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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初到陕北,地瘠民贫和敌军围困下,毛主席如何做出战略选择?

 360QAQ 2022-08-09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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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有何不同?体现了贺老总的那些策略

1936年7月1日,在党的十五岁生日之际,党的两支历经磨难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终于在康藏高原的甘孜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他们就踏上了万里长征的最后一程——三军大会师。

按顺序,我们似乎应该接着讲三大主力红军是如何会师的。但自从介绍完中央红军的直罗镇战役后,我们就把故事线转到了四方面军的百丈关战役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上,期间涉及中央红军的介绍并不多。

所以,我计划把从直罗镇战役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这段时间以来,中央红军在陕北的种种经历介绍一下,以丰富长征故事,同时也能让大家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之后的三军大会师。

一、直罗镇战役后,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面临的困境

接前文:直罗镇战役,红军打服张学良,奠基陕北的关键一战。经过吴起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三战三捷后,中央红军算是彻底打服了张少帅,迫使他放弃了和红军打内战的企图,中央红军也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但是,党中央和红军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也有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

先说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

陕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这一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沟壑区,地形多以沟、梁、丘陵为主,千沟万壑,不利于农业耕作。

这里平均海拔1000米,干旱少雨,年降雨量常常不足500毫米,还时不时地碰上大旱之年,因此这个地区的人口十分稀少。

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时候,根据地附近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50万人,红军要想在这里求得巩固和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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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都快被我们遗忘了的“国际友人”,随红军一起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共产国际“洋顾问”李德,就在自己所著的《中国往事》中描绘了他初到陕北的印象:

“陕北新根据地,除了瓦窑堡之外,所有城市和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被敌人控制。

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

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蚀,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农民和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都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

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就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这个地区不仅仅吃穿很差,而且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

再看看政治军事形势方面的:

国际上,正处于德日法西斯势力的猖狂发展时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本帝国主义正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老蒋国民政府先后同小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日本鬼子获得了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大量主权,并得寸进尺的进一步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然而,在此民族存亡之际,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却丝毫没有变化,老蒋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要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扼杀在陕北境内。

为此,老蒋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同时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

当时老蒋的部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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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以西安为据点,自南向北形成进剿之势,其王以哲部一直占据着洛川一带;

北面,是陕北小军阀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由北向南围堵红军;

西面,是西北“马家军”马鸿逵、马鸿宾部以宁夏为据点,同时配合驻扎于此的东北军董英斌部形成了西面的阻击线;

东面,是阎老西经营了多年的山西,而且他还主动派孙楚带了五个旅的兵力西渡黄河,配合老蒋的围堵。

怎么样,是不是看着很眼熟啊?是的,这种四面围堵的阵仗在红军长征中早已司空见惯了。貌似红军又一次陷入了以往那种四面绝境的危险之中。

二、党中央和毛主席面临的几种选择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不管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实际上都布满了敌军势力。而此时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加上原先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部队,也才一万三千余人。

即便这一万多人,此时也是经历数次大战,武器装备和粮食棉衣都极度缺乏的疲惫之师。

军事上面临着大军压境的态势,自然环境又如此恶劣,老蒋还从物资上对陕北一带进行封锁。所以,红军的处境依旧不容乐观,面临着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的危险

这就逼着毛主席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规划,并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当时貌似有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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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守陕北高原,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陕北苏维埃政权。

2、向西进攻宁夏马家军,夺取宁夏定远营,就可以打通共产国际的苏联援华通道,在我军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后,就可以在西北打开局面了。

3、继续长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继续寻找一块比较富饶,适合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去发展。

这其中,第一条首先被排除,困守陕北高原无异于坐以待毙,不用等老蒋来围剿,我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困死。

第二条貌似可行,在国军围堵的各路大仙中,宁夏马家军算是最弱的一支了。打击弱敌,获取苏联援助,看起来像是里面的最优解了。

但是,马家军虽弱,此时的红军比他更弱,万一打不败马家军呢?那样不但苏联物资拿不到,还白白损耗本就羸弱的红军实力,而且宁夏苦寒之地更不适合建立根据地。

那看来只有第三条了,继续长征,继续寻找一块比较富饶,适合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去发展。

按照以往的经验,红军对付这种四面围堵的策略就是战略转移,从他们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转战到别处,不然长征也不会走二万五千里

但是,此时此刻的形势却没那么简单,问题也不是一个战略转移就能解决的,因为这还涉及到下面这个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三、中华民族主要矛盾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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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过“研究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矛盾时,我们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条我们在中学政治课上学过,虽然当时处于年少懵懂期的我们还不太好理解他的含义但我们如果深入到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时,就会认识到:这是我们分析复杂形势和解决复杂问题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这一理论表明:解决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否则,是要吃大亏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

教条主义者(比如王明、张国焘)不知道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知道如何去找出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只能千篇一律地把马列主义的只言片语到处生搬硬套,最终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利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当时面临的复杂形势,做出下一步的战略选择的。

九一八事变后,我东三省就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老蒋反动派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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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当时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少数中国共产党人让他成为了真理。

因为虽然客观上中日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当时除了毛主席等少数人之外,老蒋国民政府认识不到,地方军阀也认识不到,亲日派汉奸们更认识不到。

当然,我们也不是贬低国民党的认识,国民党也有很多有识之士,而我们的张国焘也认识不到,他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搞分裂呢。

既然有这么多人都认识不到,那就给小日本带来了一波神助攻,这个神助攻就是:有意压制民族矛盾发展,反而极力拱火国内矛盾的发展。

说得通俗点就是老蒋始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中日民族矛盾的激烈发展持选择性失明的态度,仍然将解决国内矛盾作为南京政府的主要任务。

老蒋在这一在主要矛盾上的认识不清,让鬼子乐开了花。而且鬼子还很聪明,他们一看老蒋始终把中国的主要矛盾放在内部,就认为可以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来征服中国。

通俗点说就是在中国寻找“汉奸、走狗、卖国贼”,并培养为代理人替他们征服中国,这样,既不用亲自下场,耗费自己本就不强的国力,还能避免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达到间接侵华的目的。例如建立伪满洲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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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关东军老奸巨猾的石原莞尔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提出了一整套全方位的社会和文化入侵方案,通过文化宣传、成立报社、设立学校等潜移默化的方式,专门培养亲日派,进而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不断蚕食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小日本惊喜地发现,老蒋国民政府依然没有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他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就想依照建立伪满洲国的葫芦画瓢,如法炮制下一个“伪满洲国”,这就是华北事变。

1935年初,小日本打算推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自治,收买小部分汉奸卖国贼,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的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称霸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可以说,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但像小鬼子这样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步骤侵略中国的国家,只此一家。

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矛盾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背了客观规律,不管是国民党的老蒋,还是我们的张国焘,谁必将受到客观规律最严厉的惩罚,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我们如果翻开中国地图看看,就会看到最严厉的惩罚是什么?如果鬼子的这一阴谋得逞,我国的版图将会缩水到什么程度,恐怕连饱受大家诟病的宋朝疆域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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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和红军战略重心的转变——肩负起国家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老蒋的南京政府当局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中华民族迎来空前严重的危机。

但是,有那么一首歌不是唱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吗?既然中国已经诞生下了毛泽东,注定小日本鬼子这一阴谋不会得逞。

一方面,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提出了“放弃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党中央始终站在政治舆论的制高点,宣传和号召中国人民认清形势,一致对外,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

为此,直罗镇战役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

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在对日作战中巩固和扩大红军。红军的部署和作战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和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党中央和毛主席此时的任务就是:站在家国大义的高度,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再这样奉行不抵抗的政策下去,中国会连南北朝时期的地盘都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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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殚精竭虑的宣传教育引导下,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在吴起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场战役中被打疼打醒的“少帅”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了。

此刻的我党已经与他建立了某种秘密联系,正筹划组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事宜。

但是,还有一位我们身边的大神仙没有认识到,依然在那里和日本人眉来眼去,他就是东面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因为在华北事变中,小日本就策动山西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也搞五省自治。

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地方实力派眼里,他们只讲求自身利益,是没有家国大义的。在他们眼里,有奶便是娘,日本帝国主义和老蒋国民政府是没有区别的。

谁给的他们利益多,就认谁当娘。也就是他们对于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认识是含糊不清的,极容易被小日本拐带到臭水沟里去。

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大选择——联合张学良与东征山西

为了打击阎老西模棱两可的投降倾向;

为了给未来的抗日战争建立一个可靠、牢固的根据地;

同时获取红军此时急需的人力物力补充;

还能兼顾打通苏联援华通道的目的;

毛主席对上述表面上的三条出路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另辟蹊径的第四条——联合张学良与东征山西。

东征山西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别看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认为这一步步的理论推导合情合理,水到渠成,就认为当时我党的所有人都能认识到。

其实不是的,这种基于高深的理论休养做出的复杂形势演变推导的,在当时貌似只有两个人能做到,一个不用说,肯定是毛主席;另一个大家也很熟悉,就是敬爱的周总理。

其他人,包括我们的彭大将军彭老总和“战神”林彪,抱歉,他们当时还真没认识到。

在当时的会议上,林彪的意见是:到陕南一带打游击,和张学良杨虎城的队伍在陕南周旋。很明显,林彪是从军事角度思考问题的,因为直罗镇战役后,张少帅就被红军打服了,让林彪有了和张少帅抢地盘的勇气。

而彭老总倒是没有从方向性上给出具体的建议,只是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他说:“我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

一是怕渡黄河渡不过去,红军现在休整还不充分,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和徐海东两部分加起来才一万三千人,如果强渡不成,那就不好办了。

二是东渡黄河之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下,我们怎么才能保证能够安全撤回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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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总在具体战术上的看法也是众人的看法,此时红军战斗力羸弱,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如何轻言打出去?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在陕北一带休养生息,补充红军,发展根据地,有了一定条件以后,再考虑下一步打出去的计划。

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正常的,应该说大多数常人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多半都会力求先巩固再发展。

但是,从政治角度去看,那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全国一切舆论和发展中心,都聚集在华北,华北处于全国抗日高潮的最前线,是一切矛盾的聚合点。

只有打出抗日的口号,才能在争取群众和发展群众上夺取主动权,才能唤醒那一群执迷不悟的人,否则一切单纯的军事胜利,都可能成为战略上的失败。

因此,从长远的战略上来思考,到华北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并联合友军,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成了我们一切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毛主席又进一步说服和教育大家:

东征山西,兵锋可直指华北,可深入日军背后,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才能号召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才能补充红军,建立根据地。

所以,红军东征山西,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进可以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向北打通苏联援助通道,在发展中求得苏区巩固和红军力量壮大。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以上目的都达不到,也能到山西去打他一票的土豪,补充点物资,做做群众工作,宣传一下红军的抗日主张。

最终,经过毛主席一番耐心的思想开导后,这二位战神级大将终于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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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位伟人的分工

随后,党中央就当前的两大任务进行了分工:

一、由周总理留在陕北,继续负责和张学良商谈秘密联合事宜,筹划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的工作,由于这个话题的项目规模非常大,我们将在之后的文章中分篇去介绍。

二、由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去东征山西。

东征计划已经确定,随即便部署了具体的作战方针,开始着手部署红军东渡黄河,毛主席亲自指挥这次东征战役。

就这样,大军准备好了便出发了。

当红军来到黄河岸边时,就到了1936年的2月左右。

此刻的四川方向,红四方面军在朱老总和张国焘的带领下,已经结束了残酷的百丈关血战,此时正在转战甘孜的路上,我们前文介绍过。

此刻的黔西方向,红二、六军团在贺老总和任弼时的率领下,已经转战到了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创建根据地运动,前文也介绍过。

此刻的陕北高原,东征途中的毛主席正望着北方广袤无垠的高原雪景,诗兴大发的他顿时来了灵感,挥笔写下了那首恢弘豪迈,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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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关于红军东征山西和山西阎老西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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