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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矛盾、把握矛盾例子

 崤山老乔 2021-12-10
到了1935年10月,当教员带着陕甘支队成功到达陕北,完成长征后,局势就更加复杂了,各种矛盾关系交织在一起,让人看不清事情发展的脉络,抓不住重点。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小日本和老蒋都不约而同干了同样一件事,那就是促进国内矛盾发展,而有意压制内外矛盾的发展。老蒋是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主动压制了中日矛盾,将打击红军作为国军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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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日本很聪明,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可以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寻找并培养代理人代替他们入侵,例如建立伪满洲国就是小日本侵占中国的主要方式,他们打着民族独立的口号,在中国寻找居心叵测的合作者,间接帮助自己达到侵华的目的,而非自己亲自下场,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不仅如此,日本还有一套成熟的文化入侵体系,通过文化宣传、成立报社、学校等方式,专门培养亲日者,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日本还很擅长使用蚕食的方式,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多领域,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达到入侵的目的。

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但像日本这样对侵华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国家,绝无仅有。(可以说,近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日本,如果对日本侵华战争有深入的理解和认知,便能明白日本到底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直到如今,笔者依然对日本保持警惕。)

在小日本和老蒋的谋划下,九一八事变后,虽然日本侵占了东北,但中日矛盾依然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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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建立后,小日本想如法炮制,建立更多的非法组织,1935年初,小日本打算推动华北五省独立,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五省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建国后察哈尔省大部分都归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则被划入多省,大同和张家口原本都归属绥远省)

但小日本这一目的被红军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揭露了。

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

华北事变直接导致,中日矛盾加深,但这个矛盾尚未演变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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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发展成主要地位,已经是极近的事。

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变,教员在长征期间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形势变化对红军发展和中国革命之间关系,1935年8月1日,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时,教员已经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时的张国焘却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分裂阴谋。

教员等人要做的事,就是停止内战,推动并将中日矛盾转化为主导地位,建立统一抗日的大局。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教员终于有时间着手布局应对新的革命形势。当教员站在家国的高度,在陕北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时,张国焘还在想着率领南下红军打到成都吃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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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有大小,有主次,也有缓急。

中日矛盾即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那是不是就是说,红军要立马想尽各种办法北上抗日呢?也不是。

红军要想实现抗日的大目标,首先得确保自己的生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解决什么问题,都得从实际出发,先看自己能做哪些事,而不是今天干这个,明天头脑一热,就做另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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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抗日战线是中心任务。

身处陕北的红军,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不会轻易被敌人包围,有较大的机动空间,但红军的北边是荒漠,南边是强大的东北军,西边是荒漠的边缘地带,人口少回民多,东边是自成一国的阎锡山,在这些人身后,还站着虎视眈眈的老蒋。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掉中央苏区以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生存下来。而红军要想在有飞机和大炮的老蒋的残酷打击下生存下来,就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牢固的根据地。

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教员等人决定带着大部队到陕北这个贫瘠的地方,并不是说要靠陕北这块贫瘠的地方养活十万大军,这不现实,而是因为北边距离外蒙近,有利于打通国际路线,而且老蒋对陕北的统治也弱,红军到北边发展,可以缓解极大的军事压力。

北上不仅可以打通国际线,还能在政治方面为红军争取有利地位,红军北上抗日,是符合时情的,红军突破艰难险阻,仍旧坚持北上抗日的举动,取得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而红军南下,就是自绝国人。

当时教员和张国焘都看到了北上的困难,但一个坚持北上,一个却坚持南下,这就体现出了战略思想高度的差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教员做决策时的一个准绳,统筹眷顾,未雨绸缪,做决策时要为全局全阶段服务,不能受限于一时一地,不能因为某一阶段的计划执行起来十分困难,就放弃执行,一定要有大局观。

坚持做正确的事,自然就能收获好结果。

林育英到来后,张国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陕北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还没有解决,教员在安排林育英和张国焘沟通的时候,也在思考如何解决红军在陕北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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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还要顺带解决其他次要矛盾,极考验决策者的战略能力。

瓦窑堡会议,中央提出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心任务,而之后中央又强调要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这个中心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

抗日不是口号,要想实现抗日主张,红军就得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丰厚的积累。所以要想抗日,首先就得活下来,并活得比较好,才能有余力进行抗日。

当时的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团团包围,处于严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并抓住时机扩大新的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的队伍,就很难实现抗日这个中心任务。

树挪死,人挪活,陕北实在太穷了,大军待的时间越久越危险。

1936年1月,教员作出了“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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