爷的儿子，长子，但他从来不懂他的父亲。他不懂这是我们永远追不上爷爷的地方。我的爷爷，他的得意、他的自我麻醉，是他八十多年来用以燃尽迷失之薪的智慧之火，是他一生幸福的源泉。 …… 其实他的回忆，也不完全是志得意满，他也有辛酸、也有暗伤，有遗恨难平。 他退休之后，恰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风云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命运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动荡，爷爷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作单位变得不景气，供销社改制让他的养老金十分菲薄；而几个叔叔陆续到了求学、结婚的年龄，他不得不在晚年继续劳作。我记得他常说八九十年代他的工资就有一百多——“比乡长还多”；但是后来他的工资一直就是那么多，进入21世纪之后还是二三百块，对于一个庞大的多子女家庭，这点收入显然杯水车薪；而且更加窘困的是他连土地也没有了——自从青年时代被招工到公家单位，他就变成了非农户，也就是说他的晚年，既没有足够养老的退休金，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老两口只有我奶奶的几亩地，全部种了玉米也不够开支。他养牛、粜粮、收药材卖给土产公司，赚一点小小的利润艰难度日。他弓着腰耕作在生长于斯的土地上，他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不辞劳苦，乐呵呵地回归田园，重新做一个地道的农人，他就这样靠几百块的退休金和几亩地拉扯大六个儿女。 他有五个儿子，但是现在身边只有四个，最小的那一个，我的五叔，他把他给了别人。把五叔送人不是因为养不起，那个时候他还在上班，供销社还算是体面的工作单位，经济上能过得去。那是因为他的堂弟——我的叔祖父家里有六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叔祖父向我爷爷要一个，他就把我的五叔抱给人家，以全兄弟情义。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国的农村重男丁，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没有儿子的从亲族中过继立嗣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的五叔，他的养父母和六个姐姐都会给他全部的爱，他将以嗣子的身份继承一份家业，在那个血脉相去不远的家庭里安稳度过一生。 然而世事无常，我的叔祖母竟然在收养五叔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五叔的身份一下子尴尬起来。再然后，我的叔祖父得了癌症，挣扎几年后还是去世了，家业凋零，人财两空。五叔没能继续读书，他要出去打工，看护孀母弱弟。他去了阳泉，在工地上与人争执，十几岁的少年血气方刚……他被刑拘了。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叔祖母向爷爷奶奶求助，我伯父赶到阳泉，去看守所看他，他很倔强，一声也不出。多年以后他依然不和我爷爷奶奶说话，他对我伯父说：“为什么把我给人？就算给人，能不能给的远一些，这辈子不要见面？”他后来南下郑州，听说他做生意做得不错，颇有钱。 几十年来，我奶奶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哭：“在这里有挣钱的爹，去那里是受苦的爹；咱家里的最小小，给人家去当大大，十几岁就扛门市……”爷爷不许她说：“给了人家就给了，不是咱的人了，不能反悔。”但是现在，他仿佛打开了尘封多年的那扇门，他主动提起这个最小的儿子，他说他对不起他，这件事是他一生办的最不好的事。我小时候常见这位叔叔，名义上他是我的堂叔，他家和爷爷家仅仅相距三十米远，他的相貌和我伯父如出一辙——可想而知，在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对咫尺天涯的亲生父母，心怀怎样的怨恨；他幼小的心灵中怎样抱了希望到绝望，又怀着绝望去希望，直到远走他乡。 爷爷剧烈地咳嗽着，眼泪涌出来，我知道，他在祈求一份不可及的，来自血脉、来自骨肉的原谅。 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竟然晕倒了。他强烈要求出去检查身体，他说：“就算我得了要死的病，也得死个明白，我要去太原检查。”奇怪的是我伯父不带他去，而其他几位叔叔也都听伯父的。 我很生气，我跟父母说必须带爷爷出去看病，我把伯父不带爷爷看病的原因臆测为伯父不孝顺，不大方，舍不得花钱。 我真是小人之心啊。 我一个人瞎忙活，因为带他去外地看病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选了医院预约挂号，需要有人陪侍，还需要在太原住宿几天，如果病情严重，还得做住院的准备。三妹在太原工作，我让她联系太原的医院看有没熟人，我告诉爷爷说他们不管你也没事，还有我们呢，我们带你去看病。爷爷眉开眼笑，说：“我就知道，还是小玉最亲。”我很心酸，他年轻时候也曾经走南闯北，可现在他老了，老得连去一趟太原都得靠晚辈们带着。 三妹联系好了一位专家，约好去检查，时间还有一周，三妹说可以先把爷爷2月份拍的片子拿给专家看，让他了解一下过往病史，诊断更准确。 我去向伯父要他保管的爷爷的片子，态度粗暴，伯父最后给了我。 …… 我在周一上午接到三妹的电话，她带着哭腔，说：“姐姐——” 她说爷爷的片子拿去给专家看了，人家一看就说，是肺癌晚期，不能治了。 像晴天霹雳一样，我懵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怎么可能呢？他连感冒都没得过，专家会不会搞错？” 三妹在呜咽：“不会的姐姐，好几个医生看过了。” 这水落石出的真相啊，如斯险恶。 我干涩地问，能开刀切除吗？化疗？放疗？那怎么办？ “姐姐，没有办法了，他年纪大了，化疗他承受不了，开刀更不行。只能保守治疗，吃中成药，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了……姐姐，医生说不仅仅是肿瘤，片子上显示，他整个肺全坏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想起伯父给爷爷带回去的药，有些药，他拆去了包装，他一定是害怕爷爷看了说明书，知道自己的病情。我的伯父，他是爷爷的长子，因为性格的倔强，他和我爷爷奶奶的关系并不融洽。他暴烈，不善与人沟通，就像这件事，他一直隐瞒爷爷的病情，他是怀着深沉的爱，他宁愿让我们误解，宁愿让爷爷恨他，也不愿告诉爷爷，这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他想让爷爷在最后的日子里不要绝望，该吃什么吃什么，自然地走完这一程。他连我们都不告诉，他情愿一个人背负这巨大的痛苦，一个人承担不孝的罪名。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现在承认，我是真的……不懂事。 这爱恨交织的苦涩亲情，这倔如牛马的古怪性格，这与生俱来的血脉传承……我的家族中的男人们啊！ 五 我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去哄爷爷，怎么给他一个交代？他还在等我下周带他去太原，去省人民医院。 我嗫嚅着：“爷爷，我把你的片子拿去给医生看了，医生说不要紧，根本没事，就是一个囊肿，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爷爷勃然变色：“我不怕死，我自己有钱看病，不用你们管……” 他呼哧呼哧地喘息，他扭过头去，不再看我。 是夜无星，唯有一勾残月；惨白的月亮和一圈毛边的光晕衬在灰黑的底子下面，大风扎寨。是夜无云，唯有远处泉水的呜咽；我在窗前，年久失修的窗棂发出喑哑的吱吱声，极慢极沉滞。窗户是木制，玻璃上有水渍、污迹和残留的几片昨夜的霜花。是夜无悲，我心里有些微的苦，像草药，清苦的味道也是极慢、极涩地扩散；像忍冬，像柴胡，像黄芩……我能在这三十多年的时光之河中溯流而上吗？ 爷爷在院子里翻晒药材——有那么好几年的时间，他一直在村里收购药材。村里人会在农闲季节挖草药换一些零钱贴补家用，他们背着药筐出没于深山之间，那些新鲜的植物散发着奇异的寒香；最常见的药材有两味，一是黄芩，一是柴胡，都是取其根做药，因此收购药材也叫“收根根”。我喜欢这个名字，有浓厚的民俗味道。 树荫又移了过来，爷爷拿着一把铁叉把药材铲到阳光斜照的地方。他粗厚的手掌上下翻飞，灵活异常，树下卧着的老牛嗅着药香，发出低沉的哞声。有人来了，背着一只沉甸甸的尼龙袋子，擦着汗水将袋口朝下一倒，一大堆褐色的根茎夹着泥土喷涌而出。爷爷拿着秤过来，把那些根块磕一磕泥土放在秤盘上，报出数字，然后问我：“多少钱啊？”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有意向村人炫耀我的智商——我遗传了他的数学天赋，心算能力超强，像这种简单的乘法，我永远是一口就能报出结果，毫厘不差。我说，柴胡十一斤，三十八块五；黄芩二十三斤，二十五块三；一共六十三块八，爷爷你给伯伯六十四块吧。他得意地笑着，努力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呀，你看这妮子，总是给我多出钱。” 他情愿多出这几毛钱，让人们夸我聪明、心肠好。这些小把戏是藏在我心里的花絮，一旦到了特定的时刻，就轰然开放、烈烈飞扬，辐射出血缘的味道，像他的魂魄毫不变形地行走在人间。不论我是坐在堂皇的会议室，还是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我总能看到他，看到他得意而狡黠的笑，那宠溺的笑容凝在他褐色的脸上，带着药材的寒香，三十多年的四维空间变成一帧二维的平面。 …… 他摇头晃脑，惬意地听着晋剧。他穿短袖，是那种近于中山装的样式，胸前有方正的兜，像一个退休干部——是的他本来就是吃公家饭的，他从来都不是邋遢的村夫。他舒展眉头，嘴角翘起；他虽然高度近视，但他眼里的神是外放的，发散于脸庞、肌肤、神态，连着他八十多年来行走自如的大地，春与秋，甜与苦，他从来知足。他坐下，一片树荫下的一块石头就可以，连小板凳都不需要。他偏着头，侧耳倾听；老胡的琴弓哑哑地一抽一抽，声音流过来：“你的父在营下盼子不到，碰死在李陵碑效忠宋朝……”。他点着头，咂着嘴，断断续续地哼着。我不喜欢晋剧，我总感觉它太粗粝了，唱腔酸热，调子高的吓人，唱戏吵架分不清楚；但是爷爷喜欢，喜欢这种粗豪率真、高亢尖利的戏。他的手在大腿上一拍一击，按宫引商，他能感知风，感知午后的阳光，感知老生的怒吼，感知千年前杨门忠烈的悲怆：“……我单枪匹马救过你的命，这些功报不了你那点恩？” …… 辉沟在赶会，有戏文，有集市；戏场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货物、形形色色的好吃的。他每天拣出一把零钱来给我，一毛一毛的，十几张，一块多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块钱对一个小孩子来说算是巨款了，他又在得意地笑，努力作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呀，这妮子，她每天花我一块钱。”我拿了钱去集市上买好吃的，我这个人没有理财观念，不论多少钱总是一下子花得精光，羊汤五毛钱一碗，麻饧一毛钱两根……吃完了，我两手空空奔回他身边，再要一块钱……结果我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吃药也没用，他几乎急死，跑十几里路去找赤脚医生，五十多岁的人，他竟然哭了。 …… 我把头抵在窗子上，放声痛哭。 张玉，1981年生，山西榆社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山西省委宣传部基层优秀文化人才、晋中市第六届市委联系高级专家、榆社县文联副主席。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百余万字，著有个人文集《北寨以北》《表里山河行经处》。曾获国家、省、市级各种文学奖项一百余项，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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