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间的初次交锋：对白登之围的分析

qwdfmg 2021-12-10

展开全文

一、秦末战乱与匈奴崛起

内陆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仅指在长城内外存在着经济行为与民间交往，而且指双方的政治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存在着十分紧密的互动。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史记·蒙恬列传》），当内陆农耕区逐渐在秦始皇的兵锋之下统一时，秦朝高效的资源汲取能力动员起来的边防屯戍部队对匈奴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以至于“头曼不胜秦，北徙”——匈奴在东胡、月氏和秦的三面压力下被迫向北迁徙。

但是随着反秦战争的爆发，这种压力骤然消失了（“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史记·匈奴列传》），这就给了匈奴内部重新整合和凝聚的机会。趁着这个窗口期，冒顿单于调整了匈奴的行政组织，并且凭借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匈奴赢得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战略位置。根据史料记载：“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史记·匈奴列传》）。

冒顿单于是一个善于权谋的政治家，他隐忍并且富于心机，知道在何时出手，就像一个出色的游牧猎人。他本来是头曼单于的太子，但是老单于因为宠爱阏氏而爱屋及乌到阏氏所生的少子，所以将冒顿送到月氏那里去充当人质，然后老单于率兵攻打月氏，希望以此激怒月氏杀死太子冒顿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或许是有所察觉，冒顿单于及时逃了回来。为了安抚冒顿，头曼单于允许他“将万骑”（《史记·匈奴列传》），冒顿不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他必须尽快从“万骑”中挑选可以信任的人手帮助自己成为单于。

于是他以训练部下骑射为由制作了一种鸣镝（这种特殊的箭头在发射出去后可以发出尖锐的声音作为指示）。当他将鸣镝射向鸟兽时，那些不随他射向的人被他杀死了，之后鸣镝依次射向冒顿本人的宝马、他的爱妻乃至单于的宝马......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冒顿挑选出对他最为忠心耿耿的部下终于，在一次出猎中头曼单于死在了冒顿亲信们的箭下，冒顿如愿坐上了单于的宝座，并将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铲除（“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後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史记·匈奴列传》）。之后匈奴击败东胡，向西攻破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河南白羊王，重新掌控了河套地，恢复了秦朝进攻之前的领土，达到了空前的强盛。

当这一切完成之后，南方刚刚结束战乱、尚处于百废待兴的新王朝——汉帝国在匈奴面前悄然屹立起来。双方的冲突几乎是必然的。于汉而言，破碎的北方边境需要被重新巩固；于匈奴而言，必须首先以武力对汉帝国进行试探以求获得实际上的利益，而且匈奴南下进行掠夺本身也是由其经济形态所决定的。王明珂将这种游牧人群的南下掠夺行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计性掠夺，另一种是战略性掠夺，生计性掠夺是为了直接获得生活物资，而战略性掠夺则是为了“威胁、恐吓定居国家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的攻击行为”（见《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这种战略性掠夺的发动意味着游牧社会具有相较于“部落”更为复杂的政治组织与动员机制。在冒顿单于的努力之下，重新被集中起来的匈奴社会具备了对新兴的汉帝国进行战略性掠夺的能力，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二、战争的缘起与准备

战争缘起于汉王朝内部的权力纠葛，而韩王信就是那个导火线。他是韩国王室后裔，在刘邦西入关中时期起就追随他。平定三秦之后，为了尽可能地获得部下的忠诚与调动其积极性，刘邦许诺一旦得到天下就封他为韩王，并派其去占领旧韩国领土。在五年春，刘邦分封其为韩王。但是在结束楚汉战争之后的汉五年十月，燕王臧荼谋反（“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史记·高祖本纪》），这在刘邦心中对异姓诸侯王留下了猜疑的种子。

这种猜疑很快转移到了韩王信身上，刘邦担心他善于打仗，而封国又地势险要，恐怕不好控制。在六年春，刘邦便以防备匈奴为借口让其以太原以北的地区作为封国，将都城迁到晋阳。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出于一种避祸的心理，韩王信却主动上书以抵御匈奴入侵为理由改都晋阳为都马邑。

然而在七年的秋季——一个适合游牧民族南下的时节，匈奴冒顿单于以大军包围了马邑，韩王信不得不派遣使者向单于求和，同时加紧向汉朝求援。但是韩王信与单于通信的行为却引起了朝廷的怀疑，刘邦一方面派出援军，另一方面却派遣使者谴责韩王信的行为。刘邦之前因猜疑而改换封国的行为已经让韩王信心中怨愤，这次派遣使者来加以谴责的行为更让韩王信怀疑自己是否会被刘邦诛杀，于是在疑惧的情况下，韩王信选择了投降匈奴，他不但将马邑拱手相让，反而发兵与匈奴南下共击太原（“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陽，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陽。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陽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史记·韩王信列传》）。

在得知韩王信谋反并与匈奴南下的情况下，经过动员与准备，在冬季刘邦亲自出兵还击，关于这次出击，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战役的人员有：夏侯婴、陈平、刘敬、郦商、周勃、樊哙、灌婴、夏侯婴、傅宽、靳歙，其中总兵力据史书记载在32万左右，以步兵为主，兼有车兵和骑兵，车骑部队主要来自燕、赵、齐、梁、楚等地。关于汉军与匈奴的兵力，笔者总体保持怀疑态度，其中根据曾宪法的考证，这次战役刘邦能调动的骑兵不会超过2万，总兵力不会超过10万，而匈奴在此次战役期间的总兵力大约也就在6万左右，而绝不会有40万之多。但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汉匈的实际兵力，所以笔者姑且照原始数据记录。

其中参战人员信息如下：

（1）使节：刘敬

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刘敬叔孙通列传》）

（2）护军中尉：陈平

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陈丞相世家》）

（3）太仆：夏侯婴

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陽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樊郦滕灌列传》）

（4）将军：樊哙

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樊郦滕灌列传》）

（5）将军：周勃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破之，下晋陽。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绛侯周勃世家》）

（6）车骑将军：灌婴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於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樊郦滕灌列传》）

（7）骑都尉：靳歙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傅靳蒯成列传》）

（8）右丞相赵相国：郦商（参与平定代、雁门）

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樊郦滕灌列传》）

三、战役过程

（一）战役第一阶段：釜底抽薪

综合来看上文中各将的进军路线，夏侯婴是“击代，至武泉、云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是“自霍人以往至云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注意此时樊哙是与周勃一起合军而行的，周勃则是“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灌婴所率的部队充分发挥其机动性优势没在霍人停留而是直接抵达马邑，接受刘邦的命令迅速控制楼烦以北的六个县（“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并参与了武泉的战斗。因此可见，他们的进军是在刘邦的亲自指挥下由东自西如同镰刀一般横切过去，其目的应该就是打通代郡、雁门郡与云中郡的通道，通过隔断韩王信与匈奴大部之间的联系来对其实施类似于“关门打狗”的战略。

但是此时的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并不在北方，他们已经南下去攻打太原郡，并且兵锋直抵铜鞮（“斩代左相”，《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面对南方紧急的情势，周勃率领一支部队与刘邦分兵来救援铜鞮（“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战斗的结果是韩王信与匈奴联军惨败，而且丧失了部将王喜。由铜鞮一战可知汉朝的情势已经非常危急了，这意味着匈奴的触手几乎已经伸到了汉朝的统治核心区，刘敬曾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此时匈奴已至铜鞮，到长安恐怕都不需要一日一夜了，因此可以解释为何汉军如此急于击败韩王信联军。

在这里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山西的军事地理情况，以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此时的战场形势。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都处于一个联结四方的枢纽地位，顾祖禹就曾精辟地总结过这一点：“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砥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以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见《读史方舆纪要》）。概括讲就是山西左带黄河，右有太行（所谓“表里河山”），北通朔漠，南联关洛，只要占据山西，不光可以凭借险要拒守，还可以伺机利用交通天下四方的优势出击，所以说“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具体来看，山西地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位于山西最北部、桑干河流域间的大同盆地，也就是从平城至马邑这一片，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和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通道，这是抵御匈奴的第一道前线；第二部分就是经过句注山间的要隘楼烦之后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忻定盆地，也就是霍人、广武这一线，这部分的地位十分重要，“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咽喉全晋”（见《读史方舆纪要》），一旦匈奴越过这里则山西半部已丢；第三部分就是几乎无险可守的太原盆地，再南下就可以直入汾河流域的临汾盆地，或者折而向东南进入漳河流域的上党盆地（以铜鞮为前隘），也就是分别抵达河东、上党。由上面汉军的进攻路线与韩王信率军攻击铜鞮的情况可知，当时汉已经丢掉了代郡、雁门和太原郡，如果不及救援，那么河东、上党都会不保。

学者饶胜文进一步指出：“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见《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也就是说，韩王信借助匈奴的力量有可能夺下几乎整个山西，而一旦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变成现实，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汉王朝的统治核心区域和基本经济区将永无宁日，因为敌人既可以由东南直下河内，也可以通过太行山陉口威胁燕赵乃至齐地，甚至饮马长安，与之相反，汉王朝的军队再向由南向北或者由东向西进攻山西却非常困难。同时作为一种连带反应，难保不会有一些异姓诸侯王在刘邦焦头烂额时趁机发难。所以，在北方截断韩王信与匈奴本部的通道之后，周勃迅速南下铜鞮遏制敌人的攻势。

在击败敌军之后，周勃回军“降太原六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而敌人方面，为了抵御汉朝军队，韩王信借鉴秦末六国并起的经验，选择与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打算利用赵王室血脉在这块赵国旧地上获得支持（“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史记·韩王信列传》），同时他一方面积极与匈奴冒顿单于保持联络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收拢败兵，准备之后的战斗。匈奴冒顿单于接着派遣左右贤王率领一万余骑兵来援助韩王信，这支部队与王黄此时驻扎在广武以南，准备南下援助此时仍在控制中的晋阳。

在晋阳，收拢起来的韩王信军队与匈奴援军合兵一处（“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陽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陽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击韩信胡骑晋陽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和汉朝的几路军队进行了战斗（此时刘邦率领的主力已至，夏侯婴、周勃、灌婴都参与了这次战斗），结果同样遭到了失败。在此次战斗中，韩王信匈奴联军不但丢失了重镇晋阳，而且匈奴方面也损失了一员将领（“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从“追击于离石”（《史记·韩王信列传》）可知其逃窜方向是向西而非原路向北返回，原因可能是楼烦等要地此时已经被汉军掌控。

（二）战役第二阶段：渐入罗网

之后这支败军又迂回而至楼烦西北（也就是“硰石”），在这里再次被汉军的车骑部队所击败。率领这支车骑部队的就是灌婴，“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史记·韩王信列传》），匈奴军队一再被汉军击败，慢慢使得刘邦在心中对匈奴有了轻怠之意。

通观汉军与匈奴的战斗情况，我认为这种“匈奴常败走”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汉军武器装备更加先进，另一方面也应归结到匈奴的战术上。关于匈奴的战术，“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史记·匈奴列传》）——主要是采用骑射战术而几乎不会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一旦战局对己方不太有利，匈奴人会毫不犹豫地撤退。这种战术习惯不光与匈奴的生活习性（射猎）有关，而且与其特殊的权力结构有关，因为匈奴内部首领有限的政治权力无法用严格的纪律迫使这些骑士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战斗。

晁错在《言兵事疏》上对汉匈双方的军事战术有过比较，他认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见《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汉文帝前十一年》）。

综合来讲，匈奴的战术优势是利用马匹的越野机动能力在山地地形进行骑射，至于大平原那种开阔地形，则是汉军车骑的天下，汉军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强弓劲弩与组织优势对匈奴进行突击，而在这种地形匈奴骑兵既无法展开速度与越野优势，也因为武器质量的原因而无法对汉军展开有效的攻击，只能在护具也很简陋的情况下被动挨打，因此他们会在战局稍为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的具体情况大约是这样：在斥候探知到匈奴的部署与动向之后，汉军的车骑部队立刻出发对其进行攻击，在山西的盆地地形上十分有利于汉军车骑机动，而匈奴骑兵既没有强悍的冲击能力，也缺乏足够的远程杀伤能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受到一定死伤之后撤退，不过汉军也很难对其进行重创。哪怕是匈奴骑兵想下马与汉军步兵进行步战（当然他们不会这样），面对汉军步兵的坚固护具、长戟劲弩和良好的组织配合，匈奴也难以讨到便宜。

这时刘邦正坐镇刚刚收复的晋阳，派出使者一方面与匈奴交涉，另一方面打算窥探虚实，冒顿单于为了引诱汉军进入包围圈，故意将精锐隐藏起来而将老弱病残在军营中展示（“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史记·匈奴列传》）。刘敬认为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并劝谏刘邦不要进军，但是刘邦进攻意志坚定，周围人也只能加以附和（“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史记·匈奴列传》），此时天气已经逐渐不利于作战，汉军已经出现了伤亡现象，这对于后勤保障与行军都是不利的因素。但是刘邦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北部边境问题一举解决，这是天赐良机，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影响他的决定。

刘邦打定主意将匈奴主力歼灭，于是集中全部兵力北进，其中主要是步兵。此时已经有20万左右的兵力（实际可能是6万人左右）越过了句注山，这20万军队包括周勃、靳歙，其中大部车骑由刘邦亲率迅速向平城进发（夏侯婴、灌婴跟随）。但是周勃所部在行军80里之后却得知了楼烦三城叛乱的消息，为了避免后顾之忧周勃决定率所部掉回头去平叛。然而这一切都是冒顿单于的计策，通过采取诱敌战术将汉军主力吸引到平城，同时与王黄、赵利等韩王信残部合兵，将汉军彻底围死，楼烦三城的叛乱可能就出自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之手，只是因为周勃的回头平叛而导致没有如期与冒顿单于合军（“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史记·匈奴列传》）。

高帝率车骑部队首先来到平城，但是步兵没有全部跟上，结果刘邦在平城外的白登被冒顿率精兵40万（实际应不会有这么多）包围了7天，“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认为：“青駹马，色青。骊，黑色。赤黄曰骍”（见《史记索隐》），颜师古认为，“駹，青马也。骊深黑；骍，赤马也”（见《汉书》注），意思是：包围刘邦军队的匈奴骑兵，西方都是白马，东方都是青色马，北方都是黑色马，而南方都是红色马。关于这一点，马长寿认为：“萨满巫人以四种颜色青、赤、白、黑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见《北狄与匈奴》）。陶克涛认为这代表了匈奴内部的旗号特征，白色代表原来的白狄，红色代表赤狄，东方代表青狄，而北方代表黑狄（见《毡乡春秋——匈奴篇》）。吕思勉认为：“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此中国五行干支之说，决不能谓为偶合”（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也就是阴阳五行。笔者本人根据史料中所记载的匈奴宗教祭祀习惯而倾向于这来源于匈奴自身的萨满信仰（“祭其先、天地、鬼神”，见《史记·匈奴列传》）。

那么白登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东汉人服虔认为：“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见《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如淳指出白登是“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见《汉书·魏豹田儋韩信传》注），北魏郦道元认为：“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岗阜，即白登山也”（见《水经注》），北齐赵穆叔认为：“平城东七里有土山，高百余尺，方十余里”（见《赵记》），到了初唐更是有颜师古认为：白登“在平城东山上，去平城十里，今其处犹存，服说非也”（见《汉书·魏豹田儋韩信传》注），总之白登山是一座并不大的山，位置大约在平城东部，而且距离并不远，这里能否驻扎下如史料中所显示那样规模的军队实在值得怀疑。刘邦被围困的原因在史料中并没有记载，有可能是在追击匈奴军队的过程中被包围，也有可能是为了与城邑呈相互支援的掎角之势而选择在城外驻扎（毕竟刘邦率领的军队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被匈奴包围。此时的周勃必须首先平定楼烦的叛乱才能在匈奴的大口袋下打出一个口子，但是“还攻楼烦三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并没有明确记载到底有没有攻下，很可能周勃不得不在没攻下三城的情况下率军北上救援。

汉军被包围时采取的战术细节因为缺乏史料记载而几乎无法得知，但是汉朝将军李陵的遭遇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他也是在率领一支汉军部队的情况下被匈奴纵兵包围（不过不幸的是，他没能像自己的先辈那样等来援军）。关于当时的情况，史料是这样记载的：“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见《汉书·李广苏建传》）。可以想见，在匈奴同样包围刘邦军之后，刘邦有可能同李陵一样选择背靠白登山扎营，同时以战车相联作为军营的外部防御工事，以步军前行持盾，后行持矛戟作为对匈奴骑兵的防御，然后以弓弩手依托战车对匈奴进行射杀。而且为了避免无谓的弹药浪费，也许会像李陵那样采取“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的命令模式。习惯于骑射的匈奴骑兵不可能短时间啃掉这个“硬骨头”。

虽然匈奴将汉军主力包围，但是考虑到上文提到双方的武器与战术差异，匈奴在缺少攻坚手段的条件下无法在短时间内“吃掉”汉军，同时“包围”也有被后续汉军部队打破的可能，换句话说，冒顿单于打的时间差也很有限，因此才有陈平奇计施展的可能性。不过，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使冒顿单于无法再继续这场军事豪赌，那就是匈奴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并不稳固。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认为：北方游牧群落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与控制力非常有限，其内部组织是“协商与联盟化的”，狄宇宙同样认为单于的权力非常有限。即使冒顿单于通过阴谋与激进的手段树立了自身权威，并通过这种权威重新整合了匈奴的内部组织架构，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汲取能力，但是这种对游牧传统的破坏同样意味着不稳定，意味着匈奴内部会存在大量的反对者和针对冒顿的潜在密谋，一个尴尬的失败收场可能就会是冒顿丧失权力的导火线。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不能绝对取胜的豪赌并不划算，见好就收并另寻机会给予敌人重创才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冒顿也在寻找一个机会收场。。

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故事了——陈平通过厚赂单于阏氏来试图打破这一僵局，“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史记·陈丞相世家》），冒顿单于一是考虑到短时间内无法消灭汉军，二是包围圈有被打破的可能，因此冒顿单于决定放出一个口子，打算在汉军因庆幸解围而松懈之时选择时机重创他们。

（三）战役第三阶段：且战且退

在第七日，这是一个大雾天，十分有利于被包围者突围，匈奴军队也稍微减轻了一角的警戒与防御，但是陈平认为应该保持警惕，将弓弩对准两侧，慢慢地有序撤离，于是被包围的汉军就在警戒的状态下慢慢撤退（“胡者全兵，请令彊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史记·韩王信列传》）。抵达最近的平城之后，这支军队就在赶来的周勃所部掩护之下逐渐脱离匈奴的包围。刘邦率领的车骑部队应该是撤军的前锋（指挥官是夏侯婴），本来他们希望通过打通句注山——广武一线的交通，接应后续的大军，但是这条路在战斗过后并没有打通，最终汉军不得不退回平城南，后续的一系列的战斗也非常激烈，其中夏侯婴“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接下来的撤军路线，考虑到刘邦“令樊哙止定代地”（《史记·高祖本纪》），因此樊哙的任务应该是为准备接应大部队而肃清在代地的敌人。在七年二月，汉军在退回平城南之后转而向东，由代地与陈豨或者樊哙会合，再由太行山陉口到曲逆至东垣（“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史记·陈丞相世家》），然后南下邯郸，经洛阳回到长安（“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史记·高祖本纪》）。

四、战后汉匈关系的调整

白登之围后刘邦意识到了匈奴并不是一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转而采取政治手段试图缓和与匈奴的关系，刘敬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即通过“和亲”的手段在匈奴内部培植亲汉派以此逐渐扭转与匈奴的敌对关系，他说：“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不过这种手段在短时期内显然未见效果，“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见《史记·匈奴列传》），由“侵盗代、云中”可见此时的雁门郡应该已非汉有，相当于边防第一线已经丧失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数倍约”很可能是在单于默许之下进行的，为的是持续对汉朝施加压力，以换取自身的战略主动权。

对于匈奴来讲，接纳汉朝叛军可以增加一种对农耕地区进行干涉的手段，因为一方面这可以避免匈奴的直接干涉，防止激化与汉朝的矛盾，毕竟匈奴可以说这是汉朝叛军的私自行动，没有得到匈奴单于的授意。另一方面，这些汉朝叛军对农耕地区的了解要远远多于匈奴。通过支持这些叛军，匈奴可以游刃有余地对汉朝施加压力来换取实际的好处，“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见《史记·匈奴列传》）——史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一、古籍

《史记》

《汉书》

《资治通鉴》

《水经注》

《读史方舆纪要》

二、著作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