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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历史观点都认为我国是战国中期才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这一观点却受到了质疑。 认为夏商周实行奴隶制这一说法的最强力支持者是郭沫若先生，郭老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商周的遗址经常出现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杀掉殉葬和祭祀。 但是，人殉和人牲并不是夏商周独有的现象。这个现象一直都存在，秦穆公去世的时也用了177个人殉。多尔衮的母亲在努尔哈赤去世的时候也被当作人殉杀掉，你总不能说她也是奴隶吧。 另外有奴隶也并不能说明当时是奴隶社会，汉朝的奴隶更多。皇帝甚至为此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可见当时用奴隶之盛。  唐朝法律更是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把奴隶比作私人牛马。美国建国时还有70万奴隶呢，现在某些地方也还存在着奴隶，能说现在是奴隶社会吗？ 奴隶社会的定义，一定要是奴隶多到了成为社会生产者的主体地步才算。 而如今出土的人殉、人牲数量，只有区区1178人。当然，这个数目肯定是不全的。 好在祭祀对商朝人来说是件神圣的事，所以每一件都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于是专家们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计人牲总数仅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每个月四人。这和同时期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奴隶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更何况人殉和人牲并不都是奴隶，人殉的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姬妾、亲戚、武士、臣僚、仆从等等，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司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做出巡逻保卫的样子。秦穆公的177个人殉中，车家三良就是秦国的高级官吏。 人牲则往往是战俘，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人牲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以武丁时代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余全部被杀了祭祀。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他们的脑壳上还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更说明是战俘。 另外，奴隶社会一定要有大量、稳定的奴隶贸易。但商周时期却将战俘都杀掉，恰恰说明他们没有把战俘当成生产工具。因为战俘往往都是青壮年，奴隶社会是不会这么浪费生产工具的。  第三，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中广泛存在的“众”字指的就是奴隶，'众'在甲骨文中的书写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这就有点扯了，在其它甲骨文字中“人”作为偏旁出现时也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郭沫若先生是怎么从'众'字中看出他们没穿衣服的。  那么商周时期属于什么社会呢？ 我们先从周朝的政治制度来看，周朝实行的是嫡长子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而且这个制度不仅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 北宋的大儒张载就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诸侯在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士的嫡长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儿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周代每一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嫡长子世袭“宗子”之位。嫡长子就是家族的国君，所以嫡长子也被尊称为“宗君”。 只有“宗君”才有权主持祭祀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产。 也就是说，如果你血缘地位低，即使因为特殊原因发了横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毕恭毕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如果有好的衣服、好的车马，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 西周的“国人”和“野人”都采取这样的宗族生活方式。 注：西周将百姓分为“国人”“野人”两大阶层，“国人”是统治阶层，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各诸侯国，定居在城邑当中。“野人”指被征服阶层，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种田地、交纳赋役。 所以，在周朝。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只是政治关系，更是血缘关系。 “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是不同的。  事实上，当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用来描述西方国家合适，描述东亚国家则有偏差。 奴隶社会这种说法，主要还是从马克思体系社会发展史那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样本主要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实际状况，对于中国的情况，他没有做过细致的考察。而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和特异性，又是十分突出的。 他自己也提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对他来说并不熟悉，所以把这一区域剥离出自己的结论范畴。 夏商周时期，我们将其称为“宗族分封制”社会或许更为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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